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语言哲学纲要：意象场、语言系统演化、汉字开发利用空间等

中国近代的白话文革命，有进步和贡献，也有缺陷和遗失，但它毕竟奠定了当代华文风格的主流。然而，由于某些社会历史的原因，加上中国知识分子思维视野的长期内向性，老啃故纸堆式的方法导致对汉语学本身的研究缺乏创新思维。近代以来的汉语词汇爆炸不仅是社会历史发展驱动所致，也是中国各行各界知识分子、人民大众乃至整个民族共同创造的结果。因此，深入研究古今汉语特征、演化及其语言横向对比研究，成为继承、发展和创新民族语言的必然之路。笔者不是语言砖家，本帖仓促而就，或可读焉，期以共鸣。

一个词在其民族群体的历史生活状态中所有相关语义之总和，简称为该词的意义场，有两个分量场和一个派生场---语音相关场、词形相关场和意义相关场。其中，语音场和词形场是表达、存储和传播意义信息的介质（具有物质性、客观性、历史性、民族性），由此二者关联、激发产生意义场；而意义场是与某种意义有关的意义要素的离散集合。这里将以上三者合成为“三维”（非物理空间意义的）意义场，或称之为意象场。

汉语中的字可看作词的简单情况，西方只有单词而没有所谓的字。古代汉语行文表达以字为主，称为文言文；现代汉语以词为主，称为白话文。故文言文是白话文的母体。成语是民族历史文本沉淀结晶出的一群习惯词汇或语句，具有简练、形象、传神，携带特有意义，约定俗成，故称为成语。成语在组合方式、语法结构、意义内容上具有显著的民族性，尤其对于历史悠久的汉族。

由于每个词携带有原始含义、引申含义和异化含义。单个字的词存在原始含义，是造字初期所寄寓的含义，多与字型有关，因此这类字多为象形字、会意字。随历史演进，语言随之演变，逐渐有了一级引申、二级引申、甚至三级引申含。一级引申含义就是意义相关系数较大的那层含义，一级引申含义的使用群体数量较大，使用频率较高；二级引申次之，三级更次之，相对于原始含义，在意义相关系数较小、使用频率表更低、适用群体范围更窄；乃至脱去相关，独立分化出另一枝意义群，称为词义异化。

每个词的原始含义及其全部引申含义（异化含义自动在特有语境中消除）所构成的意义集合，称为这个词的意义场（简称意象子场），它由有限个“不同距离”的离散意义结点构成，故一般具有层级性，并交叉联系成复杂网络结构，但大多具有核心意义。类似于神经网络，可应用网络数学及其网络动力学、网络演化学来分析之。但如何更定量的定义词的意义结点才是最关键的事情，目前难以做到。

两个词语的组合、嫁接产生一个新词语，新词语的意象场将不同程度地蕴含原来的两个词语意象场，而且时代可能赋予新词语一种新意义。正如基因的杂交增强物种的生存能力，词语的杂合也增强了语言的表达能力，因此现代诗歌不同于古典诗歌。

字组合成词，是在造字发展至高峰之后，语言发展的必然趋势。大大地丰富了语言的表达能力，因此汉语意义变得更精确，意义和意指序列变得更连续。这是近代白话文革命的结果，其实也是古代中国民间口语的继承发展。

字，始终是汉语的基础；针对字的训诂学，仍需重视，训诂学是经典文本的综合性地说文解字。不理解每个字的构型和内涵，就容易胡乱造词，或者可能误用某些字。

意象子场相对于语句更为离散，语句的意象场开始表现出时态、状态、动态性，可明确地表达意思了，在语句表达中，单个词的意象场被自动地串联、组织起来，甚至可带有鲜明的个性。

语句进而组成语境。在一个特有的文本中，如一首诗中，本身就是一个特别的意象系统，与现实社会语境和历史语境保持某种千丝万缕的复杂联系。而且，一首诗必须通过尽量最简洁构架起这种联系，没有了意象联系，诗就没有了灵魂。一首诗一旦形成，全部的诗句及其中的单词是相互联系的，这种联系是多维的、奇特的、精妙的。

语法是自然语言中组织语句的习惯性结构。为什么是习惯性的？因为即使同一族群内部的方言来说，其自然语法是存在一定差异的。官方语言在此基础上，提取出某些共性的语法以规范化民族语言，但语法的规范化正如语言的规范化一样，都可能因为当初研究不彻底，对某些语言规律未认识到，甚至存在错误认识，如此则可能误导民族语言、甚至压抑民族语言的演化活力。规范化有利于统一、交流，但也可能导致僵化。尤其是，如果要求词语完全规范化，那简直是扼杀自由思想的创新；若有人如此倡导，那他无异于灵魂的侩子手！

每个词的意义是可以引伸、弱化、甚至异化，所以每个词的意义场也是随历史而演变的。一个词，在其民族历史语境中，不是永恒不变的，它要么适用而扩张，要么不适用则被冷落、淘汰。

一个民族所使用的语言体系中全部字词的意义子场之总和，称为历史语境；历史语境的变迁是语言体系自身在内部演化趋势与外部语言侵入性因素的交互作用下而导致的，但有的整体发展变慢了，有的因某种历史处境突变而受限压抑了，有的因民族文化生活而引发语言乱伦、污染、甚至迷失方向了，而有的因官方规范化而固步自封了，乃至僵化停滞，逐渐变得不适应现实更高需求，最后乃至民族语言衰落消亡，这就是所谓的语言淘汰现象。满族入主中原导致汉语中带有温婉闲适情绪的入声的消失，统治者虽以封闭而僵化的稳定获得了所谓的康乾盛世，但悲哀的是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回光返照。历史分析看来，野蛮民族的入侵，残酷的扼杀导致视祖宗语言衣冠为命根的骨气文人的消逝，而落后民族的语言入侵进而混染被入侵民族的语言。当今官方汉语本质上是中国曾经的北方方言，在中国长期的历史上是非主流语言，也不代表中国古代的中原汉语；代表更早中国的相对纯粹的古汉语则隐藏在南方方言中，南迁的古中原人顽强地保留着古汉语语音的许多成分。其实，入声的消逝是民族某些心理气质消逝的暗号。有凹声就应当有入声，正如有去声就对应有切声，有持续的平声就有短快的清声。

同样，一种语言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有源头，有支脉，有兴衰，因此语言系统之间必然存在相互交流、相互混合、相互竞争。要么成为语言的化石，要么发展语言的自身。据语言学家推算，公元前地球上曾有12000多种语言，如今只有2000余种。德国学者洪堡曾说：“每种语言都反映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和智慧。”社会革命关乎阶级利益，而语言革命关乎族群思想。在语言的分布图上，暗含着一个文明的版图；在语言的谱系图上，记载着无数民族的命运！

一个优秀的民族必然创造出一套优秀的语言文字。有有语言而无文字的民族，无有文字而无语言的民族，因此文字比语言更重要、更具有文明标志性，当一个民族用文字进行管理社会事务时，这就是文明的萌芽。我们应认真学习、正确使用、科学发展华夏民族的语言文字。

即使一个语言系统中常用词的集合，也因此在不断地演变，故有历史语言、现代语言以及未来语言之差别。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总存在一个当代常用词的集合，这个常用词集及其语法构成了常用语言系统。

但是，语言总是服务于现实生活的，用来思考、交流的。没有了语言就没有了文字，没有文字就没有语言的根基。文字是语言的视觉表达，语言是文字的听觉表达。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而文字是语言的直接现实，词汇是思想的历史化石！

根据适用原则，任何语言系统之所以存在，都有其历史性、合理性。但任何语言系统要想发扬光大、可持续发展，要想在长期的历史中继续存在下去，就必须满足“语言通信效率原理”，否则落后的语言将限制民族思想，增加交流成本，难以表达更深刻的思想和更精微的形象。一个模糊的语言是粗糙的，一个复杂的语言是累赘的，一个保守的语言是僵化的，一个混乱的语言是堕落的。文化的多元性是社会活力的源泉之一，而语言的多元性是文化活力的源泉之一。

纵观语言演化史，这里提出语言通信效率原理：任何有历史活力的语言体系总是潜在地采用最简的词汇长度、最优的语法结构来准确地存储和传播意义信息。如此才能做到最便、最准、最快地记忆信息和表达思想。因此，语言大体在三个层级上进行自组织---词汇长度（单词组成的复杂词）、语法结构和文章布局。注意，文字是书写在二维纸面上的，单词的自组织演化发生是二维空间内。比如，英语等是在前缀、后缀和组合上演化，较发达，因此每年新增词汇量也惊人，如果掌握了基本常用单词并熟悉了各种构词规则，也不难顾名思义；汉语是在字型、组合（部分在前后缀上）演化，但目前字型已被规范化了，主要在组合上演化，前后缀还处于初级阶段，而且受汉语独特的造字组词特征，难以大量发展。

词汇长度增加方式就是增加前后缀、相互嫁接组合导致的，而在古汉语中表现在字的构型、部分形声字上，近代汉语主要在词汇组合上，这是古汉语基本发展相对成熟之后所自然发展趋势（自宋代以来开始较明显，于近代历史的白话文趋势更有关系）。一种语言系统的常用单词基本成熟定型之后，自然是单词组合的兴起，单词组合形成的新词汇可能本身演化为一个新的长单词。

语法是组织词汇的一种相对固定的范式，具有民族特色，某些语法特征可能与民族思想特征有关。英语在时空表达上多是先局部后整体，先空间后时间；而汉语与之相反。英语中有明确的时态语法；汉语中的时态表达上是字里行间的，没有固定的表达方式。英语中有各种从句，这是组织语句的高级语法；汉语中没有从句观念，往往通过这、那、其、因而、因此、于是等表达。

英语中虚词发达，尤其是介词丰富，而且用法较固定；汉语介词也不少，但多数仍带有严重的动词意象，且用法不固定，部分用法混乱，易造成误解。汉语因缺乏某些词性后缀而有时造成意义误解，同一个句子有不同理解，幸好有时可以靠打标点而排除，有时则必须分开或换个句法来表达。相对于实词，汉语中的虚词有待进一步发展和规范化，尤其是介词。

语意熵，定义为一种语言系统内的意义和意指的状态总数。如果将语意熵除以常用词数量，则为语意熵密度。常用语系统，可设置某一使用频率的离差来界定，并统计其常用词语数量。词语的自由度：词性分阴阳，语意分含义和指意。

本人进而提出语言系统的熵增原理：随着历史时间的前进，任何一种有活力的语言系统的语意熵密度总朝着极大值方向演化。这意味着语言系统随时间发生四大演化趋势：第一、常用语饱和化：常用语数量大致趋于某一数值；第二、词意丰富化和对称化：近义词离异，反意词增加，乃至几乎都有类似的反意词；第三、词性明确化、分职化、固定化；第四、语法系统化、规范化、灵活化。

古典汉语行文是较对称的，这与自然中普遍存在的对称现象是相对应的。对称不仅是美观的需要，而且在保持意义尽量不重复的前提下，对称句式有利于用较简短的文字数量表达丰富的意象，这是汉语奇特的功能。将对称推崇到极端的则是骈文，所谓盛极必衰；骈文不过是追求形式对称，而忽视了思想内容的充实。过于对称则可能扼杀思想，正如宇宙绝对对称则没有了变化一样；但过于散，则显得凌乱无序。因此，中国古代优秀的散文总在是偶散之间寻找某种平衡。

汉语中因独特的形声字造字法，产生了大量的同音字、谐音字、同韵字、近义词，并且近义词逐渐分离的趋势，这是符合发展规律的。同韵字增加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押韵概率，但同音字某种程度上降低了语言交流的准确程度，因此有时产生谐音效果，有时却闹出笑话，所谓的绕口令、语言相声就是汉语卖丑。古汉语中的通假字可引起了某些混乱，胡乱的造字以及某些形声字也可能是语言乱伦的产物，这都是语言的逆向演化，要消除和避免。

总之，任何语言应朝着表达最简便、通信最准确、含义最丰富的方向进化，并且在三者之间不断寻找一种微妙的平衡；否则就是退化，甚至有逐渐被淘汰的可能。对第一原则（表达最简便）的其中一种理解就是语素最简单，其极端情况就是计算机的0-1语言（二进制语言、计算机语言、密码语言，我也可称之为阴阳语言，因为它抓住了宇宙中最普遍存在的两种对立、互补、转化的性质，并分别用0与1、阴与阳、捭与阖、开与关、左旋与右旋来简单表示），计算机汇编语言、编程语言、可视化编程语言等只不过是在其基础上的“过渡”语言，而非人类的“自然”语言，但它们都属于迄今为止人类创造的语言谱系。在语言第一原则基础上，人类可以定量表达、传输和交流信息了，这是人类的通信革命。这种0-1语言，最初是莱布尼兹借鉴古中国阴阳哲理而创制的，后来成为计算机的基本语言，其实它还是一种量子计算机语言。这种0-1语言具有可定量、可物理实现的优越之处，但毕竟是以冗长表达为代价的，没人会到街上对大家不断说“1001110101110010011000010101001...”，只有那些八卦先生还喜欢在地摊上摆谱。但因为八卦先生引入了太极周期性旋转运动，从而避免了使阴阳二象出冗长的线性排列。而古中国的测字术则是训诂学、汉字构型学与阴阳学、迷信、谣言相杂交的产物，不是纯粹的语言学，带有很多臆测性和神秘性。

自然语言的含义虽丰富，但语意具有一定模糊性，只有采用恰当的词汇和表达方式，才能实现基本意思的传递和交流，古中国人造了一个“乱”字，意思是“割舌就乱”，可见语言表达沟通的重要性。它仍可通过0和1组成的二进制语言进行表达和交流。反过来，自然语言则不能完全定量地表达0-1语言，但人类的智慧仍可理解之，古中国的易学就是基于阴阳语言，对自然万象、社会事务建立的原始演算和预测模式。总之，0-1语言可以包容并量化自然语言，自然语言反过来也部分包容0-1语言。但二者之间并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否则两类语言如何相互转化和理解了？正因如此，0-1语言适合于计算机，但它不能直接用于日常生活交流，当然现在可以对隔壁的小李同志通过网络进行QQ交流、视频聊天了，但中间经过多少技术环节！我们只不过是躺在现代科技基础上，所以说话不腰痛。

0-1语言是的语素最简单，通过一维空间序列而得到表达，这就是所谓的二进制语言；而自然语言则是更高维空间中进行表达的语言。

其中，汉语是一种二维构型语言，其基本构件是笔画，可称之为一级语言单位（语素），它相当于英语字母的作用，但不参与发音。而单个汉字则是一级语言单位，词语则是二级语言单位，成语和语句则三级语言单位。这种语言单位级别序列，似乎与古汉语文学的演化序列---古诗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存在某种深刻的大致对应，当然不严格。语言发展最初期，古汉语的语素创新基本完成；然后，出现汉字创造的繁荣，原始诗歌开始出现；之后，古汉语开始出现初步的表达习惯---原始汉语语法；同时，随之社会进化，物质生活的改观，视界的扩大，社会交往的需要极大的推动了原始语言的发展，精神生活需求也促进了原始宗教的发展。原始汉语可能像其他很多原始语言一样，当初都是一种象形和表意的文字图腾，原始宗教赋予了这些文字图腾某种意义。随着甲骨文的出现，古汉语语法开始初步形成。在此基础上，周朝是继承古汉语历史发展的大熔铸、大定型时代，直到春秋战国时期，更频繁的战争和交往，更丰富的社会生活，直接促进了古汉语的繁荣，古诗、先秦散文开始展开灿烂的篇章。之后，中国文学史上相应出现了“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可见中国文学发展史也与汉语系统本身的发展程度存在一定相关性。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在音节不丰富的时代去创作古诗，不可能过在汉字不丰富的时代去创作先秦散文，不可能在单音节化不完全的时代去创作格律诗，不可能在词汇不发达的时代去创作宋词，不可能在语法不成熟的时代去创造明清小说。

而英语等语言本质上仍是一维组合语言，其基本元件是字母，只不过比0-1语言的语素更多，有24个字母，科学语言中还有众多的古希腊等字母以及其它数学符号，当然数学符号、标点符号本是也一种特殊的语素。英语在24个字母和其它符号的基础上，构建了单词、词汇等二级语言单位，而状语从句等则属于三级语言单位，进而造句成章。从这个角度看，英语在三原则之间初步达到了一种较合理的平衡，因此成为国际通用语言（当然也与英帝国曾大肆海外扩张有很大关系）。

因为英语单词是字符串构型，易于直接编码而实现计算机化（类比英语解构，汉语早已能实现计算机化）。汉字是单音节的（古汉语最初可能是多音节的，汉字的声母和韵母可能是古中国人在许多发音组合中自然偏好选择的，遂使得汉语后来沿着单音节方向发展）。汉语的单音节性使得与汉字在书写空间上可实现位置的一一对应，同时增加押韵概率，为独具特色的中国古典格律诗歌打下了基础，从而使得中国古典诗歌保持精美的形似、音似，这是英语诗歌不能具有的。但正因为汉语的这种单音节性，致使单个汉字在脱离一定语境而独立发音传送时，容易造成误听，而古汉语后期的大量形声字的诞生更助长了这种情况。换言之，从汉字集合到汉音集合之间是一种1对n的映射（n=1,2，...n），大量的同音字使得仅从听觉有时难以分清所说的是什么。为此，汉语中的声调部分程度上降低了这种听错几率。至于，古汉语声调曾到底有几种，何从曾经出现五声调降到后来的四声调了，这还值得考究。

与汉语不同，英语单词则是多音节的。多音节性有利于增加听对概率，但完全习惯于汉语单音节的人，一旦对几乎连续频繁发音的英语时，就听起来十分吃力。单音节触发听觉习惯是中国人学习英语的一大障碍之一。

特别指出，数学公式、方程也是一种独特的科学语言，它表达和刻画的是对数量、几何形式、拓扑结构及其复杂关系，它是基于“先数量化而后几何化”原则而实现对自然万象的刻画、模拟、推演和预测的。注意，许多算符具有上下指标、内外记号，其实这也是数学语言充分利用纸面的二维空间，以实现尽量多的意义寄托罢了。伟大的爱因斯坦场方程只有三项，然而内蕴意义极其丰富，统理了多少宇宙万象！难怪某些学者成这种科学语言为“天语”，外行称之为“天书”，其实科学语言必然采用数学语言，只有用它才能最简捷地表达最玄奥的自然哲学思想，否则日常语言（包括专业语言）总带来不必要的同义重复、同词误解和额外矛盾。由数学符号组成的数学方程、公式，就像一首首精妙的圣诗，又像一曲曲伟大的天籁，演奏出各自不同的格调。凡发现者，皆欣喜快慰，而扬名万古。无可否认，我们对伟大方程的崇拜，就像原始人对最初的“线条画字”、巫师对甲骨文那样崇拜一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对符号的原始崇拜，其实是对人类对智慧和精神的崇拜。

拉丁字母、希腊字母等由于自身的简洁性、优美性，便于进行形式符号运算，使它成为数学物理家偏爱的符号。而古代中国由于汉语字体逐渐步入方块化的演化途径（甲骨文复杂的曲线构型被历史遗弃），以及中国古代在数学上缺乏与外界交流，使得古代中国科学家没能完全走上通向符号化、代数化之路，虽然古中国学者曾将某些汉字符号化（如“元”类似x，子丑寅卯类似abcd），但毕竟仍显得增加了书写表达成本，难脱汉字的具象意义；而曲线为主的字母则不同，完全脱离实际事物和具体意象，可以用来自由地代表数字，参与推算。而且，古中国长期统治在模糊的易学思维范式中，缺乏公理化的思想传统，缺乏几何化和原子哲学，如此使得中国数学体系发展缺乏后劲，虽然中国数学和科学曾诸多领域领先于世界，但毕竟实用主义盛行的古中国科学界，最终还是受表达形式的局限性的严重拖累。先秦墨家的几何化、无穷观念以及某些物理思想等萌芽，早被独尊儒术的封建社会扼杀了。阴阳八字先生的神秘转盘，忽悠千古。

可见，科学思想的发展也同时受到科学语言形式的制约。在此同样遵循表达最简便原则，复杂的符号增加书写成本，具象的文字干扰抽象思维，因此西方字母成为现代数学物理语言的最基本单元。

什么是语言翻译？中国翻译界曾有信达雅之规矩，也有意似形似音似之论，也有语言竞争之说。综合这些标准，就基本上满足了理想的翻译标准了。其实，也可以从数学和信息学的角度去理解之。翻译，就词语而言，是在原文词与目标词之间的1对N的映射集中，寻找最合适映射的过程，即单词的同意（或仿音）转化；就句子而言，翻译是原文意象流与目标意象流之间进行同构转化（虽不同语言存在不同的语法，但应尽量调解语法造成的逻辑位构差异，这暂称为语法妥协），并结合上下语境，找到一个最合适的词语对应序列，以实现该句子在局部语境中的同意、同态、同构转化；对于全文，翻译过程还要注意原文在整体语境中的同味转化（即最高标准是实现文章风格和思想味道的翻译）。简言之，翻译就是原文信息内容尽量无损地语言表达形式的转变过程。而且，翻译过程其实就是语言之间的横向交流过程，通过翻译可真切地体验到不同语言间的细微意义差异和深层结构差异，有助于语言学比较研究。

正确的语言翻译，是文化的对接、借鉴、交流、融合的根本。小而言之，需要对词句和语法结构作正确理解；中而言之，需要对文章本意和作者思想作正确理解；大而言之，也是最根本的就是需要对作者语言、译者语言双方的构词体系、乃至文化背景和历史语境作正确的理解，尤其是需要对其中的传统文化及其核心词汇做正确的领会。否则，翻译就是不完美的。当然，历史证明，翻译过程中确实“创造”了许多新词汇，且一旦形成习惯，其中某些不太恰当的词汇可能由于对自身文化的根本缺乏足够精深的理解而显得“凑合、生硬、不妥、易误解”等问题。从文本语境角度看，对每个词的正确翻译应该是唯一的，这就需要译者“搜肠刮肚以寻找最佳词选，若没有，则需基于历史文化语境进行词汇组创”。反之，不准确翻译的后果是严重的，这往往对自身传统文化缺乏精深的认知，既可能搞乱自身的语言系统，也没充分利用传统文化资源，更不可能达到文化对接、交流的最终目的。基于一个混乱的语言废墟上，你能期待什么清澈的真理吗？你只能四处见到一片迷蒙的尘雾，遮蔽了文本的建筑，在那里，四处充满含糊性、悖论性，因为它丢失了自己的根，而企图去寻找异乡的梦。

根据前文所揭示的现代汉语存在的某些问题，进而慎重提出如下汉语改革发展的一些建议：

一、学术性建议

1）为降低汉语词汇的多音、重音概率，建议汉语恢复入声字，其实南方某些方言中还保留着入声。2）本人发现单就汉字的声韵调三维字音组合空间有待开发利用，提高汉语的音素多样性，降低汉语的同音概率（有些情况下常导致误听误解），西方语言中某些音素（如ra）在普通话中缺乏对应的字（方言中有），导致音译不准确性的问题也可得到解决！3）认真研究提炼汉字的各种偏旁部首（音素、义元、指符），它相当于西方字母，是组构新字的基本部件；我这里总结为汉字的“音义位”三维组合空间（音义组合、义义组合、左右组合、上下组合、内外组合、合体组合等）潜力巨大，但就声韵组合空间就远未得到充分的开发利用！当我们用一个复杂的句子来表达某个意象时，为何不考虑仅用一个新造的字来表达呢？4）知识大爆炸导致许多外行理解记忆、冗长生硬、有时听起来莫名其妙甚至高效的专业术语（如纯粹音译的术语），如果利用现有汉字组合也不能准确而简洁表达的情况下，允许在不脱离汉字汉语历史渊源的前提下，可适当地造字择声取调，只要符合形象简明、会意深刻、指事生动、部件合理、构型美观、声韵调协和（至于新词汇，文学家和群众一直在创造）等标准；汉语“四书二用”本身就是打开新汉字的潘多拉盒，但常用汉字的数量总是有限的。5）这里提出一个重大课题“中华文字形成演化谱”（造字时期、字体衍化、氏族历史...），就像人类基因谱那样，甚至可与古代氏族的衍分迁徙建立联系，必须基于考古出土文献、历代典籍，进行精密的统计分析，尤其是先秦文字的考究和归属、分期，汉字时间谱的建立必须采用适当的软件，有助于汉语自身演化规律的研究以及氏族谱系、历史文化等研究。6）现代汉语字库中存在繁简字错误对应问题，建国初语言专家对汉语的某些规律尚未深入考究或认识不够，匆忙吸纳各种俗体而造成的后遗症，现在应检讨汉字繁简字库，整理消除那些错误的繁简对应关系。

注意，汉字的音（声韵调）三维+形二维为汉字的义构筑起庞大的形音多维空间，预计可容纳汉字数量惊人，因此在形音坐标点与义之间可建立起大量的一对一对应关系，以大幅度减少当前汉语转注（同音多义、同字多音、同义多字等）导致的语言混乱现象。但前人并未充分意识到该语言空间的存在及其潜在的语言学开发利用价值，古代造字的先贤只是在经验性应用它，并未系统分析、精密构建之。古代的转注、假借、通假，实际上是一种临时性措施，即以类似音的字（或其部件）来书写，但这导致的消极后果就是语音熵、语义熵的降低。当然，既然一般百姓的大脑内存有限，所以常用文字库总数就有限，常用语言体系的语义熵不可能无限递增，因此简明性、普及性与语义熵之间存在微妙的制约平衡。虽然汉字总数可随时代不断递增，但许多不常用的字或过度复杂的字会被遗弃入故纸堆中，这就是汉字自身随其利用效率而导致的竞争淘汰现象。虽然象形、会意、指事字，本身可无限制造，但文字的交流主要作用之一就是普及交流使用，因此为了降低汉语字数的过度熵增，六书中的形声字比例不断增加，且早已占据汉字的主体；而转注和假借字本质上是古代错别字，是不提倡的。

总之，汉字潜在开发利用空间广大，只要有相应的专业科学表达需要，可以适当的造字定音；甚至设想创造新的象形、会意、指事，尤其对于某些抽象学科领域，这可带来某些表意方便。实际上，西方诸多字母体系、各种标点、数学物理符号，确实为科学的精确表达带来方便，当然一般非专业人员可以不理解，但对于学科发展而言，语言符号的多样性是供不应求的。而中国自隶变之后，汉字逐渐方块化，曲线偏旁（如篆字、鸟书）逐渐淡忘，使得中国古代数学家竟然从未想过从古汉字的曲线偏旁引作数学符号，从而止步于数学形式化的前夜！岂不悲哉！

二、政策性建议

1）在世界语言的历史背景地图上，认真研究古今汉语的演化发展规律，包括古汉字（自先夏时期的图符文字，到商代甲骨文、西周金文、春秋战国文字，至汉唐文字、北宋文字等）的创造和演化规律、古汉语的遣词、造句、语法进化规律，认真总结汉语的某些核心规律，作为改革发展现代汉语的指导根据。2）充分利用国内智力资源丰富的汉语专家，组建中国汉语改革发展和监督协会，职能包括汉语的学术研究、各种字型汉字库的管理和更新，以及流行汉语词汇的吸收、不良表述的监督和批评、新汉字的认可审批等。3）汉语研究的地区合作和国际合作。4）建设中华汉字汉语库网站及其研究论坛，及时网上公布汉字库、汉语词汇库的更新，许多生僻字、古代文字仍有待入库。

因此，本人对中华文字语言体系的历史发展前景抱着巨大的希望，它以自身特有的多维性、包容性、深刻性、简明性等特征，傲立于世界诸民族语言之林，它不仅承载着汉民族悠久的历史，涵盖着东亚多民族的华夏文明谱系，也具有发展成为世界性语言的潜在能力！有关汉语学家仍需要继续认真研究汉语自身文字、语音、语法的历史起源和演化规律，借鉴吸收一切先进语言和当代语言中的某些要素，进一步丰富化并系统化、规范化并灵活化我们的民族语言。只有悟透了汉字的创造玄机，把握了汉语的演化规律，才能面向人类、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地不断发展中华语言体系，扩张华夏文明辐射的版图，增加华夏文明影响的深度！

                                                              ---郑中 201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