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放的国际环境下促进协同创新

武夷山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博主按：这是我前不久为一个主题为“协同创新”的研讨会准备的发言稿，但因故未能出席会议。）

  （博主2017年9月12日发现，该文后来发表于《科学新闻》2013年第9期，但编辑部事先未征求我意见，发表后也没给我寄过杂志。）

在开放的全球环境中，不仅有外包（Outsourcing），还有众包（Crowd-sourcing）。如果简单对比一下，外包是“我不干的事，请你干” ；众包是“我出题，你来干” ；那么，协同创新便是“大难题，我们一起干” 。

在这样的环境下，国际科技合作愈来愈紧密，这肯定是大趋势。随着中国国力的逐渐增强，我国面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国际科技合作的氛围也与过去不同。不过，事在人为，即使现在我国与有关国家的国际科技关系不处于“蜜月” 阶段，但只要善于经营，相对平淡的关系中也能透出精彩。下面简单谈谈我在“国际合作”与“协同创新”这个题目下的几点认识。

首先，协同创新，体现在宏观、中观、微观等多个层次上。大家已经讨论的国家科技计划之间的协同、地区与部门之间的协同、国际间的协同，都是宏观或中观层次上的。其实，在微观层次上也发生协同创新。

早在70年代，日本人就提出“综合也是创造” 。铅笔这个产品的问世，是个创新；橡胶材料制成的像皮，能擦去铅笔字迹，也是个创新。将铅笔上加一个像皮帽，就不必随时随处携带像皮了，这就是一项综合创新。综合创新，需要将不同领域的知识、不同类型的技能、不同的创意给以“协同” 运用，也可以说是协同创新的雏形，是不一定涉及组织协同的协同创新，有可能发生在个体发明者身上。

要想加强这一方面的创新，关键是改善科学技术教育，把学生培养成知识（包括自然科学知识、社会科学知识和人文学科知识）丰富、习惯于团队合作、敢于异想天开、善于动手的人。在这方面，国际交流是大有裨益的，发达国家科学技术教育方面有不少先行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而且，无论国际关系多么紧张，这方面的交流不会受到多少妨碍。教育部前副部长韦钰院士在退休后一直在倡导“做中学”，建立了“汉博网”（“汉”就是Hand，动手，“博”就是Brain，动脑），开展相关研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她的“做中学”研究都是从国际上获得的资助。

我们发现，如果某一个个体只具备文科或理科的教育培训背景，则日后此人与他人发生跨学科知识协同的概率是很低的。在美国菲尔德自然博物馆举办的一次科普展览中，他们曾尝试用卡通故事的形式介绍科学家，效果很好。创作卡通画的这位画家毕业于美术学院。他为什么跑到自然博物馆来工作？因为在艺术学院学习时，他就选修了一些科学课程，如“昆虫世界” 、“动物行为”等，从而对自然科学发生了浓厚兴趣。可以说，没有那个阶段对科学课程的接触，就不会发生后来他与科学家之间的碰撞与合作。大家可以调查一下，中国的艺术院校有几家开过像样的科学课程？

还有一种微观层次的协同是学科际研究和跨学科研究。跨学科研究，谁都认为重要，但在世界各国都困难重重，中国的跨学科研究尤其落后。其实中国有不少学者已经参与了国际合作，与国外学者共同发表了论文。但是，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有一些合著论文，还要注意了解、学习别人的跨学科合作机制与管理跨学科国际合作的规程（routines）。

前不久，科学网阮敏博主提出：

建议首先在某所高校或研究机构，建立一个由文理科研人员共同参与的独立实验室。实验室可配正、副两位课题组负责人，“正”以科研方向理工方面的导师为主，“副”以协助研究社科方面的导师为辅，其他研究人员文理并有，不过，仍以理工方面研究生为主体。从目前现实情况来看，做这种尝试的社科方面的人员最好是从事哲学研究的。这样既有利于实验室的科研任务的完成，又有利于文理研究人员综合能力的提高，做到分工协作、互为补充。其实，社科方面研究人员关键是要在了解实验项目情况的基础上，给理工方面研究人员提供研究及思维方式方法的支持。（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48631&do=blog&id=516143）

他的建议在操作性方面也许还比较粗糙，但是，这样的大方向应该是肯定的。

其次，如何通过我们的努力来形成、营造或维持良好的国际合作环境呢？

这个问题很大，不可能全面论述，我只谈两点个人感触最深的。

归根结底，良好的国际合作一定以不同国家科学家之间的相互信任与友谊为基础。不管项目规模有多大，项目层次有多高，如果缺乏领衔科学家之间的相互信任与友谊，则科技合作不可能成功。因此，我们就要考虑，目前的管理制度，目前的一些习惯做法，是有利于各国科学家之间加强友谊和信任，还是相反？我听说，某大学某学院希望引进一位海外华人人才，人家也打算全时回国工作。该学院的学科带头人与拟引进的那位海外人才相互很熟悉，互相信任。但是，当引进方案报到学校一级后，学校给出的强行规定是：既然花了代价引进人才，就得让他们“出活” ，每年都得发表什么档次的论文，争取到什么级别的基金项目。后一条硬杠杠把人家吓住了。人家说：我回来后肯定要申请项目的，可是，能否争取到，不取决于我啊。最后，人家干脆打消了全时回国的主意。这样的事情，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着。不是有本事的人不想回国，不愿意合作，是我们死板的、可怕的规定打击了人家的合作积极性。

另外一点，不同文化、不同体制之间的相互理解是不容易的。因此，在国际合作中，除了领衔科学家自身的努力、领衔科学家所在单位给以充分支持与配合外，我们还特别需要有一批专职的国际合作项目协调员。这样的协调员，需要具备良好的外语功底，需要对相关学科前沿有一定的了解和判断，还需要具备甘“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服务精神，等等，是很难得的特殊人才。比如，对于一个需要持续多年的大项目，参与其中的博士研究生和科学家可以不断流动，但是项目协调员断然不可轻易变动，这才能确保合作项目的平稳运行和延续性。可是，在中国现有的学术评价体系下，即使有人具备国际合作项目协调员的综合素质，也不肯做专职的项目协调员，而宁愿自己去发表几篇论文。

再次，政府可以为深化国际合作做什么？

――不能“张三发烧，让李四吃药”。确实存在着个别人借出国机会公费旅游的现象。但是，为了杜绝这种行为，就来个一刀切的规定“每人每年出国次数一般不超过一次” ，就会对国际合作事业带来很大损害。比如，我应邀担任了“爱思唯尔基金会”的董事，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唯一董事。该基金会的宗旨是资助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图书情报机构开展学术研究。基金会董事会的职责是确定资助优先领域，审批项目申请书，等等。董事会成员参会的所有费用，都由基金会报销。但由于出国次数限制，我没法出国参加爱思唯尔基金会董事会会议，只能坐在办公室里参加电话会，连续两年都是这样。不改变这样的死板规定，我们的国际合作空间就会越来越小。

 ――政府官员要改变认识，争取话语权要比争取国际项目经费重要得多。

我觉得，我们关于国际科技合作的指导思想与合作意图应该与过去不一样，具体说来要实现三个转变。

首先，在经费上，由索取型变为捐赠型。过去，我们主要希望通过国际合作获得经费支持等各种实惠，这并没有错。但是在新形势下，这不应是主要的任务。如何使我国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与我们的经济实力、人口规模相称的声音，在重要领域能参与议事日程的制定，能有话语权，则更为重要。例如，在财政部和科技部的支持下，中国每年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全民信息计划（IFAP）捐赠2万美元，受到了UNESCO官员和该计划成员国的一致好评。相形之下，国力未必有我们雄厚的巴西却向IFAP捐赠了更多的经费，当然，这与其“申安”意图是一致的。希望财政部在安排向国际组织捐赠经费方面进一步提高力度。

无心插柳柳成荫。通过参与国际科技合作活动，能够寻求到其他效益。仍举刚才的例子。通过参与UNESCO的科学计划，可提高项目执行单位在国内外的可信度和知名度，从而为到更有钱的机构申请项目经费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另外，国际显示度的提高还会带来其他机会。例如，由于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通过参与UNESCO的活动及其他国际科技合作活动，国际显示度较高，欧盟不同国家的科研人员曾多次主动邀请我所与他们共同申请欧盟的项目，有些申请也获得了成功。 

其次，在立场上，由响应型变为主导型。以我本人经常参加其会议的UNESCO为例。过去，大到UNESCO大会，小到像IFAP会议这样的UNESCO下属组织的会议，其议事日程和有关文件基本上都是发达国家的人确定或起草的。等我们发现某些提法不合适，再与之交涉，往往为时已晚。例如，UNESCO全民信息计划（IFAP）拟通过的某文件上说，公共图书馆提供的信息获取服务应该是完全免费的。我在IFAP主席团会议上发言指出，免费服务的精神我们原则上是同意的，但是，发展中国家由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仅靠政府的力量来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则太慢，需要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有时候，适当设立一些合理收费项目是有利于加快发展的，中国的数据库产业就是如此。如果简单地规定公共图书馆信息获取服务必须完全免费，恐怕就没有哪家公司愿意去开发学术文献全文数据库了。尽管我的观点引起了其他代表的一些共鸣，但有关文件内容已经基本定型，我们的一次发言很难扭转局面。过去，我们曾鄙夷地称一些印度人为“会议油子”。现在看来，中国的“会议油子”实在太少，否则不会这么被动。中国需要培养更多的善于在国际组织舞台上为中国谋利益、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谋利益的专业人才。他们要努力参与会议的议事日程的制定和文件的起草，也就是说，将工作重心前移，逐渐提高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能力。要做到这一点，一方面国家要加强投入，培养这方面的人才――像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协调员一样，他们是很稀缺的人才；另一方面，国内大学、科研院所的绩效考评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因为这些专家在国际上的杰出表现，并不一定能为中国、为本单位带来更多资金支持和眼前的实惠，而在目前的考评体系中，不能带来实惠的工作基本上就不值钱，不算数。

第三，在做法上，由随机应变型变为有备无患型。在国内很多单位，国际会议和国际计划的有关活动并不是日常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参与国际活动的专家如果能够做到随机应变，就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但是，这样做的风险较大，仓促决策或表态也许会危及国家利益。理想的情况是，参与国际组织的活动应以调查研究为基础，事先充分研究各类议案，设想在国际舞台上可能出现的各种立场，拟定中国拟采取的上中下三策，并为每一种立场准备好可信的论据。要想做到这一点，各单位必须留有单独且充分的国际合作经费。到目前为止，财政部似乎还没有设立“国际科技合作”的专门科目，这势必造成基层单位对国际合作的经费支持也不太可能到位。而没有经费保障，由随机应变向有备无患的转变是难以实现的。 

―― 政府对科技合作活动的支持，除了针对项目的传统支持方式外，还应该考虑针对“国际合作明星”个人的支持。2011年9月29日出版的《自然》杂志上有一篇文章，题目就是“资助人，而不是资助项目” （Fundpeople not projects）。我们知道，风险投资家在做投资决策时，关键是考虑投资对象个人的水平与潜力，而不是当时提出的那个项目的潜力。同理，要想使我们的国际科技合作更加有声有色，就可以遴选、物色一些国际科技合作明星，根据其提出的具体需求来花钱，也许是资助其出国开会，也许是资助其先期启动一个合作项目，也许是资助其从海外吸引一些合作项目所急需的关键人才，等等。敢于尝试一下这样花钱，我们的国际科技合作就有望开创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政府要针对协同创新的难点做文章。在各类协同创新中，我个人觉得企业之间的协同创新最重要，因为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可是，我国无论是产学研结合，还是企业之间的合作（包括协同创新），都是老大难的问题。不针对这些老大难问题去想办法，而只是忙着搞省部合作、院地合作等，可能最终都是瞎忙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