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朝代框架是，武王伐纣为公元前1046年，商夏分界为公元前1600 年，而夏朝始于公元前2070 年。前者在下面单独说明，后两者则是简单的：认为古本《竹书纪年》商积年496年未计入最后两王帝乙26年、帝辛30年，从元前1046年前推商夏分界；又依据《竹书纪年》夏积年471年得到夏始年[0, 1]。该结果已为《辞海》第六版 “中国历史纪年表”等采用，本文下述年代均引自该表。

1   《竹书纪年》是春秋晋国及其后魏国的史官所作编年体史书；约公元280年西晋时汲郡(今河南卫辉)人不准盗发战国魏襄王墓而问世，中书监荀勗﹑中书令和峤奉晋武帝司马炎(265～290年在位)之命整理，得十三篇。该书在宋时或更早佚散，后又重新收集整理。

春秋始于公元前770 年，距盘庚迁殷是530年，再向前770 年是大禹的夏朝起始。就算现在所见《竹书纪年》与春秋晋国史官所书竹简完全相同，那些数字准确性有多高呢？还请注意，公元前1300年盘庚迁殷之前或许尚未有系统的文字——湖北武汉盘龙城、四川广汉三星堆、江西新干大洋洲、陕西汉中城固和洋县的铜器群等适用尺长15.8 cm 未见铭文，郑州商城出土适用商尺19.7 cm 的铜器也未见铭文。所述若有错漏，还请提醒。谢谢大家啦。

2    武王克商之年原有BC 1130 ~ BC 1018 年之间的44种说法。断代工程确定商周分界在 BC 1050 ~ BC 1020，有三个可能年份BC 1046, BC 1044, BC 1027，堪称代表性成果。年代范围来自考古和碳14 测年；BC 1027 来自《竹书纪年》西周积年257 年的前推，BC 1046 和BC 1044 则是利用天文计算回推天象而以文献记载判断[2，3]。不过，文[4]确定武王伐纣之年在 BC l040 ~ BC 1030，并不包括上述三个年份。

[0]  专家组. 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00.

[1]  仇士华, 蔡莲珍. 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多学科合作. 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 2002, (2):21-25

[2]  江晓原，钮卫星. 《国语》所载武王伐纣天象及其年代与日程. 自然科学史研究, 1999, (4):353-365

[3]  刘次沅. 夏商周断代工程及其天文学问题. 天文学进展, 2001, (2):94-100

[4]  李勇. 武王伐纣年质疑——研究中国历史年代的材料及天文学途径. 中国科学G, 2003, (2):178-185 

3     断代工程成果受到置疑的原因很多，难以尽述。如文献记载是否可信以及铭文如何释读就存在争议。《国语· 周语下》有二十三年伶州鸠对周景王(公元前544年–前520年在位) 说：“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驰，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奄。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那可是五百多年之前的天象呢。

利簋铭文释读总有十种以上(相关文献从略)，就算前段释为“(王武)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其含义也没有统一，“岁鼎”理解为“木星上中天”就有争议；此外，利簋制作年代仍存在争议，有说为成王亲政之后[5]。

[5] 曹汉刚. 利簋为成王世作器考证. 中原文物，2014, (3):51-57

基于天象资料确定的武王伐纣日程如文[2]之上表似缺少可靠性论证；工程最后首选的克商日期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同样来自天文计算，且参照金文历谱推定的成王元年公元前1042年及武王卒年范围。不过，确定成王年数依据、西周王年七个支撑点之一的康王十二年为公元前1009年仍有疑问，因为朏乃是西方地平线上看到的一丝新月，在初三或初二日落之后，不会是初五的。从断代工程[0]表八复制部分如下。此外，另一个支撑点“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为公元前889年，但4月21日日环食能否见于郑、能否引起“再旦”的感觉，也有疑问呢[6]。

[6]   张培瑜. 张台长的天文年代与古天文研究. 紫金山天文台台刊. 2002,(Z1):39-54

4    铭文中王年、月份、月相、日干支俱全的西周青铜器已有七十余件。不过，年并无王名，需要基于形制、纹饰判断而存在争议；何时为年首即建正也不明确。月首想来最初以朏日(今农历初三或初二)，何时以朔日为月首似尚未确定(回历仍以见新月之次日为初一)；闰月之设计不明，偶有一年十四个月(叔夨方鼎)；干支记日从现在连续回推三千年纯属极度理想的假设。月相用语“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 学界解释分歧，有定点说、四分说、二分二点说、二分一点说等，作为“整体的含义”总有十种。初吉在故宫博物院藏品介绍为“第一个吉日”，与月相无关；而马承源先生主张四分说[7, 8]。

断代工程认定：初吉为初一至初十，既生霸为新月初见到满月(初二至十五)，既望为满月后月的光面尚未明显亏缺，既死霸从月面亏缺到月光消失，并称“以上界说尚不完善，有待新材料的发现和继续研究”，而排定63件铜器历谱(pp29-36)，有3件不合。此外，孝王厉王不到五十年间有五组铜器的历谱不合历术——有四年为11个月、一年为14个月[6]，当然可以再调整建正和闰月等予以适当修补，但并不容易完全解决。

历谱中陕西庄白窖藏出土的散伯车父鼎为孝王四年(公元前888年)八月初六。四件铭文相同，适用周尺21.5 cm，口内径18、16、12、10.5 寸，或许另有一件口内径14 寸携带东迁。不过，2003年陕西眉县窖藏出土27件青铜器，发掘简报称: 

 因为逨盘铭文中文王至厉王用名，其后用天子，故而笔谈专家多认逨鼎为宣王世[89]；多位专家讨论合历问题，张培瑜先生提出了多种补救措施[10]。不过，马承源先生认为“逨鼎不合于宣王之世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故宫博物院藏廿八年(宀/袁)盘定为厉王世，而宣读册命者史(yu)与四十二年、四十三年逨鼎的相同。

逨鼎再次引起对《史记》共和14年(公元前841–前828年)的讨论：是否存在，存在是否当年改元；不存在，是已计入前面的厉王世(公元前877–前841年)还是续于之后，或已包含于后面的宣王世(公元前827–前782年)之内，等等。文[11] 以厉王世推算，但将四十二年鼎之乙卯改为乙丑，结果似乎并不可信。

王四十二年、四十三年逨鼎各有铭文280字、316字，逨盘铭文有372字，学界有相差51年的两种意见。文[10] 认为断代工程[0] 排为宣王三年(公元前825年) 的颂鼎、壶、簋，排入幽王世更合适，即要推后46 年呢。笔者的问题是，断代工程[0]的金文历谱中，懿王元年(前899)师虎簋至厉王五年(前873)谏簋有22件(占总数1/3)，时间跨度27年；不过，基于形制和纹饰，真能区分懿王元年、孝王元年、夷王元年和厉王元年，或懿王五年、孝王五年、夷王五年和厉王五年的青铜器吗？总而言之，以西周金文重建周历目前尚困难重重。

[7]   馬承源. 西周金文和周历的研究. 上海博物馆集刊. 1982,(0):26-61

[8]   馬承源. 西周金文中一月四分月相再證. 上海博物馆集刊. 1986,(0):10-20

[9]   马承源, 王世民, 王占奎, 刘军社, 刘怀君, 朱凤瀚, 陈佩芬, 李伯谦, 

    李学勤, 张长寿, 张培瑜, 张懋镕, 高明, 徐天进, 曹玮. 

    陕西眉县出土窖藏青铜器笔谈. 文物, 2003, (6):43-65

[10]   张培瑜. 逨鼎的月相纪日和西周年代. 文物, 2003,(6):78-84

[11]   叶正渤. 西周若干可靠的历日支点. 殷都学刊, 2014, (1):15-21

[12]  李勇. 西周晚期初吉历谱集成. 天文学报，2017, (3):88-107

5    笔者花五天功夫阅读了约二十篇论文和三本专著，最后读到文[12]：以数值方法拟合西周晚期四要素俱全且为初吉的23个日期，得到13个历谱，最优解为建卯，次优的四解为建辰和建午。不过，断代工程认定西周历法岁首多为建子、建丑——岁首在冬至所在之月或次月。西周历法想来已不是数学问题，非笔者所能理解；或许另文就叔夨方鼎铭文“隹十又四月”再说几句。

补注：上文以草稿形式博客提交后，再读了马承源先生的 “谈陕西眉县新出青铜器. 上海文博论丛, 2004,(4):16-19”，文前有编者按。

先生在36 页的长文[6]中以金文日期研究西周历法，四年之后即五十八岁再次作文[7]申述“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为月相之四分，似未得到“断代工程”的重视。2003年出土的四十二年逨鼎与断代工程确定的历表不合，或许对先生产生了特别的影响。

复制先生1982年论文[6]确定的西周王世，并添加2000年公布的断代工程结论[0]作为参考。笔者学识浅陋，不能发表意见；唯青铜器物持续出土，而三代历史清晰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