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其实很忙，但是看到一些网友写穷孩子的故事，忍不住，也来几句。

很多人以为香港长大，到美国念书都是有钱人家，我是很例外的。小时家里不富裕，把我寄在外婆家里，经常有寄人篱下的感觉。小学五年级，家里失火，火灾发生在清晨一两点钟，一家人都是只身逃离，只有我还清醒，抢救了书包，一只脚拖鞋，一只脚布鞋。曾经每天走四公里省一毛钱，积下来买的课外书，一本不剩，连同所有家里的物件，全部化为灰烬。

考上中学，正是家里最困难的时候，自愿绝学，但是父亲坚决不让，还好拿了助学金，不然肯定念不了。中学毕业，身体精神都不好，上不了大学，也没有钱。当了两年中学教员，才进中文大学。在大学，靠做家庭补习，写稿子，工读，赚钱完成了学业。被普渡大学录取，还给助学金，但是，没有旅费。父亲大概是卖掉了他心爱的什么古董，再向亲友借了一点钱给我买机票和第一个月的生活费。到普渡大学月底发薪水，口袋只有五毛美元。

1969年离开香港，只身来美，无依无靠，就是拼搏下来的。博士论文是麦角碱的酶生物合成，研究和Prelim需要有机化学，生物化学，药物化学，天然产物，分析化学，生物学等不同领域的知识，与主修的一起考试。博士后在耶鲁化学系，每周七天，每天十二到十四小时工作，一年后，突破了长春花碱的生物合成第一步酶合成，升为研究员Research Scientist（就是后来一直被国内媒体误称为教授的原因），不需要教书，光做实验。

1977年随Ian Scott到德州农工大学化学系任教。Ian是被招揽去的Distinguished professor，我是助教授。1979年中科院邀请我讲学，第一次到北京，上海，广州，在植物所，化学所，药物所，生化所等讲了五个星期。后来招收了第一批中国来的四位研究人员。但是，德州的种族歧视很厉害，政治氛围实在不能忍受，中美之间的状态，并不利于国际科研合作。1982年，决定离开，到工业界去。离开时，我在化学系的助教授中是团队最大，基金最多的，很可惜，不能对国内来的朋友把原因交代清楚。以后的工业研究，很多不能发表。工业界的环境使我与完全不同学术背景的人交流，跨学科，给我不同的经验。从生物，到生物化学，药物学，从实验室到科研管理，从大学到工业界，丰富了人生经验。从科学到历史一段是退休后离奇的经历，太长了，以后再谈。

我们夫妇都是穷孩子长大。成立了一个基金会，支助对贫困地区办学，开始在贵州建中小学校，后来捐赠助学金，让贵州，陕西，甘肃，四川等地的女学生进大学，至今有几十位学生。有些毕业了，可喜是她们也自发地捐赠给更需要的低年级同学，传递爱心。他们经常写信来告诉近况。

我们是过来人，对贫苦学生特别理解，同情。有时看到香港一些富豪们捐赠给美国长春藤大学，动辄几百万美金，锦上添花，心里很不好受。希望大家善待贫苦学生，他们是最感恩的，最努力的，最有人情味的，也是最有希望的一群，将来，有些是国家的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