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人文主義：“敬畏自然”論戰的啟示與挑戰 辛普里

　　科學並非排斥情感，熱愛是最好的老師。如果對於自然缺乏起碼的情感，則一個人再聰明、再有知識，也會被冷漠的情感遮蔽住雙眼的，以科學自居的人也會走到科學乃至人所共知的常識的反面的。

　　從今年年初開始的關於“敬畏自然”的討論，似乎是到了開始回顧總結的時候了。我個人最大的感覺是：參與者不乏熱情，但卻往往欠缺必要的相關知識，最令人詫異的是，很少專業的環境哲學和環境倫理學者直接參與，顯得迄今為止的討論專業水準不高，這是一個很大的遺憾。但是，從另一個方面來說，這也是多年來公眾媒體上第一次大規模公開辯論環保議題，對於環保事業的推動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
　　擁護“敬畏自然”的環保人士一方最大的優勢是親身參與環保事業的推動，對於自然保護有非常可貴的親身體驗。缺陷是往往不善於做哲學的論辯，有時在某些具體的科學知識方面有所不足，這樣當他們脫離了具體的環境保護活動的現場，面對擅長辯論的對手未必能占上風，難免影響了環保理念的宣傳。
　　相比之下，後來加入的“反科學主義”科學哲學和科學史研究專家們，在哲學論辯方面的功力就強了很多，但他們的缺點在於，大多數人畢竟不是專門從事環境哲學研究的。所以第一手的資料掌握不多，親身體驗不夠。
　　在另一方面，反對“敬畏自然”的科學主義者一方，主要人物都是有著長期參與各種論戰經驗的老手。由於中國狹隘的“科學主義”和“唯發展主義”較為流行，所以他們在與普通公眾默認配置的一致性上佔有優勢。他們的劣勢主要表現在，首先昧於國際上環境哲學和環保運動的趨勢，提倡的是過時有害的先破壞後保護的“偽”科學發展觀，另外，那種“唯我獨科”、動輒漫駡的辯論風度也讓本來有可能支持他們的人猶豫、退縮。
　　如果我們並不天真地認為自己天然正確，是真理和科學的化身的話，那麼，我們都應該設法從討論中發現自己的不足，加強學習，努力提高才是。而這種提高，我個人認為應該從兩個方面著手：知識和情感。
　　應該增加必要的知識很容易理解。不必多提。我個人感覺此次討論對於利用西方環境運動的思想資源的利用嚴重不足。因此想再次推薦何懷宏先生主編的《生態倫理:精神資源與哲學基礎》（河北大學出版社，2002年）。這裏需要強調的是，我們也許更需要一種適應新的環境文化的情感教育。梁從誡先生在《不能僅僅把自然看作人類的"工具"》（《新京報》2005年1月25日）一文說過："幾年前，當許多民間環保人士正在熱衷於保護可哥西裏的野生藏羚羊、反對盜獵的時候，北京某著名大學的一位教授竟然當面問我：'就算藏羚羊都滅絕了，又有什麼關係？'我一時語塞，只能反問一句：'那大熊貓都滅絕了，又有什麼關係？' 那位教授也無言以對。其實，按何院士的邏輯，大規模獵殺藏羚羊也是'以人為本'的，攫取藏羚羊絨不也是'人'的需要嗎？" 
　　這位教授的問題，並不是缺乏知識，而是在對待自然問題上缺乏正確的情感。而梁先生之“一時語塞”，則未必是知識缺乏，事先沒想清楚為什麼要保護藏羚羊，更有可能是震驚于對方的冷漠和無情。
　　有人這樣替那位教授支招：“因為大熊貓很可愛，所以不忍心讓它們滅絕，不可能像保護大熊貓那樣保護每一種動物，其他的滅絕了也就算了。”這種態度，是把自然完全看成了人類予取予求的資源，處處透著那麼冷漠的狹隘的功利主義計算，正是為當今環保運動所大力批判的人類中心主義。正是這種將自然當作資源的態度，才會使得對自然的保護總是可能處於被人類的貪欲所侵害的危險之下。因為一旦將自然的價值歸結為人類的需要，那麼它的價值就完全是外在的了。如果某個時候人們依據當時的科學知識和價值觀認為沒有必要保護藏羚羊和大熊貓的話，藏羚羊和大熊貓的滅絕就不可避免了。
　　的確，環保離不開科學的指導，尤其是當去說服別人一道從事環保的時候，還需要理性的論證。但是論證也要以論辯雙方具備起碼的基本常識和共同情感作為基礎。亞理士多德認為，指望一切都靠論證來證明是野蠻的想法。我贊同這個觀點，試想哪天要是連熱愛自己的母親都要依賴理性的論證時，究竟是理性的發達，還是人性的墮落？
　　科學並非排斥情感，熱愛是最好的老師。如果對於自然缺乏起碼的情感，則一個人再聰明、再有知識，也會被冷漠的情感遮蔽住雙眼的，以科學自居的人也會走到科學乃至人所共知的常識的反面的。謂予不信，請看某著名大學的教授竟然說，“認為動物不感到痛苦，更為自然”，這顯然不是因為他沒有好好學習生物學知識，而是其對動物莫名其妙的仇恨所致。這樣的人，正如在北京動物園殘害熊的某位同學一樣，我看倒不必太急於補習科學知識，首先要做的反而是接受對自然和動物熱愛的情感教育。
　　另一方面，如果人們具有對於自然的敬畏、憐惜的情感，往往在缺乏充足的科學知識的情況下，也能較好地保護自然。這充分說明了在環保事業中，科學和情感二者缺一不可，互相補充。在某種意義上，情感是一種更加深刻的知識。認為理性的科學知識可以與情感分離，科學知識在實踐中的作用一定會強於情感，不過是一種並不可靠的偏見而已。
　　按照某些科學主義者的說法，科學本身是價值中立的。如果承認這種說法的話，那麼影響這種中立知識應用的情感在環保中的地位就是決定性的了。在西方歷史上最早呼籲保護自然的也不是科學家，反而是浪漫主義詩人，這難道不值得我們思考嗎？因此，以科學為名排斥所謂“樸素情感”的科學主義對環保事業是有害的，這也解釋了為什麼這次討論站在敬畏自然對立面的都是一些科學主義者的根本原因了，也可以解釋為什麼在這次討論中有那麼多普通民眾開始拒斥“科學主義”了。
　　如果說，知識不足是一種遺憾的話，那麼情感的貧乏和扭曲則更是一種悲哀，甚至是一種恥辱！正是在這種意義上，藝術、人文教育乃至宗教在科學時代仍然具有其不可取代甚至更為重要的價值和意義，那就是它們可以提供我們最為需要的情感教育。在我個人看來，這也許就是這次討論最大的啟示。

二、自然、人類與科學的兩個不等式

　　在科學與人類關係方面，人文主義應該是更具包容性，更加深刻的，它可以幫助我們抵抗科學時代容易流行的狹隘的科學技術拜物教。而在人類與自然關係方面，尤其是在當代人類肆無忌憚地征服自然以滿足欲望之時，僅靠人文主義本身則非但無助於抑制過分膨脹的欲望，反而會遮蔽掉人類對自然的關愛。

“敬畏自然”的討論實際上是關於科學主義的爭論的最新發展。但這輪討論有個新現象頗值得玩味，那就是表面看來雙方似乎發生了“乾坤大挪移”式的立場交換。原先發生的似乎是提倡人文主義的反科學主義人士與提倡科學主義的反人文主義人士之間的論戰。可是到了討論“敬畏自然”時，情況突然發生了非常詭異的變化。原來那些絞盡腦汁挖苦嘲諷人的價值、尊嚴、倫理、道德等等說法的科學主義者搖身一變，竟以人文主義者自居，動輒大談“以人為本” 、“人類的利益”。而原先強調人的價值、尊嚴、人性的豐富的反科學主義者，卻開始批評起“人類中心主義”，強調人的價值和利益並非是絕對的，並非是全部，要為自然伸張正義，捍衛起自然的權利來了。
　　問題是：究竟誰是真正的人文主義者？究竟誰是在捍衛人類的利益？表面上的立場交換背後隱藏著什麼樣的深層的一貫性呢？如何看待人文主義？這是真正渴望真理，而非僅僅對論戰勝負感興趣的人士所應該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
　　其實這個問題，只要關注實質內容而不為名詞所迷惑並不難以理解。按照辯證法的說法，事物都是普遍聯繫的，人們的觀點只有放在事物的相互關係中才能理解和評判。抽象地談是否重視人的價值是空洞無物的。因此，從這個角度看，科學主義者和反科學主義者的立場可以用兩個截然相反的不等式來表達：科學主義不等式是：科學>人類>自然，而反科學主義不等式則是：自然>人類>科學。
　　有意思的是：在科學主義不等式中局部總是大於（高於）整體，而反科學主義不等式則恰好相反，總是整體大於（高於）部分。乍看起來反科學主義不等式似乎是天然正確的，應該為更多的人接受才是；因為整體大於部分，整體高於部分似乎是天經地義的事。這顯然與當代中國乃至全球的實際情況有所出入。
　　仔細一想，科學主義不等式流行是不難理解的，因為由於人類的弱點以及知識的限制，眼前的局部往往更容易看到，而更為廣闊的整體則常常容易被忽略。所以我們常常推崇整體觀念，提倡人們胸懷要寬廣，就是因為我們從長期的經驗中知道從整體著眼是件不容易的事，是需要克服人類常見的短見和自私弱點的。
　　不等式中的“>”符號，既可能是描述，也可能是價值評判。所謂描述，不外乎是強調前項比後項內容更豐富、範圍更廣泛、歷史更悠久，而價值評判則是強調前項作為後項的意義來源，是允許後項存在以及決定如何存在的準則。相對來說，科學主義不等式主要是價值評判，而反科學主義不等式則二者兼顧。
　　在科學與人類的關係方面，所謂科學主義的思路基本上是說，既然科學取得了人類其他文化傳統無法比擬的巨大成果，那麼人類要想生存和發展就必須要服從科學的指引，所有得不到科學認可的都是站不住腳的。既然科學是最高明的傳統，則科學活動不應該受到人類其他方面考慮的制約，相反其他一切方面都應該模仿科學，受科學的指導才對。例如，科學活動不該受到倫理的約束，相反倫理觀念反而要隨科學發展而改變。既然科學最高明，所以科學是最完美的，沒有任何缺陷，至於科學技術在實際應用中所產生的一切問題，都與科學技術無關，都是人的問題等等。
　　這種思路顯然是短視、目光狹隘所造成的。反科學主義者正確地指出，雖然近代科學取得了偉大的成就，但是人類其他文化傳統並非乏善可陳、一無是處。科學並非衡量一切文化傳統的最高標準。例如，宗教雖然在理論形態上與科學並不完全一致，但這並不妨礙宗教在人類歷史上乃至今天在人類思想和社會上的積極意義。雖然科學對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做出了偉大的貢獻，但它畢竟不能覆蓋人類生活的全部內容，人類生活的其他方面如經濟、政治、倫理、宗教都有其不可或缺的作用和價值，當這些方面和科學發生關聯時，科學活動的開展也要與這些文化價值相互協調。例如，雖然某些研究活動可能增進人類的知識，但如果它違背了人類的基本倫理觀念，則這些研究也必須受到限制乃至根本禁止。既然科學活動是和人類其他活動一起協同進行的，則榮譽應當共同分享，而失敗與恥辱也應當共同承擔。那種將科學與人類其他活動剝離開，好的歸科學，壞的歸魔鬼的做法是沒有什麼意義的。
　　而在人類與自然的關係方面，所謂科學主義的基本思路是，人與自然總有相互衝突的地方，那麼在這種情況下為了人類的利益，人類只能破壞生態，自然的利益和價值就顧不上了。對於有意識、有意志的人類來說，存在著利益和價值，而自然本身是無意義、無意識的，所以不存在什麼價值一說，因此自然純粹屬於人類利用的資源，我們對待自然完全不必考慮自然，只需考慮人類的需要即可。人類發展的歷史就是一個不斷征服自然的歷史，人類要想繼續發展，就永遠要不斷地征服自然。
　　顯然，這種思路更是短視和自私的，充滿了人類中心主義的偏見。即使人類的利益與自然可能在一定情況下必然要衝突，為何人類的利益就一定高於自然的利益？例如，難道為了某些女士穿戴薄如蟬翼的沙圖什披肩，就一定要獵殺藏羚羊，甚至使得藏羚羊面臨滅絕的危險？人類的這種奢侈性享受的“利益”就不能為了自然而犧牲嗎？如果說在這一點上人類做出犧牲，能說是犧牲人類的尊嚴嗎？說自然純粹是資源和客體，沒有任何內在的意義和價值，完全是人類狂妄的偏見。動物也有痛感、情感，甚至也有複雜的意識、社會、家庭乃至親情，所有的生命形式即使是植物也有其內在的需要，即使非生命的自然作為生態系統的組成部分也有其不可抹煞的價值，如果我們非要硬起心腸說我們體會不到而不承認的話，那我們又怎能有理由去指責那些對陌生人、弱智者、昏迷不醒者施暴的惡行呢？如果說以我們過去的惡行可以為現在和未來的惡行辯護的話，那麼人類還有可能實現道德上的進步嗎？
　　科學主義不等式大小顛倒的後果就是，為了維持其不等式的成立，不惜削足適履，將人類豐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強制壓縮在近代科學某個時期特定成就的狹小框架中，這樣也限制了科學的健康發展；將自然無限豐富的存在貶低為人類的附庸和資源，也使得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失去了牢固的基礎。只有反科學主義不等式才是有利於自然、人類和科學的健康和諧發展的指南。
　　認清了科學主義和反科學主義的兩個不等式的區別之後，我們就可以比較清楚地確定科學主義究竟是不是人文主義，以及如何評價人文主義了。就科學與人類的關係而言，科學主義是與人文主義相反的；而就人類與自然關係而言，科學主義從本質上說就是一種人文主義的立場。在科學與人類關係方面，人文主義應該是更具包容性，更加深刻的，它可以幫助我們抵抗科學時代容易流行的狹隘的科學技術拜物教。而在人類與自然關係方面，尤其是在當代人類肆無忌憚地征服自然以滿足欲望之時，僅靠人文主義本身則非但無助於抑制過分膨脹的欲望，反而會遮蔽掉人類對自然的關愛。因此，在科學與人類關係上，人文主義是視野開闊、心胸博大的，是值得讚賞和尊重的立場，而在人與自然關係上，人文主義就變成了狹隘的人類中心主義，變成了阻礙新環境文化建設的障礙。
　　雖然論戰雙方的基本觀點並無真正變化，但是由於論戰所關注的焦點的變化，實際上可能會迫使雙方對原先的觀點進行更深刻的反思。反科學主義者強調強調人的價值、尊嚴以及人性的豐富性沒錯，但必須掌握好分寸，以防蛻變為人類中心主義。而科學主義者今天在大談“以人為本”的時候，最好還能記起當時曾對人的價值、尊嚴、倫理、道德等等說法大加嘲諷時說過的話：據說這些概念和說法都是空洞無物、常常自相矛盾的，是禁不起科學和理性的嚴格分析和批判的等等。
　　正因為兩個不同的不等式的根本區別其實在於心量的大小，胸懷的寬窄，所以這兩個不等式的選擇就不完全取決於知識的多寡，也不完全取決於文理科的教育背景，甚至僅僅訴諸於理性的辯論也未必能改變當事人的選擇。相反人的氣質、情感反而起到了更加重要的作用。
　　因此，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那些科學主義者在環境問題上會搖身一變為人文主義者，那是和他們總是以局部淩駕整體之上的一貫傾向合拍的。而如果他們還能認識到這一傾向在人與自然關係上不僅是短視的，而且可能還是人類自私弱點的體現的話，也許相當一部分科學主義者就要重新考慮他們的立場了。
　　另一方面，反科學主義者過去曾有人自我定位為人文主義者，這種界定在涉及科學與人類關係時顯然是非常準確的，然而一旦涉及到人類與自然關係時，就應該明確地提出超越人文主義的口號了。對於曾經為了人文主義努力抗爭過的中國當代知識份子來說，這意味著一次新的思想飛躍，意味著在新的領域內繼續堅持整體大於部分的立場，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再一次地拓寬眼界，開闊心胸，意味著必須要以新的方式挖掘傳統思想資源，創造出有利於環境文化建設的新理論，這也許就是新世紀對中國知識份子提出的最大挑戰。從這個角度上看，在冬雪融化，春花待放之際進行的這場討論，實際上就是新時代發出的一聲召喚。
　　科學主義者和反科學主義者們，你們準備好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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