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本名著的译本

作者 高关中（德国汉堡）2017/3/2

采访著名的德语文学翻译家杨武能时，了解到他在北京读研和工作的那些年，结交了不少有名望的文化人，甚至到了称兄道弟的份儿上，真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其中就有名气响亮的翻译家傅惟慈和董乐山。这两位翻译家可不简单，前者翻译了诺奖得主托马斯曼的名著《布登勃洛克一家》，后者主译校订了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的大部头名著《第三帝国的兴亡》，两本书都在文化界有巨大的影响。这里就说说这两位翻译大家的故事。

潇洒译家傅惟慈

杨武能说：“傅惟慈在我北京的老哥们儿中资格不算最老，名气不算最大，但与我关系最深、最密切，因此也对我最重要。已经记不确切是什么时候开始来往，只知道上大学时就读过他译的书，对这位前辈同行早已怀着敬意。……

说傅惟慈与我关系最深、最密切，是我在读研究生时就常上他在四根柏胡同的家里去，他呢，也不只一次屈尊来我住的北师大看我。记得一次是我生病了；另有一次是暑假，他来时我正一个人打着赤膊在寝室里翻译赫尔曼·黑塞的小说《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他见了既感慨又感动，感慨于我们这些‘翰林’生活、工作条件之艰苦，感动的是我这么用功、勤奋。……

言归正传，傅惟慈见我这么亡命地译书，也许因此想起了自己的青年时代，惺惺惜惺惺吧，对我便格外地好起来。我呢，觉得他旷达、随和、好交游，也就不再拘束、见外，成了他家的常客。”

傅惟慈祖上是有产有业的旗人。他1923年生于哈尔滨，先后在辅仁大学、浙江大学（战时内迁贵州遵义）、北京大学攻读西方语言、文学。1950年在北京大学毕业，长期从事外国留学生汉语教学工作，后在北京语言学院退休。

年轻时候，傅惟慈对文学有梦想，但发表作品不易。做翻译是为了忘记当时残酷的现实，也不排除是为了想表现自己是一个人，而不是“螺丝钉”。上世纪50年代中期的时候，国内德语文学名著译本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当时周扬找各个专业的专家一起来编“世界文学名著”，共100多本，其中傅惟慈挑选了德国著名作家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来翻译，不到30岁他就声名鹊起。

《布登勃洛克一家》（Buddenbrooks）。这部作品以北德吕贝克一个三代经商的大家族为背景，勾勒出一幅“老子创业，儿子守业，孙子败业”的盛衰图。反映了资产阶级富商家族的萌芽、成长与衰落的过程，成为德国社会19世纪30年代至90年代的一个缩影，堪称是德国版的《红楼梦》。1929年，托马斯·曼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瑞典诺文奖评委会在评语中，突出了这部作品，评语说：“主要是由于他的伟大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这部作品日益被公认为当代文学中经典作品之一”。《布登勃洛克一家》在德国家喻户晓，以此改编的电影和电视剧深受观众的喜爱。能把这样一部德文巨著翻成中文，可想而知，需要什么样的功力。

“文革”开始不久，他突然被安排到资料室去打杂，取消了登讲台的资格。学校里贴的大字报有些还在他的名字上打了红叉。他想自己不写文章只搞翻译，最大的罪名无非是宣扬资产阶级思想吧？

有一天上午，一位老师对他说：“没想到你还写诗。”傅惟慈说：“我是个俗人，从不写诗。”他告知说学校有张大字报说傅写反动诗。几天之后，这位老师送来的一张纸条，傅惟慈才恍然大悟。纸条上面写的是：“笔记本，遗失后归还。诗歌残句，含沙射影。”在那一年多以前，上海一家出版社计划出一本纪念德国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的诗集，约傅惟慈帮他们翻译一些德文诗，都是指责统治者奴役人民的内容。他常常是晚上上床前背一首诗，第二天偶然想到该怎么翻译就随手记在本子上。后来这个本子不知怎么回事丢了，过了几天才从系里的秘书那儿领了回来，没想到就在这几天里他们把笔记本当中的几页拍了照片存到档案中。

假如没有那个老师通风报信，傅惟慈还不知道这“反动诗人”的黑锅还要背多久。幸亏他还保留有出版社的约稿信。于是提交了申诉，后来系里的领导小组找他去谈话，说写反动诗的事情已经解决，但还是要继续劳动，其中一个人说：“诗虽然不是你写的，但你翻译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就没有共鸣吗？”这种强词夺理，令人哭笑不得。可是这些人有权整人。这就是文革时的现实。

无奈，傅惟慈只好到资料室去打杂，甚至被安排去做木工。但是，一个有才华的人绝不肯白白地浪费生命，他便潜心译事，即使在那个既无稿费也不能署名甚至还要冒“贩毒”挨批风险的时候。然而，工夫不负苦心人，等到知识不再无用的80年代，傅惟慈已卓然成家，成了中国译协的当然理事。

且不说傅惟慈从英文翻译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1904-1991）的《问题的核心》和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1874-1965）的《月亮和六便士》，就讲他译自德文原文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和《臣仆》这两部大名著，这两部现代德语文学的经典，就已经很了不起！它们分别是大文豪托马斯·曼和亨利·曼弟兄的代表作，谁要译出其中一部，就足以在中国的现代翻译文学史上留名。而且傅惟慈译得是那样好，不但令科班的Germanist （德国语言文学学者）佩服，还使在重译或复译成风的今天，至今没人敢动另起炉灶的念头。他还翻译过毕希纳（Georg Büchner，1813-1837）的剧作《丹东之死》等作品。傅惟慈通英、德、法、俄等多国语言，译著加起来不下三四百万字。

除翻译外，傅惟慈还有很多兴趣，如听音乐、集钱币、喜拍照、爱旅游，自费跑过不少国家呢！2014年3月16日傅惟慈去世，享年91岁。

翻译大家董乐山

傅惟慈在翻译界朋友颇多，杨武能结识董乐山就是他介绍的。杨武能保存有好几封董乐山的来信。两人互赠作品，互相切磋，足见两人惺惺相惜的友谊关系。

董乐山（1924-1999）也是译界大腕，生于宁波，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主修英国文学。他的哥哥就是享誉北美的华人作家董鼎山（1922-2015）。董乐山后来进入新华社工作。在帮助党整风的号召下，提出了让干部稍有一定程度择业自由的意见，1957年夏天被打成右派，送到唐山去“劳改”。 1961年被改正，回到新华社，身份却仍属“摘帽右派”。后来有一段时间被下放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书。

傅惟慈和董乐山的交谊建立于同是落难的文革之中。1972年春，傅惟慈所在单位——北京语言学院撤销后宣布并入北京二外。就这样，董乐山和傅惟慈从分属两校、互不相识的教师成为同校、同系的同事了。两人当时还都背负着没有了清的“旧账”，仍被剥夺登讲台授课的资格，所以就被一起塞在资料室里。两名无所事事的闲员，相对坐在办公室一隅，一杯清茶，一只纸烟，清谈成为必修的日课。互相逐渐熟悉起来。傅惟慈回忆说：“解放后他在《参考消息》工作了八年，每天同国外报刊打交道，对天下大事了如指掌。所以同他谈话，我常常有茅塞顿开之感。我同乐山相识后，最佩服他的是两点：一是他读的书多，知识面广；二是他在艰辛的处境中，孜孜不倦做学问、搞翻译的坚韧精神。《第三帝国兴亡史》一书的翻译出版是一个典型例子。”

《第三帝国的兴亡》是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的大部头名著。他二三十年代到德国开始对纳粹进行多年报道，目睹了希特勒怎样夺取和巩固他作为一个独裁者的地位。战后又查阅了盟军缴获的大量德国秘密档案资料，花费了5年半写成这本纳粹德国史，细述希特勒的崛起和灭亡。1959年一出版就名噪一时，成为全球畅销书。史学界、文学界和书评家都认为这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极具历史价值，而又具可读性。

新华社图书馆也进口了此书，作为内部参考。当时董乐山偶然在书架上发现这部书，但翻开一读就不忍释手，“许多过去在报刊上读到过而又语焉不详的历史事件一一重现在眼前，而作夹叙夹议的评论洞微察毫，令人折服……”（董乐山：《另一种出书难》原语）。他当即毛遂自荐，请求翻译。那时他还是30多岁的小字辈，社里先让他试译了一小部分，认为质量不错，就着手让其翻译。考虑到这是一本130多万字的巨著，出版社决定由9个人合译。其中，董乐山翻译了20万字，并负责全书校订。1965年该书作为内部书，分为四册出版。由于当时还没有校订者署名的先例，也因为参与翻译的人太多，该书从每个译者的名字中摘了一个字，印在书目上的译者为“董天爵”等。1974年再版，在董乐山的争取下，才署上了翻译者的名字。该书重印，很快脱销，不到一年即再版，仍然是“内部”发行。直到1979年，“文革”中被迫关闭的世界知识出版社恢复，《第三帝国的兴亡》成为其公开印行的第一本书。

文革期间图书匮乏，特别是有思想深度的好书极度匮乏，只能“吃野菜”的年代，内部书好比是“窝窝头”，成为真正填饱饥肠的精神食粮，成为众多传看者的精神盛宴。70年代我有幸借来读过这部书。觉得内容丰富，史料翔实，而且该书有对斯大林，对很多事物的的看法与我过去所学的不同。读了很有震撼。80年代我在汉堡大学就读，有一天在天地书店发现了这本书的香港版，上下两卷，共1700多页，定价42马克，这对于穷学生的我不是一个小数目。一咬牙，买了下来，至今放在书架上，不时还会查阅。

董乐山还翻译了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记录了斯诺30年代在陕北所见所闻。他翻译的《西行漫记》是斯诺这部关于中国革命的经典性著作中文译本翻译得最好、流传最广的一部，译作文笔流畅纤巧，达到了很高的水准。他不愧是一位难得的信达雅俱佳的翻译家。

董乐山一生译作颇丰，除《第三帝国的兴亡》和西行漫记》外，还有记录1944年8月解放巴黎全过程的报告文学《巴黎烧了吗？》、实录1932-1972年美国社会变迁的《光荣与梦想》、关于西方文化传统的普及读物《古典学》、东欧作家阿瑟·库思勒描写红色恐怖的《中午的黑暗》以及奥威尔（GeorgeOrwell，1903-1950）的《1984》等名著。他所翻译的各种不同的史著、回忆录、小说、理论著作与他所有的书评和杂文，构成了一个整体。他以知识的方式发出自己思想的声音，从而，他的文章和他的译作便具备了持久的生命力，把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当代中国所发挥的独特作用表现得美丽无比。

1999年10月16日，董乐山病逝于北京，享年7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