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二孩政策的放开，学前教育已经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话题，也是很多代表委员们关注的焦点。2018年，全国共有幼儿园26.67万所，比上年增长4.6%。其中。普惠性幼儿园18.29万所，比上年增长11.14%。普惠性幼儿园占全国幼儿园的比重为68.57%。尽管普惠性幼儿园的数量在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但是还是存在一些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杨善竑提出，学前教育存在“入园难，入园贵，监管弱”等问题，这些一直是这几年困惑或阻碍着学前教育健康发展的突出问题。现在，幼儿园收费和大学收费差不多，有的高端幼儿园比大学学费还要高，老百姓难以承受。希望通过提案提高公办幼儿园教育质量、师资水平，降低收费，甚至可以免费。

还有一些代表在调研过程中发现，除了幼儿以外，许多家长对0-3岁孩子的托育需求比较强烈，这更给学前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全国人大代表吴明兰提出：“希望国家能够针对0-3岁小孩建设公共服务设施，或者倡议在单位建设托幼机构。”全国人大代表阚全程中指出，托幼机构目前在全国的整体布局和规划还不够，大部分还是由老人来照护。全国人大代表缪国乐表示，作为一家民营机构的负责人，他一直不敢进入0-3岁的托幼市场，因为社会的乱象太多，而我们国家还没建立托幼的标准。孩子在婴幼儿阶段生长和发展的特殊性，对托幼机构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今年的政府报告中提出，在2019年的工作任务中，要针对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的新情况，加快发展多种形式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支持社会力量兴办托育服务机构，加强儿童安全保障。在一些代表委员看来，通过与专业的机构合作，企业把托育机构引入公司大楼，方便了职工，也不失为一种社会参与模式的探索。但同时，更需要政府部门制定标准并加强监管，特别是托幼机构的标准和规范要达标：比如企业要达到什么样的资质，有什么样的人员的力量，才允许办托幼机构。这些标准都要清晰界定，加强管理和规范化。

婴幼儿照护事关千家万户，只有拥有了合格放心的学前教育，才能既让孩子健康快乐成长，又能让家长放心投入工作，更好的平衡工作与生活。

今年的政府报告中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大力推动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待遇政策落实。” 在历年的两会中，“职称改革、教师待遇”一直是广大教育工作者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破解教育发展的症结所在。一直以来，职称评定僧多粥少，且与待遇挂钩，确实竞争激烈。对此，人大附中特级教师肖远骑提出两个建议：“首先，修改现行的教师工资制度。一是仿照公务员职级晋升制度，规定在某个职级工作满一定年限，可享受高一级待遇，这样既解决了职称指标少，又解决了待遇低的问题；二是逐年增加教师的教龄工资，如每年50元为基数，可逐年增加，上不封顶，以达到鼓励教师终生从教。”全国人大代表，江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张国新指出，目前的“教龄津贴”标准是按1985年文件执行的，最高十元。当时教师工资普遍只有每月几十元，每月3-10元的教龄津贴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激励作用。但是明显已经不符合现在的实际情况，希望国家提高教龄津贴标准，将尊师重教落到实处。此外，他还建议要建立独立的教育公务员制度，将取得教师资格证书并获得教师职位的公办普通中小学的教师身份确认为教育公务员，并出台相应的管理制度。

归根结底，只有保障了教师的工作待遇，才能让广大教师们安心乐教。全国人大代表刘希娅提出建议，教育经费要向教师队伍倾斜，切实提高教师待遇，保障教师得到专业培训，将国家规定的生均经费5%用于教师培训提高为10%，专项用于校本培训、提高教师待遇等，以增强教师职业吸引力。

今年，多位代表委员关注校园欺凌话题，纷纷提交反校园欺凌的提案。各种提案议案中的指向很明确，要杜绝校园欺凌事件，需要一个清晰的界定，学校、社会、家长都要有所作为。

民进中央《关于有效治理校园欺凌问题的提案》（以下简称提案）指出，校园欺凌破坏安全的学习环境，侵犯学生的基本受教育权，对青少年造成严重伤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全球每年有2.46亿儿童和青少年遭受某种形式的校园暴力与欺凌（2017）。我国调查发现，校园欺凌发生率高达33.36%（2016年，针对我国29个县104825名中小学生的抽样）。

我国针对校园欺凌问题出台了《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但政策不够精准、落实阻力较大、效果不够明显。主要问题有：一是校园欺凌治理政策的操作性有待加强；二是学校欺凌治理的权能有限；三是教师在欺凌防治中角色失当；四是社会环境对欺凌治理存在负面影响。

为此，民进中央在《提案》中建议：

一是加强校园欺凌综合治理，增强政策实效。提供处理不同欺凌事件的标准模式并制定欺凌治理的相关法规；

二是明晰学校和教师的反欺凌责任，给予学校适当惩戒权。以保护学生合法权益和最低伤害原则为指导，建立校园欺凌治理的激励与问责机制，激发教师对校园欺凌治理的主动性；

三是制定更科学的反欺凌治理工作评价标准。不以欺凌是否发生或数量多少为依据评价校园欺凌防治工作，而应以学校、教师能否不加隐瞒、切实调查、有效应对、根据实际制定目标并扎实防治的情况及达成的效果为评价标准。

四是引导舆论、凝聚共识，为校园欺凌治理创造有利环境。要求家长落实监护职责、避免家长在欺凌防治中缺席。新闻媒体报道学校安全事故，应当做到真实、客观、公正。

一直以来，教育公平与教育扶贫都是代表关注的热点。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更是指出，“对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扎实推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开展贫困地区控辍保学专项行动、明显降低辍学率……用好教育这个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发展更加公平更有质量的教育。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加快改善乡村学校办学条件，抓紧解决城镇学校‘大班额’问题，保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教育，发展‘互联网+教育’，促进优质资源共享。”

民主党派也在关注对边远地区和弱势群体的扶持。例如，民建中央建议，建立对城镇地区教育经费的转移支付和奖补机制，对接纳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学校给予更多经费支持，同时对接收农民工随迁子女较多且解决好的地区和学校给予奖励补助，教育资金适当向人口流入地区倾斜。

根据国内不同学术机构或研究团体的调研报告，我国青少年健康状况令人堪忧。肥胖、视力不佳等人群逐年扩大；一些地方学生艾滋病疫情上升较快；学生不良卫生习惯，包括每日刷牙不到两次等问题凸显。为此，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教授丁洁呼吁，急需加强青少年健康教育，改善目前青少年健康教育现状。

全国政协委员、广州大学副校长于欣伟指出，从近年发展趋势来看，随着手机、平板电脑等带电子屏幕产品广泛普及，儿童青少年低年龄、长时间、近距离使用电子产品现象非常普遍，用眼负担大幅加重，儿童青少年近视率快速上升。从《中国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报告》来看，四年级、八年级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分别为36.5%、65.3%。而据2018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统计，我国近视患病人数超过4.5亿人，居世界首位。青少年的近视问题日益严重，儿童青少年近视的检出率为40%-72%。

对于青少年“近视危机”，于欣伟呼吁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教育部应确定标准，分步实施，跟踪了解儿童青少年的屈光变化，全面建立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电子档案。地方和学校建立学生视觉环境、视觉行为和视力健康状况监测体系，每年定期开展学生体检、视力筛查和体质健康监测。

此外，学校可通过推迟中小学生早晨入校时间，保障学生睡眠，严格控制作业总量，有效减轻课业负担。同时，家校联动从制度规范、技术攻关、扩大宣传等方面发力，控制儿童青少年过早、过度使用电子产品，培养儿童青少年健康用眼习惯，研究制定儿童青少年每日每周使用电子产品的参考上限，如每天不超过1小时，形成全社会共同防范近视的共识。

另外，据新华网，针对当前近视高发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中心主任王宁利3日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首场“委员通道”上表示，治疗近视既无“神器”也无“神医”，必须“运动”和“户外”二者兼备，才能起到预防效果。

除了以上这些方面外，两会代表们还提出了减轻学生负担，治理校外培训机构，提升民办教育“身份待遇”等问题。提高基础教育质量事关国家的未来，也事关无数家庭和孩子的未来。要提高基础教育教学质量，解决这些难题，需要教育管理者、学校办学者和教师共同努力，一起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