CT-6和CT-6B装置始末2

1972年4月2日，我们研究室主任李吉士找我谈话，说室里决定把我调到新成立的104组，做托卡马克方面的事，可能要经常到合肥出差。当时这个104组的组长是陈春先，副组长郑少白、李文莱。他们已经作了一些前期的调研和准备工作，也已确定将来要在合肥发展这方面的研究事业。

这次同时从别的组调入104组的有四个人。我、粟达人、张泽湘和简佩薰。用后来郑少白的话来说，这四个人“政治上都不怎么样”。我是刚结束审查还未作结论的“五一六分子”。粟达人被开除党籍还未恢复，因为他对伟大领袖有不敬之辞。张泽湘绰号“小权威”，被认为是“只专不红”的典型。简佩薰家庭出身不好，身体也弱，文革时期回家休养了几年。和我们同时进入这个组的还有刚从干校回来的朱志英，她是摘了帽的右派分子。这样就使我们这个104组成为室里政治上最不好的组了。至于这些政治上不好的人怎么都到了104组，是别的组不想要还是别的原因，就不知道了，总之陈春先接受了这一现实。

这就是104组最初的8个成员，以后陆续增加，主要是外面调来的人，最多达到20来人。

1972年调入的，可能是郑宗爽、唐继辉和刘春成。郑宗爽是管惟炎夫人、留苏生，从原子能科学研究院调来，104组刚成立几天就来了。唐继辉是成都工学院学管理的，从工业出版社调来。刘春成原是我所五室的，不知为什么调至我室。

1973年调入最多，有钱露茜、任孟眉、刘家瑞、戚霞枝、陈金凤、缪强、李志敏、耿秀敏、高凡、康寿万、李巧珠、张长琦。钱露茜是清华电机系毕业，从镇江农机学院调来。任孟眉是清华无线电系毕业，原来是半导体所的，后下放廊坊晶体管厂。刘家瑞从原子能科学研究院调来。他曾作为专家去过阿尔巴尼亚。戚霞枝是我们室主任李吉士的夫人，北大地球物理系毕业，从长春光机所调来。钱露茜、郑宗爽、戚霞枝都属于当时解决两地关系的“八大夫人”之列。陈金凤和缪强是从撤销的国家科委调来的。陈是郑州大学毕业的，缪是天津大学毕业的。李志敏岁数较大，是邮电学院毕业的，从七机部调来。耿秀敏是个工人，原来参军到过朝鲜，后来一直在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现在随其当人事干部的丈夫调中关村。高凡是著名人士高崇民的孙女，原名高莉莉，在哈军工是模范学生，文革中随其祖父遭难被下放。康寿万是唐山铁道学院毕业的，曾为力学所郭永怀的研究生，1967年曾参与我所箍缩装置的建造工程。李巧珠是华侨，从哪儿调来的不记得了。张长崎是从院部调来的，山东人，后来调至合肥，曾任固体物理所的党委书记。

文革后期的1975年又从北大分配来两位“工农兵学员”，都是山西人。其中韩共和后来成为骨干，牛金生后来调回家乡。此外，又从石家庄四机部十三所调来一位刘轶群，从二机部系统调来一位沈仲卿。1976年调来李赞良。他原是北大光学教研室的老师，文革期间调到安徽大学。

除去这些组员以外陈春先还从五室借调了杨海清负责真空方面的工作。另外电工所协作的人员有严陆光、马宏达、余运佳、易昌练、刘德成、王燕菊、张宏、赵惠娟等人。

北大参加的主要是物理系夏蒙棼、张承福两位老师。他们给我们讲过几次课，还带学生参加一些工作。

清华大学张礼教授参加过策划，但从未到过这里。他们学校有两位教师参加过一些具体工作，但中途退出了。清华还来过一位赵南明老师，给我们讲过课。

1972年启动6号（即CT-6）计划的同时开始筹建合肥研究基地，我们所负责人事，就是调人，多是文革期间分配到各地的大学生。开始调来的人在那里没事干，就在我们这里实习。曾在这里干过的有谢纪康、张澄、傅积闿、葛袁静、张广秋、施雪华、周丁发、林文漪、陈平、何也熙、王孔嘉、高永锦、张克诚、葛文、刘胜侠等人。因为合肥的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正在筹办等离子体专业，他们系的教师俞昌旋、叶云秀也曾短期来此工作。此外，周围一些所里的人，为解决两地关系正在调合肥，也来这里帮忙，如电子所的张维德、计算所的朱绪法。

一开始，104组的办公室在主楼一楼东侧靠北的一间实验室内，陈春先的办公桌就在那里。我依然在原来的101组呆着。

这个组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实验室，就是将来安装装置的地方。这个地方，选择为402楼的原水晶车间。这个车间由一层和一个半地下室组成，面积较大。半地下室由许多小房间组成，每个里面原来是一个烧水晶的炉子。所有小房间排列在两个甬道两侧，有铁门，因为据说这些炉子在烧时可能爆炸。这两甬道上面开口在一层。

我们决定把储能电容器放在地下室这些小房间里，把铁门吊上来铺在甬道上，使得在一楼行走时不致掉进地下室去。这后一主意可能是我建议的。所以我们在建组之初，就干这个体力活，搭一个架子，用吊链将铁门一个个吊起，铺在甬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