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进化” 背景下女性生命伦理地位的演变与现状（7）

上述大量性别伦理问题短期内近乎无解，但期望各种性别伦理困境有所缓解，还可有所期待。只有务求做到：能动地调控人类文化进化的节奏，相对减缓其发展速度，从而缩小人类生物学属性与文化属性之间进化伦理学和进化心理学上的时空差异，以减少两者的伦理冲突，这种期待方有可能实现一二。具  体策略和建议，少许几例说 明如下：

1、女性在子女教育方面的伦理地位不可替代：人类对子代的教养行为并非“有限世代”形成，而是漫长生命与文化“双重进化”积淀的产物。其中，在以数百万年计的自然进化过程中，母亲对子代身心发育的早期教养“由来已久，根深蒂固”。但随着几千年来（特别是近百年来）文化与文明的进化与发展，这种“母亲教养”突然由“机构教育”迅速取代，从而使母亲在家庭教养中的作用及其在子女心中的伦理地位“急速下滑”，孩子们不再“唯母命是从”了。暂且不论“母亲家教”与“机构教育”的“是非曲直”，仅就母子间伦理秩序在有限世代间陡然生变，从而使双方无暇相互适应而言，必将会使两者间长期进化形成的“生命伦理关系”出现失配。此种状况虽然很难以对错论之，但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刻反思。

不论对个体或社会而言，漫长自然进化形成的以“母亲教养”为主的早期家庭教育和培养，与文化进化“瞬间突现”的社会机构教育之间如何动态平衡与协调是我们必须审慎应对的。毋庸置疑，不论是“母亲：教养方”还是“子代：受教育方”均无暇较好地适应这种教育行为的“突变”，其代价是使双方“不知所措”或“病乱投医”，其结果只能是“双败”,而非“双赢”。人类盲目追求后代培养教育的“社会化”以不同程度取代其传统的“家庭化”教育阶段，而不是两者“相辅相成”，只能使教养过程急功近利并失调失控，最终导致“拔苗助长”甚至“适得其反”。这不仅仅是对女性生命伦理地位是否公允的问题，还与个体生长发育过程中适应环境、规避风险、掌握知识与技能等直接相关，或更是人类教育行为的能否健康有序发展的“深远大计”。从进化伦理与进化心理学的视角看，母亲依然保持数百万年形成的对教养子女的渴望，同理，子女仍然依恋和依靠长期形成的母亲教养和指引，此非短暂文化进化所能任意和轻易改变的。再者间不能相互取代，且务求相互磨合并接受长期的社会选择检验。具体对策或可：以教养行为自然进化规律为基础，以遵循学习行为自然与文化双重进化规律为前提，依据目前学校等机构教育超常发展之现状，能动的调控其规模与强度，从而让家庭特别是“母亲教养”的份额在子代教养中恢复到其应有的伦理地位和比率。

2、男女平等绝非男女等同：男女在劳动职能上有所分工同样是人类漫长的生物与文化双重进化的产物。在农业社会早期的约3000年中，人类文化进化仍属初级，此阶段仍属母系氏族。而后，随着文化进化的步频加快，由于生育及养育需求、人口增长加快，种植和养殖等许多劳作对体能的要求加大群体间竞争直至后来的“保家卫国”更加依赖男人等诸多缘故，两性间伦理地位的天平逐渐向男性倾斜。这说明人类由母系社会转入父权社会具有生物与文化的“双重进化”基础，面女性伦理地位变更则是由生物进化转入文化进化引发并日渐加剧的。

人类文化中关于女性伦理地位的论调“众说不一”，如“肌肉理论——男人比女人强壮，故女人伦理地位低下”。“父权基因理论”——认为在数百万年的演化过程中，男人和女人发展出不同的生存和繁殖策略。此类观点备受争议的关键不在于是否承认男人比女人强壮，是否接受存在基因的进化差异，而在于“强壮与否”或“基因差异”可否随某些人之意作为现代文明社会中，两性间伦理地位不同甚至高低的依据。其实，此种差异更多是文化进化对人类生命伦理秩序的放大或曲解滥用所致。如“献祭殉葬”、“买卖交易”、“家庭暴虐”、“无公民权”、“不可抛头露面”、“入职求学不公”等性别歧视伦理均具有强烈的文化进化色彩。但另一方面，能否为了证明所谓“巾帼不让须眉””，就应该倡导女人性去从事：炼钢、采矿、采伐直至特技飞行等其“力所不及”或高风险职业呢？难道因个别传说中的“穆桂英挂帅”和“花木兰替父从军”，便应推崇女性“冲锋陷阵”吗？男女之间的自然差异原本是漫长生命进化伦理所致，人类文化进化力图一改其旧日的“男尊女卑”，提倡“男女平等”，定然无可厚非，但现实中的许多做法并非真正提高女性内在的生命伦理地位，而只是追求一种表面的“男女等同”。男女平等的本质是否应为：相互尊重其自然与文化的客观属性差异与共性，倡导各尽其能、其职、其心、其义，以求两者相安和谐。男女平等或更应在于双方内心中的相互尊重而不在于一时的意识形态或表面文章。3、女性伦理地位必然面对“双重选择”：母系氏族理应不存在女性歧视。“女性歧视”和“女性解放”是女性伦理地位问题的两个方面，但两者均源于文化进化。农业文明与文化开始后的数千年，由于女性的生育机会增多，负担加重，且人口增长所造成的食物需求增多、劳作繁重及武力争斗行为倍增等原因，则女性更需要和依赖男性“养家糊口和看家护院”。相比人类自然进化数百万年漫长历史的整体视域看，文化进化环境下，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转变具有“突然性”且速率”超快”，女性的伦理地位随之“急转直下”，则“不足为怪”了[]。纵观女性对此种转变的适应现状和趋势看，其仍然处于“进行时”。同理，现代科学文明与文化兴起后，智力需求逐渐接近直至超过体力，从而使女性有更多机会凭借智能“翻身解放”，但女性对此此种“解放”同样需要“适应”过程，而并非“一触而就”。但目前这种“解放”所经历文化进化时空仍然十分有限，其成效有待长期的文化选择检验。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文化进化开始后，不论女性的伦理地位如何演变，均与人类的“文化进化”息息相关，所谓：“成败皆萧何”之说生动体现了包括女性伦理地位在内的世间万事万物的两难属性。不论承认或接受与否，人类所有伦理道德行为的综合表达无不在自然与文化的双重选择下表现出自然与文化动态与交互的双重属性。

与女性伦理地位相应的两难困境由来已久。百万年以上的原始母系氏族社会形成的女性伦理地位无疑具有极强的自然进化、遗传伦理和进化心理学基础，这必然使女性在后来的父系社会中存在诸多生命伦理等相应的适应性困惑。而数千年父系社会发展下形成的女性伦理地位下降，因其文化进化上的“时空惯性”同样会“根深蒂固”。19世纪以来的女性解放运动中，有些文化将千百年来形成的许多女性伦理习性如“相夫教子”（其实女性大多或将其视为天赋己任）等斥为歧视妇女的“陈规陋习”，甚至将“娶妻（结婚）生子传宗接代”，这一人类繁衍的必经之路且男女双方均“志同道合”的行为，说成是对女性伦理地位的“性别歧视”，这些会使男女双方均陷入自然与文化的双重伦理两难困境。女性解放倡导者主张：反对歧视女性,使其获得应有的社会地位和权利,然而，“应有”一说在现实社会中因其巨大的跨文化差异，表现出“千差万别”。女性伦理问题貌似文化进化所致，但在本质上依然是生物与文化“双重进化”间的矛盾冲突所致。如此自然与文化的间“伦理两难”情境下，如何取舍以求得动态平衡呢？

若要缓解人类双重进化下两性间的伦理冲突，务求全面认知和深刻理解女性生命伦理地位。首先，要系统了解与女性行为属性相关的基本进化过程，进而了解其独特性，此前提不可“视而不见”。而后，必须反思“文化选择”对女性伦理地位现状的形成所起到的“正反”作用及其所应该承担的“责任”。例如，中国封建时代的“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等伦理旧习在现代社会社会中是否“余温尚存”，英语国家中的“Man woman and devil are the three degrees of comparison”（男人，妇女和魔鬼，三级差别分贱贵等）人为划分性别伦理地位差异的现象是否“惯性犹在”。目前，这些人类文化习俗均可从进化伦理学等方面予以一定的佐证和支持。如此可见，人类文化进化具有“放大、曲解、歪曲”自然性别差异的历史和现实性，且由来已久，由此形成的自然与生命“双重进化”下的女性现实伦理地位令人们“进退维谷”。在两性伦理地位的冲突和缓解过程中，双方若能相互了解、承认、接受、尊重，以及调控各自的自然进化伦理属性，调节、改善、适应各自所处的文化环境，或可“各得其所”。只有如此，性别双方方有可能从“伦理两难”向“伦理有序”演变。（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