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心理学研究中的中介分析，往往用于相关研究的数据。其实，传统上，中介分析主要用于实验研究的数据。虽然相关研究具有收集数据方便的优势，但是，从建构与检验理论的角度讲，实验研究才是进行中介分析更合适、更有力的情形。毕竟，中介分析是要检验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特别是因果系列的，显然，实验研究比相关研究更利于推断因果关系和因果系列。

如果看惯了对相关研究数据的中介分析，那么，似乎不太容易想像如何对实验研究的数据进行中介分析。学习文献是了解中介分析实验取向的一种捷径，下面详述这类研究的一篇例文。

该文通过3个实验表明，无论通过身体清洁得到的干净，还是通过想像任务得到的干净，均能导致对道德争议性问题做出严厉的判断；道德自我是干净与道德判断之间关系的中介（Zhong, Strejcek, & Sivanathan, 2010）。

作者在引言中指出，身体干净作为隔开污染、增进个人健康与集体生存的措施，在历史上一直受到赞美。追求纯洁、拒绝脏乱是把人类与动物分开的最明确的标准之一。不过，该文探索一种潜在的负性结果。鉴于干净与道德纯洁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一个干净的人可能不仅觉得自己是不脏的，而且觉得自己在道德上也是没有污点的。这种拔高的道德自我，会使个体做出严厉的道德判断。

有很多例子表明，一些社会群体不仅有严格的卫生习惯，而且对别人有严厉的道德判断。这突显了严格的卫生习惯与对社会成员进行道德谴责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这种情况不是一种巧合，而是反映了身体干净与道德之间的一种心理联系，即，更干净的自我可能直接做出更严厉的道德判断。

在探索干净与道德之间的心理对应关系时，Zhong & Liljenquist（2006）发现，对个体道德品质的挑战引起了清洁身体的需要；清洁身体减轻了道德自我谴责、恢复了道德自我意像。具体地说，要求被试写出他们做过的不道德行为，接着允许洗手的被试比那些没有洗手的被试更不可能帮助一个陌生人。因此，通过洗手这种简单的身体清洁活动就足以“清洁”道德的“肮脏”。可见，道德可以部分地通过身体干净来理解和感受。如果人们把干净与道德纯洁结合在一起，把肮脏与罪恶结合在一起，那么，一个干净的人也可能感觉自己是道德的。作者据此认为，这种拔高的道德自我容易对他人做出更严厉的道德判断。

实验一，考察洗手引起的干净状态是否能够做出严厉的道德判断。将58名大学生（38名女生，平均年龄 = 21.14岁）随机分配到单因素（干净启动：干净，控制）被试间设计的两种实验条件，每人得到$5被试费。被试到达时，把他们引入实验室，请他们坐下。在干净条件下，告诉被试说，实验室里的一切都是崭新的（情况的确如此），单位要求主试尽量保持实验室的干净。因此，要求被试在使用键盘和鼠标之前先用消毒手巾擦手。在控制条件下，被试没有清洁手。然后，两种条件的被试均被要求用11点量尺（从-5“非常不道德”到5“非常道德”）在道德维度上评定6个社会问题。

结果发现，如预期的那样，评定社会问题之前净手的被试（M = -2.62, SD = 1.30）比未净手的被试（M = -1.85, SD = 1.46）对这些问题的判断为在道德上更为错误，t(56) = 2.10，p = .04。

实验二，用范围更广的社会问题来重复实验一的发现，以排除前面实验所用问题的任何特殊方面可能造成的偏差。被试从美国15,000名注册的全国性数据库中招募，他们具有广泛的人口统计学特征。323名被试（201名女性，平均年龄 = 33.89）为了获得$25和$50的抽奖资格而参加实验，把他们随机分配到单因素（干净启动：干净、肮脏、控制）被试间在线实验的3种条件。

获得知情同意书后，告知被试本实验包括一些无关的任务。干净与肮脏条件的被试先以第一人称想像一个陈述句，把这个句子录入一个文本栏里。对他们说，在一些“无关的”问题之后将测验他们回忆这些句子的能力。在干净条件下，被试读的是，“我的头发是干净和光亮的。我的呼吸是清新的。我的衣服是未受腐蚀的，像新的一样。我的手指甲刚刚修剪过，我的鞋子是干净的。我觉得自己非常干净。”在肮脏条件下，被试读的是，“我的头发是油腻和粗糙的。我的呼吸是有臭味的。我看见自己的衣服上到处都是油污和灰尘。我的手指甲沾满了污垢，我的鞋子上都是泥巴。我觉得自己非常肮脏。”控制条件的被试没有从事想像任务。

之后，被试用11点量尺（从-5“非常不道德”到5“非常道德”）在道德维度上评定16个社会问题。这些问题涵盖了范围广泛的社会问题或活动，从社会激烈争论的问题到被认为是个人放纵的行为。

结果表明，干净启动组的被试（M = -1.76, SD = 1.13）比肮脏启动组的被试（M = -1.42, SD = 1.14）及控制组的被试（M = -1.49, SD = 1.55）做出了更严厉的道德判断，t(320) = 2.02，p = .045；肮脏条件与控制条件之间没有差异，t(320) = .42，p = .675。也就是说，两个实验的发现均表明，启动自我干净导致严厉的道德判断。

实验三，测量道德自我知觉，直接考察自我干净是否通过增强个人的道德自我意象而提高道德判断的严厉性。把136名大学生（98名女生，平均年龄 = 22.00）随机分配到单因素（干净启动：干净，肮脏）被试间设计的两种条件，每人获得$5被试费。由于实验二的肮脏条件与控制条件之间没有差异，研究者把肮脏条件作为控制条件。

实验三与实验二的程序类似，不同之处是：干净启动之后，要求被试先在8个不同的维度（幽默感、智力、品性、创造性、身体魅力、健康、社会敏感性、领导能力）评定他们与本校其他大学生相比的等级。被试标出描述自己与别人相对位置的百分位数，从0（比其他人都差）到100（比其他人都好）。最后，被试提供他们对与实验二相同问题的道德评定，作为因变量。

结果表明，干净启动的被试（M= -2.04, SD= 1.28）对16个问题或活动给出了比肮脏启动的被试（M= -1.59, SD= 1.16）更严厉的道德判断，t(134) = 2.13，p= .04。并且，干净启动的被试对自己品性的评定（M= 80.44, SD= 15.24）也高于肮脏启动的被试对自己品性的评定（M= 75.03, SD= 15.70），t(134) = -2.03，p= .045。干净启动没有影响被试在任何其他维度上的自我评定（∣t∣< .78，p > .40）。

最后，研究者检验拔高的道德自我是否为干净启动与道德判断之间关系的中介。当干净启动和道德自我意象都作为普通最小二乘回归分析的自变量时，只有道德自我意象（Β = -.018, SE= .007, t= -2.73, p= .007）而非干净启动（Β = -.348, SE= .208, t= -1.67, p= .097）显著地预测道德判断。因此，当考虑中介变量（道德自我意象）时，前面干净启动与道德判断之间的显著关系就不再显著了。

作者在讨论部分指出，三个实验采用不同的干净操纵条件，表明以自我干净启动的被试对道德含义模糊的争议性社会问题与活动做出更严厉的道德判断。实验三显示，拔高的道德自我意象是干净情况对道德判断效应的中介变量。因此，一个干净的自我就像是一个道德的自我；由此造成的高的道德基础许可对别人做出更严厉的道德判断。

这一发现与关于具身与隐喻的研究非常一致，那些研究揭示了具体身体经验与抽象社会经验之间的心理对应。隐喻是我们借以理解社会环境的基本透镜，具有重要的社会含义。而该文的发现，对干净的社会与历史意义提供了独特的启示，并提出了一种潜在的负性结果：如果一个“干净”社会的成员把那些不同的人知觉为不太道德的，那么，分开与隔离他们就更容易被证明是正当的。这可能是种姓制度或社会清洁的其他更极端形式的内在机制。该文的研究结果突显了自我对道德管理的复杂与挣扎。人们表面看来对干净的理性渴望与行动不仅具有把自己的道德之摆转向一个更道德自我的潜能，而且还许可对他人做出更严厉的道德判断。

通过这篇例文不难发现，实验取向的中介效应检验，非常强调理论的作用，甚至可以不用通常进行中介分析的那些统计程序。同时，这样的研究，逻辑是非常清晰的，即，先确定一种创新性的现象，接着验证这种现象，最后考察这种现象的可能机制，也就是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所以，提倡中介分析的实验取向研究，有助于培养正确的心理学研究思想，有助于切实提高心理学研究素养。

参考文献

Zhong, C., & Liljenquist, K. (2006). Washing away your sins: Threatened morality and physical cleansing. Science, 313, 1451-1452.

Zhong, C., Strejcek, B., & Sivanathan, N. (2010). A clean self can render harsh moral judgment.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6, 859-8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