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进化” 背景下女性生命伦理地位的演变与现状(4)

文化进化对现代女性伦理地位的形成与演变具有诸多强势的后天影响，并形成了其重要的文化进化特征，主要表现在：“强化性、误导性、剧变性、易变性、获得性及失配性”等。1、“被迫性”——许多对女性的文化选择作用使其在进化心理学层面上难以适应。其中，有些女性表现出抗争（如反对买卖婚姻及童养媳等）、或表现为男女两性有所共识（如平等公民权、同工同酬及婚姻自由等），等等。然而，更多的是女性处于被动、被迫等不良伦理对待。如“被迫生育（战后），“限制生育”，无奈“选择后代性别”，被迫“色情交易”及“强制慰安”等，此类行为现象均受“文化强制选择”而极少或几乎没有自然的生物进化伦理基础，更无心理及伦理进化上的适应时间与空间，故男女两性（更多是女性）均来不及做出较好的适应。

2、“误导性”——在“男女平等”之类的口号渲染下，为了某种政治和经济等目的，在未经充分科学论证和“万无一失”的防护条件下，误导女性参与“飞行特技”、“放射性行业”、“污染性企业”、“高空作业”等。有些所谓专家还“振振有词”——“妇女能顶半边天”。岂不知：“天虽分为两边但环境与风险各有不同”，“男女平等”绝非“男女等同”！这是对女性生理、心理及生命伦理秩序关系的曲解、误导甚至滥用，从而使其产生诸多相应的进化适应性两难问题。此外，“全职家庭女性”的职能毫不逊色其它工作，其完全应享有平等的伦理和经济地位，不论社会、男人和职业女性均没有任何理由对其有所歧视。但当今社会对此表现出极不公允。

3、“剧变性”——在人类漫长的生物进化时空中，女性的生命伦理地位多处于“渐变势态”。其中，女性占据主导伦理地位的母系氏族制社会占据了绝大部分时间，这种“渐变”使人类有充分的“时空”去适应，而男性具有近乎绝对主导伦理地位且表现出诸多歧视女性行为的父系社会不过是近数千年“文化剧变所致”，至于倡导女性解放虽不过是近二百多年的事，但已成趋势且不可否认。不论是数十万年以上的母系社会“剧变”为数千年前的父系社会，还是数千年的父系社会面对近、现代人为兴起的“变化多样”的妇女解放运动，均会产生人类进化心理和伦理上的两难适应性困惑和诸多伦理问题,它们之间存在严重的“进化失配”现象。至于跨文化的不同空间情形下的更多差异同样会引发大量的难以相互适应的伦理问题。

4、“易变性”——进入农业社会以来，人类女性伦理地位的演变多次更替，但其生理和心理上并未来的及从原始的母系社会“脱胎换骨”，从传统的相夫教子到现代所谓“男女平等”，从千百万年的“自然生育”，到战争后的“倡导甚至强制生育”,从人口爆炸后的“限制生育”，到社会老龄化后的“鼓励或奖励生育”，等等。在此过程中，不论社会环境对女性“是喜是忧”，其始终要比男人更多付出千辛万苦的心理及生理上的适应性代价，当然，跨文化上的巨大差异所造成的伦理歧视女性也是“首当其冲”。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女性伦理地位在自然与文化选择下出现变化也本属常态，但其不应随某些文化上的需要而频频发生。长此以往，不论男女老幼，代价难以估量。

5、“获得性”——自父系社会以来女性伦理地位在短短数千年的“文化进化”下，“后天获得”了诸多改变。首先，母系社会的女性或许不必“相夫”，只需“教子”即可，进入父系社会后，女性或“必须相夫并需教子”。随着女性解放到来，女性“教子”依然，而“相夫”行为有所弱化。在母系社会，生育与否或由女性依照由遗传法则和生存环境而定，进入“父系社会”后，“传宗接代”等文化选择压力常常“迫使”女性“必须完成”其生育伦理职能。生物医学等科技文化等出现后，使女性“获得”了“试管婴儿或代孕”等许多“高新技术”伦理职能。可见，当今女性的伦理地位受到了文化进化造成的“获得性”影响并具有相当的“世代传递”性。相对而言，这下，轮到男性产生些许“不适应”，他们对“男权理念”仍依依不舍。英国著名生物及人类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将这种“人类有意识的行为产生的永久事物或信息”定义为“模因（meme）”在此,可用以说明,后天获得的女性伦理行为更多是一种可传递的文化行为信息，而且，此种文化传递并无“垂直”（亲缘间）与“水平”（非亲缘间）的限制。

6、“失配性”——人类女性当下所有行为和伦理地位的形成与母系氏族的自然进化（数百万年）及父系社会的文化进化(数千年)均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自然进化下形成的女性心理与行为习性主要由遗传调控，且相关基因不会在其进入文化进化后“骤然失效”，而父系社会对女性行为更多的文化选择与控制虽或“立竿见影”但也不会完全将基因的作用“取而代之”。进化心理学研究认为，女性自然进化形成的的心理和行为（使女性在母系社会中有较高伦理地位）必然会与后来的父系文化环境（父权伦理）发生进化时空上的矛盾冲突，即所谓“进化失配”：漫长生物进化形成的与女性行为及其伦理地位相关基因，无暇适应晚近时期突如其来的父权文化环境，会依旧行使其原始祖先所处环境下的“母权”功能，从而使基因与环境间失去了原始时期进化形成的协调配合的自然伦理秩序，进而发生的生理、心理及行为上的“进化失配”使当今女性处于伦理两难的境地。

综上所述，女性伦理地位自然与文化的“双重演变”，特别是近、现代以来，文化进化及其文化伦理选择效应所起到的令人应接不暇的“推波助澜”作用，使男女两性双方均出现大量相互不适应的状况。在此过程中，由于女性伦理地位发生了更大的“时空演变”，故此，女性所受到的“正负”影响应远大于男性，但她们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独一无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