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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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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看电影The Reader
2009.04.10
The Reader这本书我没有读过，虽然1999年Oprah Winfrey推荐过之后这本书的英文版在美国销售了好几十万册。2008年这本书被拍成了同名电影，饰演女主角Hanna Schmits的Kate Winslet还获得了本年度的奥斯卡最佳女演员奖。
维基百科上关于The Reader小说的介绍链接：http://en.wikipedia.org/wiki/The_Reader
维基百科上关于The Reader电影的介绍链接：http://en.wikipedia.org/wiki/The_Reader_(film)
Roger Ebert关于The Reader的影评链接：http://rogerebert.suntimes.com/apps/pbcs.dll/article?AID=/20081223/REVIEWS/812239989/1023
纽约时报上对The Reader的影评链接：http://movies.nytimes.com/2008/12/10/movies/10read.html
我上周看完这部电影以后，觉得这部电影本身拍得不错，表演也很好，但是内心总有一种非常不舒服和反感。这种不舒服和反感并不是从这部电影本身来的，而是从对与这部电影相关的历史的了解中而来的。我在思考自己的这种感觉的时候，我想起了德国著名学者Theodor Adorno（1903-1969）的那句广为引用的名言：
To still write a poem after Auschwitz is barbaric.（Nach Auschwitz noch ein Gedicht zu schreiben ist barbarisch。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维基百科上对Theodor Adorno的介绍链接：http://en.wikipedia.org/wiki/Theodor_W._Adorno
虽然Adorno后来从这句话的立场有所退缩，但我的不舒服和反感，正是因为我从这部电影感受到了这种奥斯维辛之后的诗的野蛮。而更不能让人容忍的是The Reader这首“诗”还是一个德国人的作品。虽然我没有读过The Reader这本书，而且书本身与电影可能也有不小的差距，但是我对于此事所带来的不舒服和反感仍然是挥之不去。
电影中曾经做过纳粹集中营女看守的Hanna为了掩盖自己是文盲的事实，承担了看起来不属于她的罪责。这真是一个有意思的metaphor。我猜想Adolf Eichmann在地狱中看到这部电影，也会替自己在阎王那里翻案的。如果我们对于第三帝国的历史和罪恶及其程度没有足够和全面的了解，我们读了The Reader这本书或者看了The Reader这个电影会有什么什么感觉呢？我们恐怕会很自然地就认为Hanna和Michael也是值得同情的受害者。
但是，对于二战里面的德国人和日本人，他们能够被看作是受害者吗？我认为显然不能。如果我们能够接受这些人是受害者的说法，那么二战之后对这两个国家进行长期的占领和对其国体政体进行彻底改造还有什么必要和正当性呢？
《旧约圣经》中，上帝说如果索多玛城中能够找得到十个义人，他就会饶恕索多玛城，不把索多玛全城毁掉。可是索多玛成中的确找不出十个义人，所以上帝只是饶恕了罗德一家。
在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和二战时期天皇的日本能够找得出十个义人吗？
据说在第三帝国是可以找出十个义人的。
比如也是2008年上映的由Tom Cruise主演的电影Valkyrie（刺杀希特勒），讲述了1944年7月20日由德军上校Claus von Stauffenberg及其同谋实施的对希特勒的未遂暗杀行动和军事政变。电影中就把Stauffenberg及其同伙描述成了少数这样的第三帝国内部的“义人”。
维基百科上电影Valkyrie的介绍链接：http://en.wikipedia.org/wiki/Valkyrie_(film)
可是历史远不是这样一回事。刺杀希特勒的这些同谋并不是什么“义人”。他们的邪恶的雅利安人帝国的理念以及军国主义精神，以及他们在第三帝国崛起过程的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早已经决定了他们绝不是什么“义人”。根据他们后来发动反对希特勒的暗杀行动和政变的目标和企图，也绝不能因之而把他们归为义人之列。第三帝国中德国人作为整体所犯下的罪恶也不能够因为他们这些人反对希特勒的暗杀和政变行为所洗刷。如果德国人希望通过这些事情来摆脱自己的历史罪恶感，与日本人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其实没有什么两样，是非常值得警惕的。不要因为德国二战中没有和中国直接交战，我们就对这些事情听之任之。第三帝国和二战中的日本犯下的罪恶事实上是对整个人类犯下的。不是说今天的德国人和日本人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有多少分别，而是当人们能够容忍他们的这种掩盖和混淆的时候，人们对于正义和邪恶就不会有区分的标准了。
电影终归是电影。从电影的角度，这两部电影是不错的。可是，从历史的角度，我还是相信Theodor Adorno的那句话：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我对于那些试图理解第三帝国和日本军国主义统治下的德国人和日本人的尝试，没有太高的评价。我认为任何那样的理解都必须建立在对那场浩劫本身的深入和直接了解之上才能够有些许意义。不然的话，我们除了给人性中最可怕的罪恶提供借口和说法之外，我们也会逐渐不知不觉地变成它们的同谋。
纽约时报上对电影The Reader的影评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样的：
The film is neither about the Holocaust nor about those Germans who grappled with its legacy: it's about making the audience feel good about a historical catastrophe that grows fainter with each new tasteful interpolation.
这不正好就是Adorno的那句话的另一种说法吗？
(Note：今天在网上看到有好几个关于The Reader的评论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Adorno的那句话，视角和观点不尽相同。比如有一篇叫做《朗读生死》的博文（链接：http://www.3qhouse.com/forum/thread-1024208-1-2.html）中写道：
奥斯维辛之后，不但写诗是野蛮的，宽容、理解、和解、和谐，甚至包括迈克的爱情，也是野蛮的。对普通法西斯的审判，使一些德国人深感困惑，这有什么意义？为什么只审判她们？在转移视线么？人们的议论最终汇聚在正义的伸张上，追究罪行才能摆脱野蛮走向文明。
颇有同感。 特此说明。2009.04.11.）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176-2254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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