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三堂课采用的是问答形式， 目的是为了让我对教学有些更多的了解。

因为我很早就把上半学期的课程内容讲完了，而且讲了两遍，所以有时间做几个试验。

我按照选课名单的顺序点名，点到谁就让他说一条《光学》里的内容，他认为最重要的内容，然后我会借着这个话题把一些相关的内容讲一下。让我吃惊的是，到了很久以后，才有人提到光速和光的偏振。有人并不知道某个基本概念（比如说，时间相干性）是不是出现在教科书里。也有一些人起初说不出任何一条内容，也许是太纠结了：可能认为太简单的显不出水平，太难的又讲不清楚。其实我只是拿这个作为谈话的契机而已，还有就是再跟他们说一遍：其实没有什么人在乎你说的是什么。说出来和说的正确是两件事，但是没有前者，根本就不可能有后者。说出来相当于从0到1，就算是说正确了，也只不过相当于从1到100，没有从0到1，一切都无从谈起。

如果说这个试验表明，很难在课堂上进行开放式的交谈，那么接下来的试验说明，让学生提一个问题是多么的困难。随便谁，随便提什么样的问题，跟《光学》课程有关的最好，即使没有太大关系的也可以。但是更难，没有人愿意说话。在半鼓励半强迫的情况下，有了几个问题（关于期中考试考什么的问题，并不算问题，我也没有回答）。只有一个问题是跟日常实践有关的：从眼镜的边上看出去，远处水杯的边缘处有彩色，而且两边的颜色不同。（经过讨论以后，发现这是色散，而我们最初考虑的吸收或者偏振其实并不是主要矛盾）

这些试验结果在预料之中，但仍然让我有些失望。我在研究生院授课已经十多年了，给本科生讲课则是三年前开始的。研究生当然没有谁问问题，我以为本科生会好一些，然而只有刚上大学的时候还有几个问问题的，大概半个学期过去，就没有问题了。今年我开始给大二学生讲课，本来还希望他们会有些不一样，因为他们是第一批有具体信息而选择国科大的学生。现在看来，似乎差别并不大。

物理学就是让人学会抓住主要矛盾，而教学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是意愿，或者说主观能动性。我觉得，如果这门课程能够调动起学生的主动性，就算是成功了。在课堂上能够讲什么技术细节啊？

对于经过高考选拔的国科大学生来说，大学普通物理的内容其实并没有多少难度，只要愿意，谁都可以在几周时间里把它掌握了。大学考试与高考那种选拔性考试不同，它是考察性的。然而，从一门课程里得到的最大收获不在于这个成绩和学分，而是要学会问问题。我觉得，很多学生把“问问题”这件事情看得太严重了，所以不敢问问题，怕问得不好让人笑话；另一个极端是把这件事看得太轻飘飘了，觉得没有什么可问的——但是如果你把他叫起来问一两个问题，就会发现其实他只是没考虑过而已。

很多事情，只要问两三个问题，就可以让自己的认识提高一大步。比如说，最近疯传的量子波动速读，重大博物馆的赝品，湘西女教师的吐槽，诺奖在中国的走红，当事人真的都那么容易上当吗？恐怕只是不愿意或者没有习惯去问一两个问题而已。万事开头难，只要提一两个问题，都不需要对方解答，自己上网就可以得到一些答案的。当然，无论是问问题还是找答案，都是会造成麻烦的——何必那么多事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学习物理并不一定是什么有利因素。

说到这几个社会热点，我也顺便谈谈自己的看法。我觉得这些事情也有好的方面，那就是网络和知识的普及使得任何骗术的生存空间和生存周期都受到了极大的压缩。任何一件事只要成为热点事件，就会有各方面的消息暴露出来，简单的分析就可以得到大部分真相——大学普通物理的教学目标就是让学生掌握这种简单的分析方法，而不是让他们成为物理学家。换句话说，大学普通物理的教学其实是个科普的过程——政府推动的科普工作。

当然，还有民间的科普活动。在我看来，当前我国民间科普工作的三大主力是（重要性由低到高）：网络的传销骗子，巡演的诺奖得主，还有伟大的美国总统川普。前两者要花钱，这也没有办法，因为每个人都要“恰饭”嘛，毕竟不是谁都可以川总那样免费做科普。

他们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呢？因为我们普通人通常关注的都不在点子上，具体表现在“重要的不是说了些什么，而是说话的人是谁”。同样的话，诺奖得主说的还是我说的，产生的冲击力可就差得远了。而这三大科普主力可以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再重要的人其实也不过跟普通人差不多，多见几次就没有神秘干了，然后就会产生“彼可取而代之”，或者“大丈夫当如是”的心态，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古代第一个科普大师就是三国时代的大英雄曹操了：

……次日，操引众将出营，左右围绕，操独显一骑于中央。韩遂部卒多有不识操者，出阵观看。操高叫曰：“汝诸军欲观曹公耶？吾亦犹人也，非有四目两口，但多智谋耳。”诸军皆有惧色。

——《三国演义》第五十九回 许褚裸衣斗马超 曹操抹书间韩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