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6和CT-6B装置始末15

我从1972年参加CT-6的工作，1984年开始负责实验工作，2000年该装置关闭，大约30年吧，主要精力都花在这个装置上。就当时的客观条件来说，我们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所有成员的努力和贡献没有白费。就这种研究工作的性质而言，所取得的成果都源于集体的努力。十几个人，甚至二十几个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确实很不容易。在这方面，有以前的老组长陈春先和其他组长留下的很多好传统，我们一直保持下来。

原来我们的支部书记说，当个领导是十分不容易的。我感到也不十分困难，就我负责这个课题组的经验来说，主要有这样几点。第一是你必须想办法弄到科研经费。我的那个时代，这一点不很困难，但花费很大精力。当时申请经费的门道已经很多，除去基金委以外，院里也有一些项目如院长基金等。只要你知识面较广，脑子灵活一些，不难找到一些经费来路，虽然每一项都不很多。为什么要充分的研究经费呢？因为这不但支持了研究工作还和组内每人收入有关。当时规定不管哪里来的钱，组里均有一定提成。不管这种规定是否合理，在当时研究人员收入还很低下的时候，确是一种重要补充。

第二，利益分配要合理。所说的提成，在我们组内是平均分配的。我们指定一个人管小金库和分配提成和其他收入。这个负责人造了一个表，每人领钱时签字，做到完全透明。当然研究生没家庭负担，比工作人员要分得少一些，但也有份。

至于发表文章署名，考虑到主要贡献人基础上轮流排名。

组内人员业务水平不一，有的努力，有的不努力，我全都不强求。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管努力不努力，都是他自己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无优劣之分，都应该尊重。

第三，在需要冲锋陷阵的时候必须走在前面。1986年处理三氯联苯电容器，正值暑天，在充满难闻气体的环境中挑选漏油电容器，把一百多斤的电容器从架子上抽出来，是件既危险又费力的活计。当时我只选了两位身体较强健的组员和我一起工作。

1998年，实验大厅的天车坏了，而且停在中间，无法从边上的阳台上去修理，只能从顶棚上爬过去。我们从外边请了个电工来。他仰头看了看高达二层楼的天车，说我已经三十几岁了，家里有老婆孩子，不能冒这个险。因这事太耽搁工作，无奈，我到所里电工班借了两付安全带，和一位研究生一起爬了上去换了继电器，修好了天车。

这年我58岁。几乎所有组员也都差不多大，所以我只能找一位研究生。在一般情况下，我从不找研究生从事劳动性的工作。我们实验大厅的家什都很笨重，搬运、起重是家常便饭。我是这样理解的：职工拿的是工资，就是叫你干活的，不要说你是什么研究员工程师，该干就得干。而学生拿的是助学金，是来这里学习的，不是劳动力。所以我极端鄙视那些叫自己的学生干家务事的导师。当然义务献血经常是学生们的事。我只去过一次。

我说的是上一世纪的经验，估计不能用于今日，但在当时确实做到组内比较团结，没发生什么大的争执。

下面再说问题的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虽然做出一些成绩，但是我们应该做得更好。在托卡马克研究主流方面，我们的贡献甚微。其原因，除去我本人的学识、经验、付出不够以外，也有许多外在原因。其中主要的是我们没有把精力完全集中在托卡马克上，还兼营了很多别的方面的课题。其中先后有声致发光、尘埃等离子体、激光等离子体、非线性物理现象等。1987年我还作为总体设计参与了我国第一台落管的建造。为什么我们要这样遍地开花呢？原因是，当时每一课题能拿到的钱都很少，所以你手里必须攥着一大把课题才能存活。再者，课题多，东方不亮西方亮，出文章的路数也多。我们两篇Phys.Rev.Lett.文章都不是托卡马克的（分别是非线性现象和声致发光）。而文章也是生存的要素。所以归根结底，是科研经费制度和学术价值判断体系的缺陷使得人们难于长期专心致志从事某一研究。

更严重的是1984年科研体制改革带来的冲击。当时要求研究人员自己赚钱，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后来的结果证明这是虚妄的，所里除去磁性材料和锂电池以外，没有成功者，反而浪费了不少精力和钱财。我们也没能抗住这股潮流，按照我们长于充放电系统的特长，给三环公司研制充磁机，在这上面花费不少精力，也没产生显著效果，和他们的合作也不甚成功。

当然这是外在因素，我们没有坚守自己应有的意志和立场是主要原因。但宏观看来，是我国的科研体制尚不成熟所致。

我已退休多年，在回顾CT-6和CT-6B装置这段历史的时候，我非常怀念这一装置的创始者陈春先。没有他的眼光、胆识和机敏就没有这一装置。我们后来所做的不过是他的事业的继续而已。他也是我最知心的朋友。就个人关系而言，我在这一装置上的努力也是在为他争气。

我也非常怀念已经走了的同事。他们是李赞良、任孟眉、韩共和、高凡、刘春成、耿秀敏。我们曾如兄弟姊妹一样相处，度过了非常愉快的时光。这件事本身也许就是我们生活的目的。

一些同事2013年9月摄于科技馆前，背景是CT-6装置主体。左起：粟达人、耿秀敏、王龙、刘轶群、王文书、张厚先、杨宣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