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企业国际科技合作“三问”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武夷山

（在2012年11月12日“提升科技型企业国际科技合作能力研讨会”上的发言提纲）

如何更好地推动我国科技型企业的国际合作？回答这个问题，一定要从需求调研入手。我没有机会调研，下面主要根据文献调研谈谈国内外（主要是国际上）在推动企业国际科技合作方面的经验与做法。

1.       谁在抓？

――政府直接抓。

德国联邦教研部（BMBF）国际局向大学、非大学科研机构和科研密集的中小企业提供合作项目经费，让他们围绕与选定伙伴国家（有名单）的合作（尤其是科研合作）在初步可行性测试、项目准备、前期调研等开展研究。合作项目主要承担人员来往费用。国际局表示，特别欢迎企业参与。这类合作的目的之一是针对目标国市场，开发高技术产品与服务。通常要求与伙伴国合作方共同递交申请书。

（http://www.foerderinfo.bund.de/en/984.php）

――政府搭台，企业唱戏

2004年4月、6月、12月，分别在札幌、北京和汉城举行第一、第二、第三届中日韩开源软件（OSS）推进论坛。汉城会议，中国方面派出了以信息产业部电子信息产品管理司副司长丁文武和中国开源软件(OSS)联盟主席陆首群带队的庞大代表团。此次参会的中方厂商包括中科红旗、共创开源、上海中标软件和新华科技等。

2006年4月在天津举办第四届论坛。媒体认为，受下一步相关政策和世界操作系统市场等因素影响太多,“中日韩开源合作目前笼罩在一片迷茫的气氛之中”（IT时代周刊报道）。但是，由于几届论坛的搭桥作用，企业合作反而比较活跃。

在论坛推动下，中国的中科红旗、韩国的韩软公司和日本的Miracle公司联合组建Asianux公司，开发名为Asianux的Linux操作系统和开放源码软件。注册资金约为80万美元，其中中国的中科红旗持有最大部分的股权。Asianux公司成立后的三个使命是：促进本国政府和企业在Linux使用方面获得其他国家伙伴的支持；增强与全球服务器及软件厂商的合作；以先进的内核技术回馈OSS社区及政府。该联盟2007年9月5日宣布，越南软件公司VietSoftware正式作为第四个成员加入Asianux联盟。2008年12月22日，北京中科红旗软件技术有限公司、韩国Haansoft软件公司、日本Miracle Linux公司和越南VietSoftware公司联合成立的Asianux公司宣布，泰国WTEC公司将加入Asiaux公司，成为Asianux第5位成员。

2011年，该公司推出Redflag Asianux-4-x86 服务器。

从网上报道来看，该公司运转正常。假定它最终能获得成功，最初政府出面组织的论坛功不可没。若没有这几次论坛，5个国家的几家企业不一定能走到一起。

科技部系统组织的国际论坛之类的会也不少，如早在2006年就举办了“国际生物经济高峰论坛”，气势很大。但是，办会者有没有“为企业搭台、促进中外企业交流”的意识，还可以反思一下。

2.       抓什么？（不一定是政府抓）

（1）       依托众包的创意市场

过去有外包（Out-sourcing），现在有众包（Crowd-sourcing）。众包是利用集体智慧的有效方式。在知识经济时代，创意最值钱。因此，美国有一批创意市场应运而生，在这里交易的不是产品，而是创意、点子和解决方案。美国Innocentive（这是由“创新”和“激励”两个词拼合而成的）公司便是这样一个网上创意市场。公司成立于2001年，创办人是Eli Lilly。

凡是碰到难题的，不管是政府机构、非营利组织还是公司企业，可都以到这里来注册。他们是解决方案的“寻求者”，或者叫出题者。迄今已经有16万寻求者注册。他们将问题公布出来，这些问题称为“挑战”。“挑战”分为四大类：创意、理论、回归实践、征集建议书。对于“创意”类挑战，寻求者希望应战者）大胆思考，甚至“异想天开”。应战者第一步提出两页纸的书面创意便可。谁的创意获得了寻求者的认可，则创意人授予寻求者对于该创意的非排他性使用权。“理论”类挑战要求应战者提出详细、完备的解决方案，如果寻求者认可这一解决方案，则应战者正式将该解决方案的知识产权转让给寻求方。“回归实践”类挑战比“理论”类又进了一步，要求应战者给出关于其解决方案比其他人提出的解决方案更好的物理证明。对于“征集建议书”类的挑战，双方有较多的互动机会。应战者初次提交想法时，不必披露过多需要保密的技术细节。寻求者可以根据首轮征集到的粗线条想法，有选择地与某些应战者进行接触，谈判有关条款，直到最后签订合同。

比如，有一项“创意”类挑战是“如何改善在第三世界国家的银行业务”，Innocentive共获得641项创意，最后，被选中的创意的提出者获得7500美元的奖励。有一项“理论”类挑战是“如何延长微生物产品的保质期”，有427个应战者试图提出解决方案，最后，被选中的解决方案的提出者获得2万美元。关于“回归实践”类挑战，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即“如何制造具有玻璃性质的塑料”，有81个应战者，应战成功者最终获得了5万美元。曾有公司就“抗腐蚀尼龙材料”征集建议，有54个应战者提出了建议书，寻求者与其中某些建议的提出者分别深入讨论，并给与了这些应战者数额不等的奖金。

如果没有这个平台，寻求者一般会到自己认为具有实力的本国大学或科研院所去寻求解决方案。有了这个平台后，谁都想不到应战者的分布居然是如此广泛。例如，有个公司寻求某一化合物的合成战略，愿意拿出25000美元作为奖金，结果，应战者包括俄国的科学家、现已退休的赫司特公司研发部原负责人、北爱尔兰某公司的首席研究官、印度某科研机构的领导，等等。

更有意思的是，有时候，应战成功者之所以成功，正因为他们与寻求者不是一个专业的。例如，阿拉斯加州有个专门研究如何对付石油泄漏的研究所，他们寻求如何防止石油冻结的方案，伊利诺伊州有位化学家，在混凝土浇灌方面有经验。他知道，不停搅拌，水泥就不易固结。于是。他提出用类似思路去解决防止石油冻结的问题，赢得2万美元。

当然，并非所有类型的创新难题都适合上这个平台去寻求解决方案。有时候，你只要提出了“挑战”，你的竞争对手立刻就窥见了你的战略意图，反而使自己陷入被动境地。

在我国，有许多科技人员愿意在本职工作之外甚至在本专业领域之外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也有许多个体发明者在孜孜不倦地搞发明创造，但我国缺乏像Innocentive这样的平台把解决方案需求者和潜在的解决方案提供者给联系起来。Innocentive是个值得参照的榜样。

（John Morgan and Richard Wang, Tournaments for ideas,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2010, 52(2): 77-97）

这样的平台，科技部也可以推动建设。过去，大家心目中的科技合作都是具体的，接触与合作的对象是有限的，而通过虚拟平台能够接触的潜在合作对象数目大大增加了。这种平台其实是一种特殊的技术中介，也在推动科技合作。

（2）       曲线“救国”。

如果一说科技合作，就只想到科技合作，那思路就太局限了。从发达国家企业走出去的经验来看，可能需要曲线“救国”。比如，向非洲国家输出技术，对象国的吸收能力太差，就难以成功。为此，有心向非洲出口技术的中国大企业还需要肯出钱支持非洲国家的教育培训计划。发达国家的很多跨国企业都针对发展中国家做过类似的事，即支持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反过来说，支持教育培训项目，也对大企业的能力提出了新要求。我们的政府部门支持企业走出去，也可以考虑一些曲线的方案。

 3.为什么？

企业从事国际科技合作的目的不一定是提升自己的研发能力，可以有多重目标。

考虑到国际合作的多重目标，即使我国企业开展国际科技合作时不是以直接提升自己的研发能力为宗旨，政府科技部门也不应减弱对企业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