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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琳、赵文静、黄颖 / 武汉大学

英国现代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帕特里克·布莱克特（Patrick Blackett）给“科学”下了个有趣的定义：“所谓科学，就是通过国家出钱来满足科学家的好奇心[1]”。科学研究本身是一种复杂的、需要协同合作的、具有目标导向的社会组织与实践活动[2]。现代科学研究不断朝向网络化、全球化方向发展，已发展成为需要有巨额经费支持的庞大体系。科学基金制度随之应运而生，成为现代化科学管理的重要手段。那么，“国家出钱”的科学基金，仅是为了资助由科研人员“好奇心”驱动的研究吗？亦或是有其它的资助动机？

疫情肆虐的2020年，科研工作者作为抗疫科研攻关的主力军，面对亟需进一步了解的病毒与疫情，在各自的科研领域中辛勤耕耘。科学界面对世界历次重大卫生公共事件都做出了迅速的应对模式[3]。这不仅仅是源于科研人员个人的兴趣爱好，更是受到了当下社会重大需求的驱动。现代科学研究的多元化与复杂化，对国家的科技管理体制提出了更高的管理要求。满足科研体系基础管理的需求之外，不仅需要让科研人员能够围绕其自身的研究兴趣开展自主探索，提升学术竞争与交流的活力；也需要时刻关注国家与社会的重大需求，引导与资助科研人员开展以当代社会需求与重大问题为导向的研究。

近年来，各国的科研政策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从主要关注学术研究的科学影响力，转向同时关注科学研究的“社会影响力”，为社会重大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将“实现社会目标”作为审查项目申请书的原则之一，要求科研人员在申请书中就该项目如何“包含造福社会的潜力，并有助于实现特定的、预期的社会成果”进行阐述^①。2019年，我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C）发布的《2019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也明确将源于国家重大需求，且具有鲜明问题和目标导向的“需求牵引、突破瓶颈”类研究作为四大类科学问题之一^②。

那么，国家科学基金机构资助的研究重点是什么？受资助的研究是否切合社会需求？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我们结合NSFC医学科学部与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MRC）的基金项目数据与全球疾病负担数据，对中英两国医学领域基金资助的热点、主要关注疾病与高负担疾病的匹配程度展开研究[4]。

中英两国基金机构在医学领域资助主题的共性与差异是什么？

本研究利用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NLM）开发的医学文本索引器（Medical Text Indexer，简称MTI），从基金项目的标题与摘要中提取基于医学主题词表（MeSH）的项目主题词作为分析对象，进行共现与可视化分析。

整体而言，两国对于肿瘤疾病以及基因相关研究的均给予了重点关注。同时，神经系统与精神疾病也是两国的医学基金资助的重点对象，但MRC关注的具体疾病类型与资助程度明显强于NSFC。

中英两国基金机构在医学领域资助主题上也具有明显的差异性。首先，非传染性疾病为NSFC医学科学部与MRC的资助重点，但NSFC更重视基础细胞学相关研究。而MRC则侧重于关注疾病的多种风险性因素，包括饮食、生活习惯、社会经济因素等。此外，与NSFC明显不同的是，MRC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多发疾病，尤其是不同类型的传染病也给予了较高关注。

图1 (a). 主要资助疾病可视化——NSFC医学科学部 (来源于参考文献4，侵删)

图1 (b). 主要资助疾病可视化——MRC (来源于参考文献4，侵删)

社会需求层面，选取全球疾病负担（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简称GBD）的研究数据反映中英两国医学领域的社会需求，其中主要涉及指标为“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s）——以时间为单位、结合早亡所致生命年损失（YLLs）和伤残所致生命年损失（YLDs）的综合指标。依据国际疾病分类体系（ICD），GBD研究中进一步将所有疾病划分为4个层级，其中第一层级包含（1）非传染性疾病，（2）传染性、孕产妇、新生儿和营养疾病，（3）伤害；之后每一层级均为上一层级的细分。中英两国负担最高的前五类疾病（第二层级）及其细分的具体疾病如图2所示。整体而言，两国负担较高的疾病类型基本相似。

图2 (a). 疾病负担结构——中国

结合疾病负担与基金资助的重点疾病来看，中英两国疾病负担最高的两种疾病类型——肿瘤与心血管疾病，也均为NSFC医学科学部与MRC的资助重点。肌肉骨骼类疾病位列中英两国疾病负担第三名，其中颈痛、腰痛较高的“伤残所致生命年损失”是肌肉骨骼类疾病的整体负担均为中英两国前三名的主要原因，但该类病并不是NSFC医学科学部和MRC的主要资助对象。社会的加速发展带来工作时长的不断增加，进而使得人们长期久坐，并影响生活习惯，或许是此类疾病负担较重的原因之一。同样，社会生活的压力也在疾病负担结构中有明显体现。精神疾病负担在中英两国均排在第五位，其中抑郁症在中英两国的YLDs排名均为前五，中国尤为突出，但MRC对于精神类疾病明显更为关注。

图3 (a). 2006-2017年非传染性疾病（NCDs）负担变化率

图3 (b). 2006-2017年传染性、孕产妇、新生儿和营养疾病(CMNN) 负担变化率

从疾病负担增长率变化的角度而言，2006-2017年间中英两国与世界整体的疾病负担变化趋势比较相似，非传染病的整体负担呈现增长趋势，而传染性、孕产妇、新生儿等相关疾病则呈现下降趋势（图3）。有趣的是，中国的多种疾病负担率变化尤为明显，不论是负担值的增加或减少，都明显高于英国和世界整体水平。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列为非传染性疾病的心血管疾病、肿瘤、肌肉骨骼疾病和精神类疾病等的负担不断增加，尤其是在中国。然而，对比NSFC的资助重点，肌肉骨骼和精神类疾病都不是NSFC主要关注的疾病类型。

中国绝大部分的第二大类疾病负担均呈现下降趋势（图3(b)），其中呼吸道感染、肠道感染、孕产妇及新生儿疾病和营养不良等下降幅度高于英国和世界整体水平。有研究表示，快速增长的经济水平与全民不断提升的教育程度可能有助于较低传染性、孕产妇、新生儿等相关疾病的负担值[4]。此外，一系列针对相关疾病的干预措施和项目可能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疾病负担结构的变化[5]。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艾滋病与性传播疾病是我国唯一负担增长的第二大类疾病，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英国与世界整体的艾滋病与性传播疾病负担均呈现下降趋势。然而，对传染病类别的关注正是NSFC和MRC资助重点最显著的区别，MRC对艾滋病、疟疾和登革热等多发于发展中国家的传染病给予了较高关注。而NSFC医学科学部的基金项目中，此类传染性疾病的受关注程度并不明显。

整体而言，中英两国医学基金的资助重点与对其公民健康影响最大的疾病相对应。肿瘤和心血管疾病是两国负担最重的疾病类型，也同为NSFC医学科学部与MRC的资助重点。糖尿病也得到了广泛关注，与两国该类疾病不断上升的负担相对应。不同的是，NSFC医学科学部的资助对象更集中于我国的高负担疾病，而MRC的资助热点涵盖的疾病种类相对更多，包括发展中国家的多发疾病，如被忽视的热带疾病等。此外，我国不断增加的精神疾病、肌肉骨骼疾病和艾滋病的负担指数，需要政府、学界及社会各界给予更多关注。

心血管疾病和艾滋病与性传播疾病分别作为我国负担增加最多的非传染性和传染性疾病，是否受到了基金机构足够的关注？

（1）脑卒中（中风）与心血管疾病

自1990年以来，中风在我国的疾病负担不断增加，目前已成为我国疾病负担指数最高的疾病。相较于中风的疾病负担，我国NSFC医学科学部对于中风的资助程度究竟如何？

中风在GBD疾病分类系统中，被划分至心血管疾病。对比肿瘤类疾病负担和相关项目数量与金额来看，虽然我国心血管疾病比肿瘤的整体负担占比高5.4%，但是心血管疾病项目数量与金额占比远低于肿瘤相关项目的资助程度。仅就中风这一具体疾病而言，不论从疾病负担的标准值（DALYs per 100,000）还是占比（% of total DALYs）来看，我国中风的疾病负担均远高于英国。结合资助程度与疾病负担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图4），英国MRC资助的中风相关项目数量与金额占比虽波动较大，但整体高于其负担占比。然而，NSFC所资助的中风相关项目数量与金额占比远低于中风在我国的疾病负担占比。

图4. 中英两国中风疾病负担与资助程度对比

（2）艾滋病与性传播疾病

基于上述分析，艾滋病和性传播疾病是我国传染性疾病中唯一一个负担不断增加的疾病。与世界整体和英国不断下降的负担相比，我国艾滋病的疾病负担整体自2013年以来呈现出大幅增长趋势（图5）。虽然整体而言NSFC医学科学部资助的艾滋病相关项目数量与金额占比高于该疾病的负担占比，但是同期NSFC医学科学部对该疾病的资助程度（项目数量与金额占比）不断下降，并在2014年到达最低值。我国艾滋病日益增加的疾病负担与不断下降的资助程度，说明关于这一疾病需要我国的政府、学界及社会各界给予更多关注。

图5.中国艾滋病疾病负担与资助程度对比

结语

科学基金机构优先资助领域的设置对一国的科学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优先领域的设置不仅需要明确面向社会和国家需求的重大问题，也需要充分了解不同领域的科研现状以及科研与社会需求尚未对接的“缺口”，从而进行有针对性的科研资助。需要明晰的是，疾病负担与基金资助热点/科研热点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社会需求本身即为一个复杂多维的概念，难以从单一维度予以界定与解释。科学自身是社会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关键力量。因此，从科技管理的角度而言，相关机构在利用各领域的定量指标对社会需求重大问题进行辨析时，需要在明晰不同类型指标适用的使用环境，在深入理解指标所揭示的实际社会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各领域的专家建议和公众意见，从多维视角辨析不同领域的社会需求问题。

注释

①https://www.nsf.gov/pubs/policydocs/pappg18_1/pappg_3.jsp#IIIA2

②http://www.nsfc.gov.cn/english/site_1/pdf/NationalNaturalScienceFundGuidetoPrograms2019.pdf

[1] Anderson, R. S. (1999). Patrick Blackett in India: Military consultant and scientific intervenor, 1947–72. Part two. Notes and Records of The Royal Society, 53(3), 345-359.

[2] Hicks, D. J., & Stapleford, T. A. (2016). The virtues of scientific practice: MacIntyre, virtue ethics, and the historiography of science. Isis, 107(3), 449-472.

[3] Zhang, L., Zhao, W., Sun, B., Huang, Y. and Glänzel, W. (2020). How scientific research reacts to international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a global analysis of response patterns. Scientometrics, 124, 747-773. https://doi.org/10.1007/s11192-020-03531-4

[4] Zhang, L., Zhao, W., Liu, J. et al. (2020). Do national funding organizations properly address the diseases with the highest burden?: Observations from China and the UK. Scientometrics. https://doi.org/10.1007/s11192-020-03572-9 

[5] Gakidou, E., Cowling, K., Lozano, R., et al. (2010). Increased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its effect on child mortality in 175 countries between 1970 and 2009: A systematic analysis. Lancet, 376(9745), 959-974. 

[6] Wang, Y., Li, X., Zhou, M., et al. (2016). Under-5 mortality in 2851 Chinese counties, 1996–2012: A subnational assessment of achieving MDG 4 goals in China. Lancet, 387(10015), 273-2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