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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美国的博士学位与学位论文的六个发展阶段

已有 1401 次阅读 2018-9-11 13:23 |个人分类:国际交流|系统分类:教学心得| 美国, 博士, 教育, 发展

 

美国的博士学位与学位论文的六个发展阶段

Lester F. Goodchild, Margaret M. Miller

张怡真(河北大学教育学院讲师)译


原文载于:Goodchild, L. F., & Miller, M. M. (1997). The American doctorate and dissertation: Six developmental stages.New Directions for Higher Education,1997(99), 17-32.

 

【摘要】:推动知识发展的愿望促使十九世纪的美国教育工作者创建博士学位并建立研究型大学。最初设立博士学位的根本原因是教授具有学术职业的研究生如何进行基础和应用研究。博士学位的要求在141年中基本保持不变。

美国的研究型大学在当代北美社会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进行了大约一半的美国基础研究,培养了几乎所有的哲学和医学博士,并且还培养了全国30%的学士学位毕业生。虽然其他发达国家没有任何机构能与之匹敌,但它们已被誉为后工业社会的中心机构……它们数量众多,形式多样,从多种来源获得生计,因此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机构Geiger1993p.vii)。当博士学位出现在十九世纪中期的美国时,研究型大学不同于其他的高等院校或科研机构。研究生将此学位作为教学和探究学术生涯的专业训练。因此,美国研究型大学的使命存在于博士学位的生命力。

作为这些新大学的典型使命,研究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获得了比其他目的和功能更突出的位置。早在丹尼尔·吉尔曼(Daniel Coit Gilman)于1856年在耶鲁大学引入荣誉博士学位的努力中,就可以看出它与正式学位和论文的联系(Cordasco1973p.25)。哲学博士学位演变的六个发展阶段产生了其当代结构。在对新知识的需求和相关制度结构的必要创建的推动下,这一学位的发展塑造了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根据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的分类(1994年),现在有125所顶尖研究型大学授予最负盛名的博士学位。1994年,共有四百所大学授予了43,863个博士学位(教育统计摘要,1996年)。这些发展经常被描述为理想主义的叙述。实际上,如果个人、团体和组织没有持续而有争议地为促进、提高和改革学位在美国科学的兴起和学术职业的专业化中的作用而斗争的话,那么这一成就也就不会发生了。

本章呈现了该学位和论文发展的新的历史概况,特别关注这一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以及学生的反应。它涵盖了学位演变的两个主要历史时期,共包括六个发展阶段。在1787年至1899年的形成时期,美国的教育工作者寻求创建博士学位和研究型大学。这一时期可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从1787年到1874年,研究生教育和博士学位开始出现;第二阶段从1875年到1899年,美国的研究型大学建立起来,所有博士学位开始与原创性研究相关联。

1900年至今的广阔时期,许多大学博士项目的增加为学生提供了更多进入学术职业的机会。这一时期可以划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和一个重叠时期,这一时期努力保持质量与数量倍增的均衡,并开始进行定期评估。第一阶段从1900年到1937年,美国大学协会(AAU)发挥了标准化作用,以确保博士学位的质量;第二阶段从1938年到1957年,区域认证协会允许更多的大学提供博士学位;第三阶段从1958年至今,博士研究和教育作为国防、卫生和科学的优先事项获得联邦资助;第四阶段是1960年至今,博士生教育受到了广泛的审查。因此,本章为本书提供了关于学位论文现状的基本概述,以及影响其形成的个人和制度因素。

研究生教育和博士研究的兴起:1787-1874

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后,四个方面的发展反映了对研究生教育和大学的需求出现了。首先,联邦授权发展大学始于1787年,当时制宪会议呼吁建立一所国立大学。虽然美国的前六位总统都支持这一观点,但从未建立起一个机构(Brubacher & Rudy1968,第225页)。直到1862年《莫里尔赠地法案》才为联邦政府赞助州立大学提供了立法工具。随后的国会行动加强了联邦政府与公立高校之间的关系。首先,1887年的《哈奇法》(Hatch Act)为农业试验站提供了资金,使得赠地大学的教师能够为农民提供更好的耕种建议。第二,1890年的《莫里尔第二赠地法案》为南方的非裔美国人创建了赠地大学,并为所有这些院校设立了一般学术项目的年度联邦拨款。这些联邦法律的出现是由于当时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校长乔治·W·阿瑟顿(George W. Atherton)和其他赠地领导人的激烈游说,他们确保了联邦政府在资助高等教育方面所发挥的独特作用(Williams1991p.3)。回顾过去,这一联邦政府的伙伴关系为州立大学的实用使命提供了理由和资金,而它们终将囊括研究生教育。

第二,这些州立大学的范例来自弗吉尼亚州。作为该州众议院的成员,前总统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和查尔斯·默瑟(Charles Fenton Mercer)在1825年拥护新大学成为与欧洲其他大学类似的研究机构,(Storr1953pp.9-14)。最初,他们的研究意图并没有成为现实,尽管他们创建了八个独立的有苏格兰根源的研究学院,(Sloan1971pp.245-247),这些学院成为发展中的美国大学理想的重要补充。这种规划的结构预示着未来学术研究的部门化,促进了研究生教育的发展。不过,尚需更多的条件。

为研究提供独特存在理由的另外两个力量来自欧洲。一个代表了德国大学,另一个体现了美国学生对大学的体验。从1810年开始,柏林大学开始提供一种新的研究模式。科学(Wissenschaft)为现象研究提供了严谨的方法例证,它将批判性评价与对科学事实和人类价值观的平衡关注相结合(Herbst1965p.57)。在人文学科的研究中,这种方法更具哲学性,采用了一种批判性的调查方法(Veysey1965pp.126-127)。这些方法鼓励教授和学生为了知识本身而探索,通常没有任何明确的功利主义的考虑。在1820年至1920年间,约有九千名美国学生在德国留学。德国大学的博士教育提供了独特的学习经验,这种经验在美国和其他地方都难以获得。注册德国的学位很容易,要求很明确,包括至少成功参加两年的习明纳,一篇令人满意的论文,以及通过综合的口试Herbst1965pp.1,9)。

这些令人兴奋的经历让留学归来的美国人渴望在少数提供研究生教育的机构将其扩大。虽然乔治·蒂克纳(George Ticknor)在哈佛大学的课程改革失败了,但亨利·塔潘(Henry Philip Tappan)在密歇根大学的表现要好得多,他在那里开设了讲座和学科专业(Storr1953; Turner and Bernard1989)。当学术领导者试图在美国复制他们的国外博士学习,使之适应美国的实践,并在新的大学为那些无法或不愿前往德国的人开设这些项目时,研究生教育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功。因此,正是这四种力量塑造了十九世纪美国研究生教育的发展。

早期的研究生教育。1701年建校的耶鲁大学在研究生教育伊始占据突出地位。早在1814年,耶鲁的教师就开设了与学士学位课程分开的研究生课程。要求学生在学习这些课程之前,必须获得学士学位。而且他们必须居住在学院,直到完成所有课程。虽然研究生注册人数在之后三十年起伏变化,但1847年耶鲁创立了一个独立的哲学和艺术研究生系(Storr1953pp.54-56)。同年,两位著名的科学教授约翰·诺顿(John P. Norton)和小本杰明·西里曼(Benjamin SillimanJr)建立了一个科学研究的实验室——科学研究所(Scientific School)(Cordasco1973p.19)。这个学士后部门提供化学、矿物学、地质学、植物学、数学、物理学、气象学和天文学等文、理科课程(Gilman1898pp.125,131)。美国的博士教育在这两个部门悄然出现。

第一个博士学位。耶鲁大学的博士教育通过丹尼尔·吉尔曼(Daniel Coit Gilman, 1831-1908年)的影响而成立。1852年从耶鲁大学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后,吉尔曼于第二年夏天在哈佛学习。在之后的两年时间里,他求学于德国大学与科学院的讲座和研讨会。之后吉尔曼回到耶鲁大学,在詹姆斯·达纳(James D. Dana)教授的邀请下,他帮助更名后的谢菲尔德科学学院制定了一套新的计划。1856年,吉尔曼发表了《科学学院与耶鲁学院完整组织的拟议计划》。在这个计划中,他呼吁建立经过严格考试授予的哲学博士学位。虽然吉尔曼承认其他国家对此学位提案的教育实践和影响,但他认为最重要的是使之适应当地条件和美国的需要Cordasco1973pp.3,24-26)。其他人则会将此计划更进一步。

18607月,谢菲尔德科学学院的院长约翰·波特(John A. Porter)请求耶鲁大学的校长和同事允许学院以及哲学与艺术系根据德国大学的惯例提供博士学位。学生需要经过两年的研究生学习,熟练掌握语言(系要求掌握希腊语和拉丁语,学院要求掌握法语或德语),通过学业考试并完成论文。关于最后一项要求,波特表示,论文应由教师同意,给出原创性的化学或物理研究的结果(斜体字后加,Cordasco1973P28-29; Storr1953P57)。

由于其与德国博士教育的明确联系,波特的要求指出了美国学位采用原创研究的科学理想。同年,耶鲁的董事会批准授予该学位。1861年,该学院为三名达到高标准成就的学生授予博士学位(Gilman1898pp.134-135)。耶鲁已经确定了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基本要求:分散学习、语言、考试和论文。因此,吉尔曼在美国授予的第一个博士学位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后来,哈佛大学的校长查尔斯·艾略特承认并称赞吉尔曼在将优秀哲学博士学位引入美国的作用。(Eliot1897)。1870年至1889年间,宾夕法尼亚、哈佛、哥伦比亚、普林斯顿和布朗也依次了实行了这一研究生教育(Cordasco1973p.16n.5)。然而,需要迈出更大的一步。吉尔曼将创建一个不同类型的机构,将学位带到下一个发展阶段。

研究型大学的兴起创造了一个专门致力于研究的机构使命。在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大学校长对传统本科教育的关注阻碍了早期扩大研究生教育的努力。新的大学通过研究,特别是科学研究,寻求更多的知识进步,从而取代了这种抑制作用。由于吉尔曼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成就,这项努力终于在1875年取得了成功。它影响了随后建立的克拉克大学、美国天主教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这里仅列举了最初建立的这些新院校。它们的博士生产力、管理和学生反应呈现出高等教育的新前景。

吉尔曼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由于诺亚·波特校长对研究生教育的反感,吉尔曼离开了纽黑文(Cordasco1973pp.32-33)。1872年,他出任新的加州赠地大学的校长。在之后三年,他努力创造不是另一个柏林或耶鲁,而是一个常被重复的理想中的院校,即必须适合这里的人,适应他们的公立和私立学校,适应其独特的地理位置,适应新社会的要求及其未开发的资源Gilman, 1898, p.157)。

当吉尔曼致力于发展这所院校时,他接到了一个更具吸引力的电话,要在东岸建立一所著名的大学。187411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董事会在其创始人350万美元的支持下,询问吉尔曼是否有兴趣成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新校长。在那里,他可以将其扩大研究生教育的愿望与研究生教育结构美国化的决心相结合。吉尔曼向董事会提出了一种新的研究理念,即促进高深的学术和研究生培养将成为他在新大学的目标Hawkins1960pp.3,21-22)。在18751月正式上任时,吉尔曼在大学的使命中加入了促进基督教文明Gilman1875; Marsden1994)。

在到巴尔的摩履职之前,吉尔曼访问了许多欧洲的高等教育机构。他前往柏林和莱比锡等德国顶尖大学评估科学教育,特别是化学和物理实验室以及医学院的教育(Gilman1875)。当他在霍普金斯建立自己的大学时,来自董事会和当地社区的各种压力要求吉尔曼纳入本科学习。然而,研究生的定位仍然是大学最强大的特色(Hawkins1960pp.27-28)。

研究型大学的使命。吉尔曼于1876222日在就职演说中描述了新的美国研究型大学的使命。虽然这些大学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欧洲的院校,但吉尔曼希望它们能够保持某些美国高等教育的价值观、实践和传统。他认为,它们应该做的不仅仅是创造学识渊博的仆人,简单的工匠,狡猾的诡辩者,或自命不凡的修炼者大学的目标是培养品格……不是为了向学生传授知识,而是为了激发求知欲,呈现方法,发展能力,加强判断力,以及激发思想和道德的力量1898, pp.19-20)。后来,在哈佛大学Phi Beta Kappa兄弟会发表的演讲中,吉尔曼指出才能的发展是大学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其他目标还包括学术的进步,知识的保存,……精神的提升,文学的培养,专业标准的提高,以及保持心灵的宁静1886pp.27-28)。尽管大学的使命致力于研究(Gilman1898p.296; Veysey1965pp.160-165),但它延续了美国独特的教育目标,即将教学与注重学生的才能和基督徒的品格发展相结合。这项使命部分源于该国250年历史的学院传统。

博士学位的要求。大学通过许多方法鼓励未来的学者和研究人员的发展。最初,霍普金斯大学的讲座和研讨会提供了传授知识和发展技能的途径。此外,20个奖学金让学生获得了全日制学习的机会(Storr1973pp.41-43;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Register1877-1878p.26)。在其中一个院系要求的两年学习期间内,学生通过书面、口头或实践考试来证明他们不断增长的专业知识。

这些学术成就为研究生在博士课程中进行最苛刻的下一阶段学习做好了准备,成功完成论文并进行答辩表明了其专业的学术能力。随着研究型大学的发展,论文的要求变得更加正式。然而,从一开始就对原创性的要求很明确。公开的论文要求很清晰:学生创作的论文应获得学院的批准,本论文必须是关于研究主题的原创性研究成果,论文的主题必须在学位授予之前不少于六个月呈请院系主管或主考官批准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Register, 1877-1878, p.25)。学生还必须在他们的论文中呈现运用方法论的专业知识进行研究。正如霍普金斯的化学家在第一年所指出的那样,论文……不仅仅是例如可以在一个好的图书馆中完成的汇编,而应该是对某些问题的讨论,应基于候选人为解决问题而进行的实验。这项工作的训练将使他明白科学建立起来的方式,并且他的兴趣也将在完成工作中被唤醒Hawkins1960pp.223-224)。

1878年,吉尔曼在向董事会提交的年度报告中更正式地提出了这些要求。他写道,候选人应该表现出精通研究主题,具有独立思考和精心研究的能力,以及以清晰系统的逻辑、恰当的语言表达自己的研究成果的能力Hawkins1960, p.123)。后来在管理上又增加了对论文和博士学位的接收等其他方面的要求。在学习和研究上投入更多时间的压力导致管理部门在1881年要求学生在获得学士学位和博士学位之间间隔三年时间。学院还希望学生在数量日益增加的由霍普金斯或其他大学以及专业学会主办的研究期刊上发表他们的论文或学位论文。此外,大学管理部门在1884年开始要求学生自费印刷150份论文(Hawkins1960pp.75,109,123-124)。这些副本被送往全国其他大学和学院的图书馆,它们增加了个人和大学的声望。管理者希望在专业同行之间共享这些新知识。最初,成功完成这些要求的男性可以被授予哲学博士学位,1907年之后女性学生亦然。(在此之后,女性也有资格获得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学位,但在这方面霍普金斯仍然落后于耶鲁、芝加哥和克拉克大学,在那里女性已经被录取为研究生[Gordon1990; Koelsch1987pp.72-74]。)霍普金斯的要求很快成为所有其他大学所接受的模式(Geiger1986pp.8-9)。

因此,吉尔曼对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设计不仅致力于创造新知识,而且还致力于创建一个机构,在这个机构中,博雅和科学教育都有助于其成为最有效的促进和普及知识的机构(吉尔曼, 1898p.48)。吉尔曼校长结合了许多欧洲和美国的传统来设计这一新的大学使命,即强调发展科学学者。吉尔曼从大学毕业后就开始希望创建这种类型的美国大学。在18764月致耶鲁大学教授达纳的一封信中,吉尔曼表示,他们二十年前就如何发展科学学院的第一次讨论对其新大学的愿景和规划至关重要(Cordasco, 1973, p.67n.4; Gilman, 1898, pp.146-147)。

学生对博士研究的反应。研究技能和专业知识的发展来之不易。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和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是美国高等教育的两位重要人物,他们对霍普金斯大学的反应不尽相同。1884年,当弗莱克斯纳作为一名17岁的本科生就读于这所大学时,他认为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弥漫在我们呼吸的空气之中1940, p.57)。他高度赞扬霍普金斯大学的校长吉尔曼,并指出在这里本科生和研究生受到同等待遇。弗莱克斯纳后来成为美国医学教育和大学的重要改革者之一。

同一时期,伍德罗·威尔逊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虽然他质疑亚当斯教授的演讲,但他同意弗莱克斯纳的整体感受。威尔逊很高兴进入这所大学,因为他认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是美国最好的大学。然而,令他感到遗憾的是,他所在的部门(历史和政治系)在教师队伍方面处于弱势……在我们拥有的三个博士中,一个是虚伪、肤浅的,第二个人满腹经纶,却自满于此,毫无进取之心,而第三个仅仅追随于第一位。像许多学生一样,威尔逊不喜欢大多数教师的讲课:我们班上的一个年轻人认为每天的课堂都是为我们设计的娱乐活动,因为它们使我们严肃的学习获得了怡人的间歇1966, vol .2, p.552)。然而,斯坦利·霍尔(G. Stanley Hall)在教授中脱颖而出:我上他的课不仅仅是因为我要成为一名教育家,而是因为我发现霍尔博士是校队中最有趣和最具启发性的人之一。他充满了各种想法,并且以一种令人愉快的、简单的、阅历丰富的方式来传授它们Wilson1966vol.3p.430)。威尔逊也不喜欢并且厌倦了为了考试而死记硬背,他考虑了不完成博士学位的想法。(1966vol.3, pp.379, 414-415),主要是因为所在系与其在政治学方面的兴趣并不完全相符。然而,威尔逊完成了他的博士学位,后来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和美国总统。

其他研究型大学。当耶鲁和哈佛继续扩大它们的博士学位时,1889年克拉克大学(Clark University)和美国天主教大学(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作为独立的研究机构成立了。霍尔离开了他曾经担任心理学和教育学教授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后,成为了克拉克大学的校长,并在100万美元的捐赠下开创了这一机构。十五名霍普金斯大学的教师来到了马萨诸塞州加入他的大学(Goodchild1996; Koelsch1987)。与此同时,天主教大学只用30万美元的创始捐款就完成了这项研究使命。不幸的是,与其他研究型大学相比,1904年涉及捐赠的金融危机削弱了其财政活力和博士教育的程度(Nuesse1990)。由于持续的财务困难,以及渴望更好的财务稳定前景,每所大学最终都接纳了本科生。然而,在克拉克和天主教大学成立后的十年内,它们的管理者和教师被迫更多地分别关注与心理学和神学相关的研究和学习(Veysey1965)。

1892年,另一所主要的研究型大学成立,这所大学即使不是超越,也可以称为霍普金斯理念和使命的具体体现。约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捐赠3500万美元创建了芝加哥大学(Goodspeed, 1916, p.293)。威廉·哈珀校长(William Rainey Harper)和120名教师创办了这所大学,以在中西部地区继承新的美国研究精神,其中一半的教师是从克拉克大学挖来的(Geiger1986p.11; Koelsch1987)。

在这四所新的研究型大学中,霍普金斯大学成为当今扎根于美国博士学位研究理念的制度先驱。新的标准包括成功完成研究生课程和研讨会、语言测试、综合的书面和口头考试,以及反映原创性研究的学位论文。

霍普金斯、克拉克、天主教和芝加哥大学的博士生产力。霍普金斯、克拉克、天主教和芝加哥大学在建校后25年内的博士生产力显示了科学研究的支配地位(见表2.1)。这些年间在这几所院校撰写的1,930篇学位论文中,有1,035篇(即54%)属于自然科学和生物科学领域。授予博士学位的数量显示,四个院校中的某些学科对学生最具吸引力。为了满足工业化美国社会的需求,学生们在以下领域撰写了论文:化学(238篇)、数学(139篇)、物理(119篇)、生物学/动物学(102篇)和地质学(77篇)。克拉克大学的霍尔校长,是美国顶尖的心理学家之一,他创立了美国心理学会,由于这一时期心理学的发展和扩张,因此吸引了许多学生。在这些大学授予的133个心理学博士学位中,有88个来自于克拉克大学。

与科学类似,其他学科和发展领域的博士生产往往依赖于创造这些新知识领域的著名学者。在人文学科中,历史(177篇)首先脱颖而出,由于美国历史协会的创立者、霍普金斯大学的赫伯特·亚当斯(Herbert Baxter Adams)而闻名。人文学科中的大多数学生选择学习语言以谋求未来的大学学术职位:希腊语(98篇),英语(95篇),拉丁语(65篇)和罗曼语(58篇)。显然,社会科学逐渐发展成为研究领域;教育(57篇)和社会学(40篇)在这个正在发展中的进步时代具有显著的吸引力。

这些早期的学位论文中,大部分都是准备在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因此,它们往往篇幅较短,并且没有今天论文中普遍存在的大量的文献综述。然而,较长的作品会作为书籍出版。论文的印刷要求一直持续到1920年代,当时打字稿被普遍接受。此后,尽管论文的篇幅因学科而异,但趋势是不断增加(参见Berelson1960p.181,这一时期的中等长度)。

这一分析仅提供了到1900年授予博士学位的48所大学中博士生产力的有限图景(Hawkins1992pp.11-12)。尽管如此,它显示了三所新建立的顶尖的研究型大学显著的博士生产力。

二十世纪博士扩张的新时代

这一部分提供了剩余四个发展阶段的概要,将在以后的工作中对其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美国大学联合会(AAU)使其标准化:1900-1937年。1900年,霍普金斯、克拉克、天主教、芝加哥和其他十个特许院校组成了著名的美国大学联合会。直到二战结束,该组织一直控制着博士项目的质量。专业协会和院校联盟的发展影响了AAU的形成,这时已经出现了24个这样的农业学院、州立大学和天主教学院的协会和联盟(Geiger1986pp.v-vi; Gleason1995pp.44-46; Hawkins1992pp.10-13)。

然而,AAU关注博士研究的最重要前提来自于博士生本身。1889年,哈佛大学研究生俱乐部(Harvard Graduate Club)鼓励在许多大学组建类似的团体。在六年时间内,研究生俱乐部联合会(Federation of Graduate Clubs)每年举行会议,以保持学位的完整性,并发展关于研究生问题的共同途径(Brumbaugh1939年,Semrow和其他人引用,1992年,p. 102n. 185)。在1896年哈佛的会议上,学生们采用霍普金斯的博士学位标准作为适合所有博士项目的标准(Haworth1996p.375)。由于联邦的年度研究生手册鼓励全国各研究生院之间的实践更加统一,因此这一重要决定具有更大的意义。

在联合会189812月的会议上,学生代表提出了两个关键问题,然后他们转发给了主要大学的董事会。首先,他们希望制定标准政策来管理住宿要求和学生在不同的美国和欧洲院校之间轻松转学的能力——卡内基单位标准化学分将在下一个十年才会引入。其次,他们寻求博士学位要求的统一性White1899年,p.23)。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博士授予大学的校长和研究生教师代表也出席了这次会议。艾略特校长致开幕词,并谈到了转学问题。克拉克的霍尔校长、哥伦比亚的巴特勒校长和布莱恩·莫尔学院(Bryn Mawr)的托马斯校长,以及来自宾夕法尼亚、斯坦福、康奈尔、芝加哥和加州大学的教师随后就这一问题及其他问题发表了他们的看法。斯坦福大学的约翰·马自克(John E. Matzke)教授称赞联合会在提高美国研究生工作标准方面所做的努力,你们的手册已经做了许多工作致力于不同的大学思想,我认为它将倾向于平衡博士学位要求的标准Bradley1899年,p.10)。

19001月,哈佛和哥伦比亚的校长,联同霍普金斯和加州大学校长,邀请其他14所大学及其校长组成AAU,使得这种制度性的观点有了更加正式的表达途径。2月底在芝加哥大学举行的首次会议上,校长们首先讨论了学生的转学问题。他们还邀请了联合会的一个学生代表讨论这一话题——他们在接下来的三次会议都是这样做的。因此,研究生成为鼓励大学校长制定博士教育标准政策的关键力量。

1915年,教师成立了美国大学教授协会,代表他们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当年晚些时候在加利福尼亚举行的世界博览会上,AAUAAUP召开了会议。他们讨论了关于博士教育的未来的建议,这些建议是研究生院的院长们早些时候在这里开会时形成的(Hawkins1992pp.15,73-75)。显然,学生、教师和管理者都在创建正式和非正式的组织机制来指导博士学位的发展。

在之后的四十年中,AAU限制了被认可授予博士学位的大学的数量,公开指责授予博士学位的非会员院校,并确定了授予的标准。通常情况下,AAU的成员会探讨学位论文的作用和性质(参见第七章,分析了AAU1902年对该主题的讨论)。该协会的另一个职能是定期询问其成员的博士政策。

1916年,AAU在克拉克大学举行会议。霍尔校长报告了最近由协会支持的关于大学研究的校长调查。他在第一次综合评估中表达了对博士教育的种种担忧,主要问题包括:(1)对论文的原创性和意义,以及选题的过程表示疑虑;2)鼓励学生研究技能和能力的方法;3)协助新任教师为博士生提供建议;4)新教员的工作负担过重;5)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要求导致更多的功利主义研究的方式;6)无法明确区分应用和理论研究。总的来说,霍尔认为大学被要求成为下一代智力生活的中心,并且必须拥有必要的学术自由来追求真理本身1916pp.105,110-113)。

研究生教育的重新评估。咆哮的二十年代和大萧条影响了高等教育,随后,进行了十项关于研究生教育的批判性研究(Berelson1960pp.31-32)。1939年,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发表了一项关于早期研究生教育的研究,作为重新发现研究和博士学位创始理念的一种手段。它考察了霍普金斯、克拉克和芝加哥的成就。该研究强调,与传统大学相比,这些院校的成功与它们迎合社会的需求,以及为学生提供集中学习的机会紧密相连。这三所大学将人而不是大楼作为它们的首要考虑因素(Ryan1939p.141)。

这是对当时全国研究生教育状况的微妙批评,该报告指出研究生教育需要变革。当时大多数研究生项目都很庞大,在全国范围内招收了大约八万名学生(Ryan1939p.v)。这种情况与研究型大学开始那些项目时形成鲜明对比。在这方面,AAU多年来一直为其成员院校制定与博士生教师数量、图书馆发展、捐赠数量等相关的各种精英定量标准。虽然AAU被证明是保持成员院校博士学习质量的有效工具,但其他大学和学院要求进一步扩大认可的博士学位院校。即使没有获得AAU的认证,其他许多大学仍然授予博士学位。最终,由于学生和院校的需求在20世纪中期不断增加,AAU无法长时间地扮演守门员的角色。

学生对博士学习的反应。标准化迫使院校要求学生进行更严格的工作,许多学生关于这一时期的回忆都集中在口试的考验上。弗吉尼亚·吉尔德斯里伍(Virginia Gildersleeve1908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英语博士学位,他描述最后的口语考试包含了大量有关英国文学史的细节问题没有明智的人会试图记住这些事情1954年,p.55)。同样,亚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1910年至1912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在给未婚妻的一封关于综合考试的信中,他写道,我厌倦了用事实、理论和观点塞满我的头脑……我正在经历的这种心智训练逐渐失去活力1963年,第44页)。许多学生可能知道埃莉诺·杜勒斯(Eleanor Dulles19221926年在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学院学习经济学,她将口试描述为我面临的最艰难的考验之一,我感觉到了紧张,但没有像另一位候选人哈罗德那样晕倒了从低矮的窗户跌落下来,也没有像其他一些学生那样惊慌失措地从房间赶来1980p.95)。经历了考试之后,她形容自己处于恍惚状态(第101页)。

学位论文获得了更高的评价,因为它显示了博士奋斗的最终成果。塞缪尔·罗森布拉特(Samuel Rosenblatt)是哥伦比亚大学闪米特语的学生,他在1927年将论文答辩称为令人愉快的经历1976p.85)。然而施莱辛格指出,答辩并没有遇到任何困难,因为我在这一主题上所了解的事物的本质上比我的提问者要多1963,第53页)。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1991)的论文取得了成功,尽管其论文不赞同导师的经济学理论。其他人则反应消极。卡罗尔·阿特金森(Carroll Atkinson)是博士学位过程的早期批评者,他对学位论文有着最悲观的看法:对博士学位来说,最大幻灭是论文……[]如此固守于老旧的传统,以至于几乎不可能有原创性的工作1939pp.49-50)。菲尼斯·英格曼(Finis Engleman1932年在耶鲁大学攻读教育学博士学位,他将博士论文研究的特点描述为给大多数学生带来不适,给一些人带来痛苦和挫折1971p.49)。

博士学位区域认证:1938-1957年。博士项目在1938年至1957年间急剧扩张。在这些年里,AAU和地区认证协会,特别是中北部院校联盟(NCA),努力为博士认证寻找合适的机制。在大萧条后期,美国教育委员会和地区联合会停止对其成员院校使用量化认证标准。并对AAU施加压力,实行与院校使命相关联的更多的质性标准。19387月,NCA制定了正式标准,用于认证一所院校内的特定研究生项目。但它没有考虑院校范围内的研究生认证,这仍然是AAU的特权。然而,1940年已有近一百所院校授予博士学位。由于无法处理校长和研究生院院长之间关于恰当的研究生政策的内讧,以及众多的联盟请求和组织复杂性的增加,AAU默许了区域认证的方式。最终,它在1948年停止了对博士项目的认证,将其留给了地区认证协会(Berelson1960p.27; Geiger1986p.19n.61; Semrow等,1992pp.79-80; Hawkins1992pp.93-94,201-206,212-214)。

这些发展不仅延续了博士教育的双层体系,而且还导致了更多的从业者导向的博士学位。首先,到1957年,拥有AAU成员资格的大学,以及在新的拥有十年历史的内部组织——研究生院联合会中活跃的92所院校,被认为授予学位的质量更优秀。AAU院校的毕业生们还认为,当他们寻求教授职位时,他们的博士学位会带来额外的学术权重。后来一位关于研究生学习的评论员明确表示:一个人获得博士学位的院校对他最终的学术职业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获得博士学位的院校水平越高,在随后的学术生活中职位就越高Berelson1960pp.3,113)。此外,随着认证的放松,其他博士学位也得到了发展。这一时期的许多讨论都围绕着阐明从业者导向的博士学位的作用。随着区域协会对这些学位的资格认可,这类学位的数量不断增加,特别是教育博士、工商管理博士和社会工作博士。1950年代,博士学位的专业化使学术界大为震惊。然而哲学博士的声望已经优先占领了这一领域Berelson1960pp.80-92)。

联邦制和博士教育:1958年至今。二战后,国防优先事项推动了政府支持研究和博士教育的愿望。联邦研究项目、赠款和财政援助为博士教育的扩展提供了广泛的资金。一些事件创造了博士教育直接资助的巨大转变。1944年通过的G.I. Bill让那些无法负担高等教育的学生进入学院和大学,许多人随后都可以获得研究生学习的机会。1946年,战后联邦研究经济的形成帮助大学扩展了它们的博士项目。联邦政府成立了原子能委员会、国家心理卫生研究所和海军研究办公室,每一个机构都寻找进行理论和应用研究的场所。两年后,被阻止通过的国家科学基金会成立了,它成为促进科学研究的最重要机构之一(Geiger1993pp.18-19)。1958年,《国防教育法》超越了这些法规,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显著的改变。为了应对前苏联在人造卫星上天后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联邦用于高等教育的投资达到10亿美元,特别是投资于那些授予博士学位的大学,资金被用于研究、经济资助和建筑。随着约翰逊政府颁布了1965年的《高等教育法》,进一步增加了研究和研究生教育的资金。虽然里根政府将对学生的经济援助从1980年的230亿美元减少到1983年的约190亿美元,但到1993年资金又回到了250亿美元(GladieuxHauptmanKnapp, 1994, p.137)。

博士学位的指数扩展。在联邦资助的这一时期,博士生产大幅增加。1960年,共授予10,000名博士学位。到1970年,约有30,000名研究生获得博士学位。在接下来的十五年中,博士生产逐年上下波动,1988年约有33,500名学生完成博士学位(BowenRudenstine1992pp.20-21)。正如罗杰·盖格所指出的那样,在这十年中,博士学位的完成时间有所增加,特别是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生学习的平均持续时间达到获得学士学位后七年半(而自然科学领域只有五年)。然而,许多项目显示,自然科学领域只有不到一半的学生能够毕业,而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大约四分之三的人获得了博士学位(Geiger1993pp.224-226)。因此,在联邦主义时代创造的大量的研究型大学和博士教育机会,这种状况并没有明显改变(Trow1993)。

学生对博士研究的反应。通常,自然科学与其他领域的博士工作形成鲜明对比。正如伯克利学生相当尖锐地回忆起的那样,在1960年代,科学博士候选人对考试的看法因其所在院系而异。一名化学专业学生透露:我们不会为课程工作、考试或德国式的要求而烦恼,对教师来说唯一重要的是我们在实验室中生产的东西,被要求离开的是那些花费一年时间尝试做研究而没有取得任何进步的学生。在同一所大学,英语专业的学生认为综合考试和口试是主要障碍。学生们考试不及格,许多学生将考试推迟到预定时间的两个学季后。与前些年相反,这两个例子反映了学生和教师不断增加的就业压力。1971年,拥有博士学位的化学家比英语博士的职位更充足。学生们认为项目要求正在调整以满足市场的需求(Breneman1971pp.20-25)。

当代对博士学位的重新评估:1960年至今。从1916年霍尔对博士学位的研究开始,高等教育学者对学位的批判性研究持续了整个20世纪。在卡内基公司的支持下,最重要和最全面的评估是伯纳德·贝尔森(Bernard Berelson1960年的《研究生教育在美国》(Graduate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它在随后十年发起了几项重要研究,例如Heiss的《研究生院面临的挑战》(Challenges to Graduate Schools1970年),Mayhew的《研究生教育的变革》(Reform in Graduate Education1972年),Storr的《未来的开端:人文与科学研究生教育的历史方法》(The Beginning of the Future: A Historical Approach to Graduate Education in the Arts and Sciences1973年),以及Frankena的《研究生教育的哲学与未来》(The Philosophy and Future of Graduate Education1978年)。这些过剩的著作挑战了研究生学习特别是博士学位的质量和公平。为了推动这项调查,卡内基基金会邀请雅罗斯拉夫·佩利坎(Jaroslav Pelikan)在1983年评估这一问题。他的标题《奖学金及其生存》(Scholarship and Its Survival),与许多人的担忧相呼应,因为自1973年以来院校裁员和博士生数量的下降表明了引人注目的重新评估的需求。如果要缩小规模,应该取消哪些博士项目?试图回答这个棘手的问题和其他问题后来导致1982年联合研究理事会会议委员会和1995年国家研究理事会的两项全国研究,这些研究对博士项目的质量进行了排名。

尽管过去三十七年来对博士学位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尚未就教师和大学应采取的措施达成共识。在特定的改革达成更广泛的协议之前,具有141年历史的博士学位的基本结构将会延续下去。

结论

美国博士学位的血统源于德国的研究理念。然而,由于联邦和州政府、认证官员、政策制定者、校园管理者、教师和学生寻求这种途径使学术职业候选人专业化,因此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的六个发展阶段中,其目的、结构和过程已经美国化。在创建系统改革方面,呼吁变革的努力基本上是无效的。也许那些负责培育专业学者的教师仍然认为这一艰辛的过程是最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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