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冯兆东）在Lamont-Doherty Earth Observatory所经历的

（摘自：一流大学、一流学科、一流学者（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200905-854578.html ）

（1） 人们对学术活动的狂热：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做过两年多博士后。当时的（1992年左右）Lamont-Doherty Earth Observatory包括哥伦比亚大学的地球科学系、海洋与气候预报研究室、海洋生物研究室、深海钻和气候变化研究室、地震与地质研究室。科研人员中包括28名地球科学系的教授，大约80名不同级别的研究人员，几百名研究生，近50名辅助人员。

    每周每个研究室至少有一场Seminar（学术报告会），每个研究室每个月至少有一场小型学术会议（大多情况下有20-40名美国和欧洲同行参加），专门讨论某一科学问题（要么热点问题，要么疑难问题）。整个Lamont-Doherty Earth Observatory每个学期至少有两场中型的国际学术会议（一般有100名左右参与者），会议的议题相对宽泛一些。研究人员和研究生都会“发疯般”地去赶场他们感兴趣的Seminar和学术会议的。他们发疯的理由是：参加Seminar和学术会议是最有效的获取最新知识和激发科研灵感的方式。他们还认为，聆听别人的Seminar或报告是“最便宜”的“偷别人”并为自己收获“好处”（即使自己学术长进）的方法。我还得指出：他们都是发疯者，不分男女老少，不分他（她）们在学界的资历的。

（2）   浓郁学术氛围的构建：

2-1.如果国际上有人在Nature或Science上发表了他们认为很有影响的和与他们的研究方向相关的文章，文章的作者通常会在文章发表后不久被邀去Lamont-Doherty Earth Observatory作学术交流。而且，作者不是以“被膜拜者”的身份做学术交流的，作者得时刻准备好应付那些“狂妄”的Lamonter对他（她）进行学术挑战（尊重的，但也是明目张胆的挑战）。

2-2．1992年我在Lamont-Doherty Earth Observatory参加过一个只有20多人参加的小型学术会议。会议的目标很清楚：邀请那些对“北大西洋冰伐事件”感兴趣的学者来大鸣大放，毫无顾忌地发表对当时才发现的“北大西洋冰伐事件”的意见。一连几天他们“吵”得不可开交，一直到会议的最后，他们总算形成了一个：去证实他们认为“有价值的几个假说”的研究方案。上述的每个月至少召开一次的小型学术会议就是为了解决类似的热点问题或疑难问题而设的。

2-3．整个Lamont-Doherty Earth Observatory校园几乎除了学术就是学术。除了研究人员加班加点的工作习惯外，我在他们的食堂里看到的是：为了某个学术问题而约好一起去食堂吃饭的2-3名研究人员边吃饭边聊科学。如果余言未尽，他们会移师到校园里遍布的“室外咖啡桌”上去继续聊科学的。如果一位从别处来的科学家来Lamont-Doherty Earth Observatory访问，感兴趣的Lamonter会主动约来访者一起喝咖啡，以便“挖人家大脑”（digging brain）。而且，他们还自我调侃地说：“挖人家大脑”（digging brain）是“最便宜”的“偷别人”并为自己收获“好处”（即：使自己学术长进）的方法。当然在那样的文化环境中，“被挖大脑者”也是很乐意的，因为他（她）自己不仅被科学地尊重了，而且他（她）也在挖着对方的大脑（即相互学习）。

（3） 学术领袖的“领袖风范”：

美国科学院的院士华莱士·布劳科（Wallace Broecker）是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科学系的教授和Lamont-Doherty Earth Observatory的科学家。他一生在Nature和Sciences上发表了几十篇文章（包括co-author的文章），出版过10本专著，他被推崇为“全球变化研究的大师”。我这里用他作为例子，解剖美国的科学领袖是如何成长的。他有以下几个值得一提的特点。

3-1．狂妄。第一个例子：布劳科（Wallace Broecker）于1995出版了一本叫作《华莱士的冰期世界》（The glacial world according to Wallace, Eldigio Press），华莱士(Wallace)是他的名。当时我们几个中国人议论：这家伙太张狂。第二个例子：每次在别人的婚礼上（Lamont内部的），他都扮演牧师，而且他总是利用如此的机会辛辣地讽刺“上帝”。还有，布劳科和他的Lamont的同行们也绝不放过讽刺他们不喜欢的政治家的机会，例如，小布什总统是他们天天挂在嘴边的讽刺对象。

3-2．刻苦。出生于1931年的他，28岁（1959）拿到博士学位后，一辈子从未间断地和专注地从事了他热爱的《华莱士的冰期世界》研究几十年（从1959年算起，已经有50多年了）。加班加点的有他（至少3年前他仍然是那样的），疯疯癫癫地去赶听大大小小的学术报告会（包括Seminar）的人群中有他，一个来访者（只要与他的学术兴趣有关）总逃不过他的“挖人家大脑”（digging brain）的，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从一个会议厅向另一会议厅急忙“流窜”的人群中也有他（即：赶听他自己感兴趣的报告）。

3-3．职业。他的学生可以公开地开他的玩笑：Wally (即Wallace），were you together with your girlfriend last night? (华莱士，昨夜你与你的女朋友在一起吗？)。那时他已经有63岁了（而且那只是个玩笑），他早已是美国科学院的院士了，他在美国的地学界也算是“一霸”了。但是，他又把自己的职业太当回事了。例子1：一位博士生在资格考试中犯了一个不大的错，他气得指着学生的鼻子训斥：你在学术上是无指望的。一个被邀来在Lamont-Doherty Earth Observatory作报告的MIT教授（1993年50岁了）做完报告后，华莱士·布劳科（Wallace Broecker）不满地说：您一个海洋化学家来我们这里讲您自己并不特长的海洋模拟，您白白地浪费了我们的一个小时。总之，“他把自己的职业太当回事了”的例子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再总之：华莱士·布劳科（Wallace Broecker）只是我看到的敬业和守职业操守(Porfessonalism)的众多美国学者中的一个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