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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建国
图中黄色虚线即为“黑河-腾冲线”,一条明显的植被分界线
胡焕庸先生在1934年中国地理学会成立大会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论中国人口之分布》,该论文于1935年发表在《地理学报》上,胡先生发现从中国黑龙江的黑河到云南省的腾冲如果联接一条直线,那么在这条线的东南部分(占国土面积的36%)占到总人口的96%,而此线西北方向大部分国土面积只有4%的人口分布。这条创建性的结论后来在多次人口普查得到验证,几十年来基本上岿然不动,被国内外专家称为“胡焕庸线(即胡线,一条45°的直线)”。此线于2014年11月李克强总理考察国家博物馆时由于被问及“能否突破胡焕庸线?”而掀起讨论热潮,各类专家学者出谋划策试图从各个方面回答李总理的问题,大家争先恐后,貌似谁能第一个回答总理的问题就可以“像小学生考个全班第一名”那么荣耀,一时好不热闹。
纵然社会进步带来的技术、资本优势,总有一些头脑足够清醒的人士认识到:突破胡线是不大可能的,人类的定居和生产生活必须要服从大自然的规律。但我们同时也看到,一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猛人”举着“城镇化”的大旗高喊“破线”口号,实乃自不量力,定会成为历史的笑柄。那么,既然不能“破线”,我们的胡焕庸线到底有什么用?或者,从一个生态学家的角度,它到底有什么生态学意义呢?
有人认为胡线基本上代表了中国的第三台阶,此线两边地势起伏差异极大,是地震的频发地带。同时,有报道认为,在胡焕庸线附近,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分布集中,中段是包含黄土高原在内的重点产沙区,黄河的泥沙多源于此。因此研究胡线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灾害发生的过程和机制,最大化地减少地质灾害对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危害。同时,胡线基本上与我国400mm的降水线重合,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分界线,因此,此线根本上是限制我国农业发展的“黄线”(见上图),此线附近还可以种植一些耐旱农作物,但如果在此线更西北的位置由于缺水基本上无法从事农业活动了,即使能够从事一些农业生产,也需要进行高成本的灌溉。我们的研究发现,我国的春玉米适宜种植区域基本上与胡线是平行的。这是为什么呢?首先玉米是相对耐旱的农作物,400mm的年降雨量基本上就能满足其正常生长了。其次,由于在东南或水分充足的华南、江南地区种玉米不如种水稻高产,而在西北种玉米没有种高粱划算(需要灌溉),因此,经过数百年(玉米于1520年引入中国)的扬长避短、趋利避害造就了我国春玉米狭长分布带。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胡线的重要意义:首先它指示了区域降水量(400mm降水线);其次它是森林与草地的分界线(游牧民族放牧需要大片草地);最后它是我国农业发展的脆弱带,产量或粮食安全容易受到自然气候波动的影响。因此,我同意王铮、张新时、牛文元先生等人的观点,从本质讲,胡焕庸线是一条生态界线,是生态条件变化的一个梯度带。这种生态条件突变,有些地区是降水条件造成的,有些地区是地貌条件造成的。沿这条线,形成了中国生态环境的脆弱带。
既然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破线”进行城镇化意义不大了,这是因为人不适宜生活在连植物都不能很好生长的不毛之地!没有植被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涵养水源、提供氧气和适宜的湿度等),很多动物(包括人类)都不能很好地生长。虽然现在的城镇化与农业甚至是生态系统本身提供的服务功能关系相对减弱,如迪拜就是一个在沙漠上的城市,但顺应天意在适合定居的环境岂不是更好。人们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造地、造城运动,搞大开发、大移民,但从我国几十年来的移民结果来看,胡线左右的人口比例基本上没有变化,再次验证了“人定胜天”理念之错误,李总理问题的无解(即无法破线)。移民主要的限制环境因素是水源或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指示着宜居程度),因此从人口迁移的角度进行“破线”基本上没有实际意义的。据报道王铮课题组自2010年的研究就认为“在气候变化条件下,西北地区农业大约可以再供养1200万人口;西南地区,包括胡焕庸线东侧的环境脆弱带,可以再供养2700万人口”,问题是,与其非要把人口迁移到西北地区,不如好好发展东南地区原本就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这样成本更低、更易取得成效,而不是为了“破线”而“破线”。要知道,此线东南地区还有大面积的偏远的农村、新成型的乡镇需要发展。为了“城镇化”而“城镇化”,或为了“破线”而“破线”实属舍近求远、缘木求鱼之无聊之举也。(截止至今,还没有得到王铮等人关于此研究结果发表的任何消息)
前段时间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的“中国人口地理格局与城市化未来——纪念胡焕庸线发现80周年学术研讨会”(点击查看)上与会专家进行了很好的讨论,其中我很赞同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湖北省卫生计生委主任杨云彦先生的观点,他认为“总理之问简单解读为’突破中国人口分布的现状’可能是一种误读”,他同时也认为,“任何的人口分布状况都有其客观合理性,合理的人口分布并不等于绝对平均的分布,也不可能有绝对平均的人口分布。李克强所指的破解“胡焕庸线”应当指的是破解东西地区发展不均衡的“胡线”,而非人口意义的’胡线’”。 “总理之问和‘胡焕庸线’问题的核心在于科学、可持续、均衡的发展,而不是人口绝对的平均化的分布”。杨云彦强调到。杨云彦也认为应该在做好生态脆弱地区环境保护的同时加强对西部地区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大力推进教育、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投资于人的全面发展。事实上,胡老本人也从来没有认为要“破线”,“平衡应该是指人口与经济的平衡,人口与生态的平衡;合理也应该是指资源的合理开发,生态的合理安排,而不是说人口密度必须各地一样,才算平衡,才算合理”,胡老在《怎样理解人口生态,怎样考虑移民西北》一文总结到。有人“妄揣圣意”,轻则“丢掉乌纱帽”,重则……甚至成千古罪人。
那么对于一个普通的生态学者,这条胡线为什么那么有意思呢?这是因为此线是森林与草地的分界线,是降水等值线(近似的),是地势、地形和地貌的突变线,由此决定了生物的形态、生理和分布,水热配比最优值的临界点即为此线的生态学本质特点!做为一个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工作人员,解析胡线的生态学稳态机制是生态学家的本分、更是使命!在此我斗胆提出两个基于这半年多的思考的假说,首先植被当从水热条件优良的区域渐进此线时对自然的气候波动将会呈现越来越强的恢复力;其次草本植物相比于树木在趋近此线时抵抗力下降的更少。第一个假说解释了植被的分布特征,第二个假说则可验证为什么此线是树木和草地的分界线。这里面牵涉到植物生理生态的内容、还有自然地理和气候变化的内容,需要很好的知识储备才能进行集大成的研究。事实上,除了我国的胡线,加拿大、俄罗斯和埃及等国也有类似我们的自然地理分界线,它们从本质上讲都是生态环境的脆弱线,是植被与气候长期作用的结果。据研究,我国的胡线自1230年左右就稳定存在,是气候变化的产物,因此这条线在大的时间尺度上肯定会发生变化,如变成30°的直线、抑或120°的直线,也可能变成一条水平线。总而言之,此线是“天变”的产物,认识这点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它的生态学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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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T+8, 2024-11-21 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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