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14日讯，一些早被世俗社会遗忘的词汇，两千年后却还能在陕北乡间的农民口语里说着，表现出了稳定的继承性。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里面保留了一些观念性的东西。

词汇这些东西，大家习惯说是“方言土语”，其实，它们不是“土”，是“古”，是方言古语。从上古到今天，我们看到，古词汇在方言里的一脉传承，反映出了农业社会在一些价值观、世界观方面的传承，这样的传承又对古词汇的传承起到了稳定作用。

站在今天回头去看古代，我们是想从方言里，追溯咱们的文化在历史中的进程。说方言是文化的缩影，是有道理的。

我插队时是到余家沟，在这里住了10年。它在河庄坪西边那条大山沟里，进山20里地。六七千年前，延安还是一片荒原，新石器时代那儿就有人住了，出土了新石器工具和尖底瓶。从地里面的东西看，这么多年来，那地方一直有人住。现在它离延安城不远，开车半个多小时就到，但以前得步行4个小时。4个小时的时间距离，使得它与城市完全无关，地处偏僻深山了。

150年前的一场动乱，使余家沟的原住民死的死跑的跑，一个人都没剩。我在那儿的时候，古窑洞的墙壁上还留着当年杀人时候喷溅的大片血迹，山洞里还埋着原住民逃跑时候藏起来的包裹，里面有清代的衣服、毛笔、寸金墨、账单什么的，还有一些三寸金莲小鞋。那场动乱以后几十年没人。余家沟的居民，都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才从榆林下来的移民，以横山县人为主，也有绥德米脂等地的。我插队10年听到的陕北话，基本就是这些移民和他们的后代说的陕北话。

46年前，刚到余家沟的时候，乡亲们热情接待，围上来说这说那。但我们听着叽里咕噜，像一派“胡”言。而我们一说话，他们就说“害怕”，不知道怕什么。过些天才知道，不是“害怕”，是“害不哈(hà)”，意思是“不懂”。后来才明白，它就是“解不下”，“解下解不下”。“解”音近“害”，古声母，东晋陶渊明就这么说。他的《搜神后记》卷九里：“卜者曰：远诸侯，放伯裘。能解此，则无忧。”连唐代大德高僧开悟的时候，一下大彻大悟了，也说“解下”，唐《敦煌变文·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诸山坐禅解下日，罗汉得道日，提婆达多罪灭日，阎罗王欢喜日，一切饿鬼总得普同饱满。”这说明，这个词它可不土，用它可以说最高深的事情。

1976年，我还在余家沟学大寨，那会儿我已经插队七八年了，在村里当大队书记。进城来钻进延安新华书店，见着本新书，宋代沈括的《元刊梦溪笔谈》，还是影印古版的，元代东山书院刻本，1975年12月版，1.60元。在那个类似焚书坑儒的年代，看见这么本书，不管解下解不下，赶紧买下再说。

在油灯下读《梦溪笔谈》时，看见一个“陷(hàn)”：“世间锻铁所谓钢铁者，用柔铁屈盘之，乃以生陷其间，泥封炼之。”嵌入，镶嵌。陕北管鞋叫“孩”（音）、管门限、门槛叫“门汉”（音），那这个“陷”，就是陕北焊鸡蛋壳壳的“焊”了。是说农家用猪血和泥，和得坚坚的，抹得光溜溜的，把碎鸡蛋壳壳镶在上面，星星点点，相当于螺钿那意思。螺钿是用碎贝壳，镶在什么物件儿上。后来看到白居易《题周皓大夫新亭子二十二韵》诗句：“裙翻绣鸂鵣，梳陷钿麒麟。”陕北的“陷(hàn)”鸡蛋壳壳，跟螺钿是同样的美学追求。

余家沟人说沈括时候的话？从那时开始，我对陕北话发生了兴趣，产生了敬仰，就开始记录一些觉得有意思的词。回北京以后，一直没停。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就常回陕北，所以能持续地记录，兴趣也越来越浓。

到2000年后，我终于有条件琢磨研究它们，钻故纸堆，整理成了一本书，叫《听见古代》。为什么叫《听见古代》？你想，我们到了一个古迹跟前时，身处历史上什么事情发生的环境，我们会发思古之幽情。啊，扶苏原来就住这山头儿上；赫连勃勃在这儿时是水草丰美的，不是荒沙一片；李继迁是从这个村子出走的，奔了地斤泽；范仲淹在这儿写下了“浊酒一杯家万里”，名句啊。就连这本书的封面，也可以让你感知古代迎亲的情景。这是1992年初，我在我们余家沟的山上拍到的迎亲画面，前面是吹手，后面这一队里，新娘子骑在一匹马上，马是最高级的了。那时候还很古代呢，十几年后就都改汽车迎亲了。这是说环境。

对于声音呢，我们听到古琴、泉州南音那些古音乐，听到方言古语，也可以有这样的思古之幽情，有这种文化的认知和体验。我把这就叫做“听见古代”，实际上就是听见历史继承性。历史继承性，就是今天的文化里活着古代的文化。

来插队那会儿，陕北是一片童山秃岭，没有植被。不像现在，退耕还林多少年了，满山绿色，郁郁葱葱。那会儿平均几个山头一棵树。可过日子的燃料就靠破坏植被来解决——砍柴。柴很少，连悬崖边上的都想砍，然后我们一知青就掉进天窖钵子了——山水冲出来的深坑。一块儿去砍柴的北京知青高喊救人：“掉下去啦！培义掉下去啦！”不远处就有农民，光直起腰来张望，可就是不过来救人，见死不救啊简直。后来觉得学生娃娃语气太紧张了，才过来看。一看，哎呀！“踼(tànɡ)下去了！”赶紧救人。原来，陕北人没听懂“掉”。陕北说的，“掉”是丢失，“吊”是用绳子坠着。摔，陕北说“踼(tànɡ)”。如果他高喊“培义踼下去了”，肯定来紧急救人。喊“掉下去了”，村里人想：吊下去了，干吗不吊上来？这个词，汉代《说文》里就有了：“踼，跌踼也……一曰抢也。”《汉书?王式传》里也有：“式耻之，阳醉逿地。”唐代颜师古注释说：“逿，失据而倒也。”到清代，山东人蒲松龄还用这个词呢，《聊斋志异?神女》：“生大醉逿地，但觉有人以冷水洒面，恍然若寤。”不知现在有多少方言里还使用这个古词汇。

原来陕北农村多养狗。我当大队书记时候，秋天农忙为了背庄稼，半夜三四点就爬起来叫人上山干活儿，月光如水下面，为了进村儿，我一个人曾经半夜在高高山上跟六只狗战斗。那时候养狗多，于是就有一个声音，几乎天天能听见，就是人冲着狗发出“瘦”的声音，是使唤狗、撺掇狗的声音。实际上这字是“嗾(shòu)”。训练狗也是“嗾嗾”的，我们原来养狗时就那样儿。这“嗾”呢，也是指人撺掇狗的行为。比如说，人家路过他那里，他好凭无故嗾狗咬人家。所以，它又是象声词，又是动词。

谁能想到，就这么个村野声音，它竟然是个上古文言词汇，文献里有。2600多年前，人撺掇狗时，就是“嗾”。《左传》宣公二年：“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杀之。”那个暴君为巩固统治，嗾狗咬赵盾。从那时候到现在，一直是动词。汉代扬雄《方言》说：“秦晋之自冀陇而西，谓使犬曰嗾。”宋代的《广韵》也记：“嗾，使犬。”同时，这么长时间里，它也一直是象声词，文献里也有。汉《说文》和宋《广韵》都有：“嗾，使犬声。”两千多年来——上万年也有可能，陕北的狗一直就这么被人“嗾”着。你看看陕北方言的历史继承性，有多稳定。

我来延安第二年年初，就赶上了一次白事，丧事，我帮人抬木椟——棺材，一直抬着钻进墓窑子里面，看风水先生安顿棺材。然后回到村口，有老汉“噗通”跪下给我磕头，谢我。那时候就听陕北人不说“他爸死了”，而说“我大老了”。咱们听着明明是说岁数大，而不是说死亡。其实，战国时候，“死”就这么说了，《荀子?仲尼》：“桀纣舍之，厚于有天下之势而不得以匹夫老。”没法儿像老百姓那样活够了才死。到唐代，诗里也有，子兰的《城上吟》：“古冢密于草，新坟侵官道。城外无闲地，城中人又老。”说城外坟墓已经很多很挤了，没空闲土地埋葬了，但城里还在死人。

除了“老”，陕北也说“老去（音壳）”。这个词，最早的可以看到元代房皞的《思隐》诗里有：“情知老去无多日，且向闲中过几年。”那时候不念“老去”。因为那时候还没有J、q、x声母，这些声母是明清时候才出现的。那时候“去”基本是“k”声母。就像现在陕北话说的，“去”念“克”。你哪儿去了，陕北说“你哪‘克’来？”呵斥狗“去！”陕北说：“克！”骂上人是：“哎——给老爷‘克’你妈！”痛快。所以元代那个“老去”，差不多就是念“老壳”。

如果一直还有文言文教育，我们今天对方言词汇的认识，可能就不会从惊讶开始了。因为方言的很多词汇，普通话里没有的，文言文里却有。为什么呢？因为文言文里的词，都是来自当年的口语。使用白话文的人群，远离了文言文，对那些词汇就生疏了。但方言里还继承着那些词，很多很多。比如关于“死”的说法儿，不光是“老”、“老去”，还有“殁”、“没下”、“尸解”、“命过儿”。这些都可以在古代文献中看到。如《国语?晋语》四里面：“管仲殁矣，多谗在侧。”宋代无名氏《张协状元》戏文第二十出：“尀耐杀人可恕，无礼难容！贫女那贱人，十人打底九人没下。”

一些早被世俗社会遗忘的词汇，两千年后却还能在陕北乡间、拐沟圪拉的农民口语里说着，表现出了稳定的继承性。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里面保留了一些观念性的东西。比如“尸解”，是道家认为修成道的人，尸骸在这儿放着，魂魄却散去成仙了。汉代王充《论衡?道虚》：“……尸解而去，其实不死。”过去说是迷信嘛，实际上就是相信一些观念，保持一些观念，所以也能把词汇传承下来。陕北还有个词，年轻着呢就死了，说“命过”，音“敏故儿”。隋代时候，未及寿终而亡故，也说这个词。西域《高昌延和四年某甲随葬衣物疏》：“佛弟子某甲五戒，专修十善，宜向（享）遐龄，永保难老，昊天不富，以此月忽然命过。”

这些词汇这些东西，大家习惯说是“方言土语”，其实，它们不是“土”，是“古”，是方言古语。从上古到今天，我们看到，古词汇在方言里的一脉传承，反映出了农业社会在一些价值观、世界观方面的传承，这样的传承又对古词汇的传承起到了稳定作用。站在今天回头去看古代，我们是想从方言里，追溯咱们的文化在历史中的进程。说方言是文化的缩影，是有道理的。

陕北说“那娘的”，意思是“他的妈”。那娘的夜天走城了，是说他妈妈昨天进城了。还有“那男人的”，意思是“他的男人”，他丈夫，等等。但你直译成北京话，或者普通话，“那娘娘（niania）的”就是“他奶奶的”，“那娘的”就是“他妈的”，都成了骂人了。

陕北话里这种词序，现在让人奇怪，其实很早就有了，元曲里就有“他大的”了。元代张国宝《罗李郎》杂剧：“还不够一两日，他将唾盂儿不见了，必然递盗与他大的拿去。”这个“他大的”，就是“他的大”、“他父亲”、他爸。这是陕北话一个与众不同的继承，形成了一个差异现象。

陕北话还有一个与各地方言不同的词，叫“好少”。“今天这礼堂里，好少的人也！”各地方的人都会以为我说人少，北京人理解，也会是“很少”。但这个“好少”的意思是“很多”，是感叹“这么多”。这个“好少”也是元代口语里就说的。元代杨显之的杂剧《潇湘雨》里，在发配路上，押犯人的对冤屈妇女说，这大雨要是把你淋死呵，我就省劲儿了，他说：“这沙门岛好少路儿哩！”就是说沙门岛还远着呢，你要是死在这儿了，我就不用跑那么远了。沙门岛在山东烟台沿海，宋元时候往那岛上流放犯人。这个词，古今词义一样。这也是陕北话里一个独特的继承。这种历史继承性，表现出了它与其它方言的差异。

每种方言里都有古语，有多，有少，但都有它的历史继承性。不一致的文化继承形成了差异。有了这些不一样，才能有对文化的感觉、才能有多样的词汇、丰富的语言。假设没有了这些由古代传承而形成的文化差异，你就感觉不到、观察不到习俗的存在和传承的进行，观察不到那些社会结构和美学现象，观察不到不同地方人的精神依托。由于差异而形成的文化认知就消失了，就没文化了。

这就是我所感受到的陕北方言存在的重要价值。

可是，现在各地都在担心，方言进入了一个消失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有必然性的吗？或许应该有一个价值判断。在我看，应该从文化适应性和文化多样性的角度，来认识方言的消失。

本来，为了持续地从土地上获取食物，保持稳定的食物来源，适应不同地理条件的生存环境，大家就选择了共同的认知，共同的行为，共同的语言，共同的语音，形成了这么一种文化，这就是它的适应性。

文化适应性就是群体的生存选择。

适应性向我们展示了这个文明中，不同地域文化的融合。这种融合形成了文化的变迁。这里面，方言的变迁也是难免的。随着农业文明的消逝，牛踩场没有了，打连枷没有了，驴驮粪没有了，许多农耕文明中使用的词汇，都将离我们远去。新的方言词汇出现，比如打点滴输液，陕北叫“吊液体”，汽车钥匙孔，陕北叫“匙位子”，这些是农业文明时代没有的词汇。它告诉我们，新的文明来到陕北了。

原来极端贫困的余家沟，我插队那村子，2008年改造时，有机会建新村。我是余家沟建设顾问，我就坚决反对盖平房，因为它冬冷夏热，不像窑洞那样冬暖夏凉。但村民坚决要盖平房，开工前召开村民大会讲，我也说不服。结果，被我言中，现在虽然装修好看了，但住的并不舒服。可是，大家却有离现代化近了一步的感觉。

更主要的是，走遍陕北，能看到，许许多多的村庄，越远离城镇越明显，村民都外出谋生去了，离乡进城了，乡里剩的人很少了。农耕越来越少了，就连“抱穴口”，这种残存下来的祖先观念，在丧葬制度上的表现，中国民间传统文化最深层的东西，都要消失了。在爷爷坟墓下方，正中间对着的是儿孙的坟墓。这就叫“抱穴口”。它是通过这种丧葬制度，来固化宗亲制度，这就是“礼”在乡间的传承。我一个横山的陕北朋友说，他终来老了，会埋回村里去，给他的爷爷抱穴口去。至于他的儿孙，就“愿哪去了，一把火烧得撂球了，怕是回不来咧”。

这样的变化告诉我们，一个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古老文明，正在消逝之中；一个人类社会的文化类型——农耕文化类型，正在消逝之中。这是前所未有的变化。

仅仅十年前，回我们余家沟，听到的还都是：“哎——梦也不梦嘛，咋打猛子回来个你？”就是做梦也没想到，你突然回来了。那会儿还都是陕北话。现在，见了面都成“你好”“你好”了。

历史上，因动荡等社会原因，有过方言的消失。文化的变迁中，某种方言的消失是符合逻辑的。但是，总会出现新的语音，变迁过程中，发音的舌位、口型的交流，会合成出来新的方言。如果没有人为地去消灭它，方言是永存的。它会有局部的变迁或消失，但是它整体永存，多样性地永存。

随着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变迁，人类的生活方式或许会趋同，但是人类的生活地域永远是分散的，这也决定了人类语言和方言的多样性永存。

联合国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说：“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没有多样性，就不会有史铁生，不会有路遥。联合国还有《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那里面说“语言多样性是文化多样性的基本要素之一”。但是，有硬道理摆在那儿，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一样，只能是软道理了。

中国古典哲学有个“和而不同”的道理。“同”是容不得不同；但是“和”能够容得不同，而且必须有所不同。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同’意味着单调一律，不容许有任何不同；‘和’则意味着和谐，它承认不同，而把不同联合起来成为和谐一致。”其实，咱们唱歌的“和声”也是这个道理，社会的“和谐”也是这个道理，这是文化的常态，否定它是没有常识。这个道理也可以说明方言和多样性对于文化发展和进步的重要性。

人类社会的正常态应该是“四海和音”。那种“四海同音”的努力目标，是反多样性的，反文化的，应该禁止。王克明（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