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德语专业部分名人及民国时期留德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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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名人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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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可澄 (1931～2009)
　　笔名劳思。上海人。农工党成员。1953年毕业于南京大学西语系德文组。历任北京中华全国总工会国际联络部翻译，上海文艺出版社德文，上海图书馆研究员。1959年开始发表作品。199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译著作品集《白马骑士》(包括《大学时代》、《基尔希父子》、《淹死的人》）、《歌德中短篇》、《雀巷春秋》、《老姑娘韵事》、《枞林之恋》、《阿布·带台尔凡——魂系月山》、《女精灵》、《酒窟幻想曲》、《胡桃夹子》、《吹牛大王历险记》、《梦中的新娘——蕾诺莱》等，合译《豪夫童话》、《格林童话》、《黑塞散文小说选》、《施笃姆精选集》、《拉贝小说选集》等。

韩世钟 (1928～2016)
　　笔名施种、叶文。浙江桐乡人。民进成员。1953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外文系德语专业。历任上海新文艺、上海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组长，上海译文出版社第一室副主任、编审、出版社学术委员。中国德语文学研究会理事，上海翻译家协会理事，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1955年开始发表作品。199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战后德语文学一瞥》等，译著《克拉维戈》、《丝苔拉》、《哀格蒙特》，《斐哀斯柯》(合译)、《卢卡浴场》、《卢卡城》、《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在最后一节车厢里》、《卡尔与安娜》、《重逢》、《丁柯》等。

张佩芬 (1933～)
　　女。上海人。1953年毕业于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专业。历任《译文》、《世界文学》，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德语文学副研究员。198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译著《赫尔曼·黑塞小说散文选》、《黑塞散文选》、《迪仑马特小说集》、《法官和他的刽子手》，专著《德国文学概况》，论文集《卢卡契文学论文选》，另外发表论文、评论数十篇。

朱中龙，中共党员。1928年12月生，义乌义亭陇头朱村人，定居北京。1950年考入南京大学外语系，学习德语和英语。在校期间．曾参加皖北土改工作半年。大学毕业后，进中共中央编译局从事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译校工作。职称：译审。

　　在40年的工作中，曾参与18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共50卷）的译校工作、此外，还参与译校了《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台尔曼传》人梅林传》等典籍。

　　撰写发表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亲密战友和科学顾问卡尔·肖莱马》、《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最后代表路易·勃朗》、《纪念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近访〈共产党宣言〉中文本首译者陈望道的义乌分水塘故居》等20多篇文章。曾获优秀作品奖。

　　“人生有夕阳，事业无黄昏”是朱中龙的人生格言。

陈新 (1940～)
　　江苏睢宁人。1966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德文专业。1967年参加工作。先后任职于军工第三六八厂、河北省国防工办、河北省外贸公司，后任花山文艺出版社编审，《名家》杂志执行主编、名誉主编，现为中国传记文学学会理事。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失踪者》、《一个艾滋病患者的忏悔》，中篇小说《敢死队长之死》、《不了情》等15部，短篇小说《河南小妞》、《举起手来》、《瞬间三题》等100余篇，长篇传记文学《焦裕禄传》(合作)等，出版《陈新文集》四卷。《失踪者》获河北省第二届振兴文学奖。

曹乃云 (1945～)
　　笔名亦农。江苏通州三余人。1969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德语专业。任华东师大外语系德语教授，曾在西柏林歌德学院、东柏林洪堡大学留学，并在德国卡尔斯鲁厄师范大学和帕骚大学任高级访问学者。199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编、著、译《外国象征典故辞典》、《圣诞节探源》、《希腊古典神话》、《罗马神话》、《圣经童话》、《月夜》、《陌生的朋友》、《公狼中的母狼》、《人类的伙伴》、《梦中的家园》、《红玫瑰》、《闵希豪生历险记》、《豪夫童话》、《德意志童话》、《北欧童话》、《尼伯龙根之歌》、《愚人船》等50余部，编著教材《中学德语》、《大学德语·基础教程》、《大学德语·高年级教程》等，并在国内外发表论文30余篇。

民国时期留德校友

商承祖 (1900～1975)
　　笔名章村。广东广州人。中共党员。大学毕业。1924年后历任南京东南大学外文系助教，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外文系讲师，上海中央研究院社科所民族学组，德国汉堡大学汉文研究所讲师，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外文系教授、德汉组主任，南京大学外文系主任及德文教研组主任，教授。20世纪3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195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译著小说《考验》，剧本《爱米丽雅·卡罗蒂》、《马贩子》，《海涅散文选》等。

朱偰（1907～1968） 历史学家。字伯商，浙江海盐人。民国18年（1929）考取德国柏林大学研究生，获哲学博士学位。民国21年回国后，任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系主任。授课之余，开始对南京的名胜古迹进行研究。民国21～24年，他对南京古迹亲自摄影和测量，调查范围，东至丹阳，西至当涂，南到湖熟，北及浦镇，举凡古代城郭宫阙、陵寝坟墓、玄观梵刹、祠宇桥梁、园林宅第，无不遍览。在此基础上他着手编写《金陵古迹图考》，并在1000余幅画片中，精选320幅，另印《金陵古迹名胜影集》，一图一考，相辅而行。接着又写成《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元大都宫殿考》、《明清二代宫苑建置沿革考》、《北京宫阙图说》等专著。建国后，朱偰历任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系主任，江苏省文化局副局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省图书馆委员会副主任，省政协第一、二、三届委员，南京历史学会理事等职。先后撰写出版《南京的名胜古迹》、《大运河的变迁》、《中国人民开发台湾反对侵略斗争史略》、《郑和》、《玄奘西游记》（小说）等作品。1957年，朱偰因批评拆毁南京城墙一事，被诬为“借题发挥向党进攻”而错划成 。“文革”中，又惨遭破孩，1968年7月15日含冤辞世。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昭雪。

欧阳翥(1898～1954)

欧阳翥，字铁翘，别号天骄，长沙县长湖洲陈家湾（今属望城县）人，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生。1923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教育系，再人东南大学攻读心理和动物学，1925年毕业后留校任助教，从事神经解剖学研究。1929年去欧洲留学，在法国巴黎大学动物系研究神经解剖学，次年转德国柏林大学学习动物学、神经解剖学和人类学，1933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1934年第二届国际人类学大会在伦敦召开时，英国殖民主义学者、香港大学教授施尔石赴会演讲《中国人脑与澳洲人脑之比较》，企图诋毁中华民族为劣等民族，他毅然用所搜集的材料在会上发言，驳倒施尔石诽谤中国之谬论，得到与会科学家的支持与赞扬。

同年8月归国，他任南京中央大学生物系教授，先后发表过《人脑直回细胞之分区》、《人脑岛回新特种细胞》、《灵长类视觉皮层结构之变异》等20多篇论文。其中1936年在德国发表的《人脑之种族问题》，对白种人和黄种人的大脑，从外形大小、脑髓轻重到内部结构、显微解剖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驳斥了资产阶级学者诋毁黄种人脑结构不如白人的谬论。

他先后在中央大学、南京大学任教24年，担任过生物系主任、中大师范学院博物系主任、代理理学院院长等职，是中国动物学会、中国体质人类学会等多种学会理事，国际人类学会、国际神经学会会员。

1948年底，国民党政府企图将中央大学迁往台湾，他极力反对并在危急中挺身出任校务维持委员会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他作为中国著名的神经解剖学专家，拥护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并于1952年参加“九三”学社。

1954年，欧阳翥因患多种疾病，失去治疗信心而投井身亡。

罗家伦（1897～1969），现代教育家。字志希，浙江绍兴人。1917年入北京大学，曾与傅斯年等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杂志，积极投身五四新文化运动。1920年赴欧美留学。1926年回国，任教于国立东南大学历史系及附中。1928年，出任清华学校首任校长。任上治校有方，颇见成效。1932年8月起，任中央大学校长。时中央大学正处于数易校长、余波未平的动荡状态。他到任之初，即以明晰的教育理念提出“六字”治校方针（安定、充实、发展）与“四字”学风（诚、朴、雄、伟），并把“创造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作为中央大学的使命，为学校的恢复与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此后，他广揽名师，优化学科，兴建校舍，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在他的主持下，中央大学走出了阴影，迎来了建校史上辉煌鼎盛的黄金时代。他具有超前的发展眼光，曾提出在南郊石子岗一带兴建中央大学新校区，力图建设一个能容纳5000～10000人的学术之都。正当他要将这一蓝图付诸实施之际，抗日战争爆发，计划-搁置。之后，他又力排众议，将中央大学西迁重庆。他在艰苦的条件下继续执著地谋求学校的发展，中央大学成为全国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以致在抗日战争初期的统一招生中，把中央大学作为第一志愿的考生，曾占当时全国报考人数的2/3。1941年，罗家伦辞去中央大学校长一职，从此离开教育界，担任一些闲职。抗日战争胜利后曾任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驻印度大使。1950年赴中国台湾，任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副院长、-国策顾问、中央评议委员。主要著述有《新人生观》、《科学与玄学》、《中山先生伦敦蒙难史料考订》等。

梁希(1883年12月28日—1958年12月10日)，字叔五。出生于浙江吴兴。林学家、林业教育家。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参与创建九三学社，并被选为监事。九三学社第一、二届中央理事会副主席，第三、四、五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梁希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是光绪初年秀才，长兄是举人。父母早逝，他自幼跟随长兄生梁希聪颖过人，16岁中秀才，在当地有“两浙才子”之美誉。康梁变法失败、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清朝政府腐败无能，使他产生了“武备救国”的思想，于是投笔从戎，考进杭武备学堂学习西洋军事。1906年被选送日本留学，1907年考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海军。由于受章太炎等人民主思想的影响，在日本加入孙中山在东京建立的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梁希回国参加革命运动。辛亥革命后，又回到日本士官学校继续学习。因日本学生对中国学生的歧视，他弃武学习自然科学，对林产制造化学和森林利用学有较大兴趣。1913年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学习林学。1916年学成回国。
　　回国后，先在奉天安东(今辽宁丹东)鸭绿江采木公司任技师。该公司为日本所办，由于对日本人的不满不久即辞职，接着，应聘在北京农业专门学校任教兼林科主任。1923年，自费前往德国德累斯顿萨克逊森林学院研究林产化学。1927年回国，继续在已改名为国立北京农业大学的原校任教。1929年，受聘任浙江大学农学院森林系主任。1933年，应中央大学农学院院长邹树文之邀，到该院森林系任教授，讲授木材学、木材防腐学、林产制造化学等课程，直到1949年南京解放。他的这些活动为新中国的林业教育奠定了初步基础。梁希讲授的课程，都是自己编写教材，并不断修改讲稿，补充新内容。上实验课，虽有助教，但他总是亲临指导和示范。对一些难于操作的实验方法，则逐个手把手地传授给学生。梁希不但在学习、工作上诲人不倦，而且在思想、生活和事业上也十分爱护学生，真正做到了既教书又育人。他教导学生：人生学习求知，好比建高楼大厦，必须先打好地基，然后博览群书，集思广益。他还教学生做人之道，要以人民利益为重，切戒利欲熏心，要老老实实做人，扎扎实实做事，决不要有任何骄傲、夸张。1941年中央大学森林系5名学生毕业，他在欢送会上即席赋诗一首，并书赠每人一份。诗曰：“一树青松一少年，葱葱五木碧连天。和烟织就森林字，写在巴山山那边。”把5位同学比喻成5棵青松，5木正好构成森林二字，在巧妙的构思之中蕴涵了梁希对学生殷切的希望和深厚的感情。学生经济困难，他总是慷慨相助。对学生出国深造，他给予积极支持，并教导他们安心学习，不忘祖国。1945年8月，吴中伦赴美留学前，梁希赠诗一首：“大火西流七月光，碧天无语送吴郎，定知三载归来后，苍海茫茫好种桑。”
　　梁希教学一个很大的特点是理论联系实际，重视实验教学。他在浙江大学和中央大学任教期间，极为重视实验室的建设，先后在两校分别创建了林化实验室。1937年中央大学本部因日寇侵占南京而迁到重庆沙坪坝，他领导了3个实验室：木材学实验室、森林化学实验室和中央林业实验所林产利用组实验室。尽管梁希年近花甲，为了建设实验室和添加材料设备，常常东奔西跑，有一次为了领取几加仑酒精，竟跑了8趟，可见当时科研工作之艰难。在他苦心经营下，中央大学森林化学实验室当时已初具规模，图书资料和种种设备在国内各森林系中首屈一指。许多专家学者参观这个实验室时，无不赞叹惊讶!
　　梁希是我国林产制造化学的奠基人。他从1916年开始讲授林产制造化学，使之在中国首次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他在教学的同时，十分重视科研工作。1929年在浙江大学首创中国第一个森林化学实验室，而后又在中央大学创立了同类实验室，进行了松树采脂、樟脑制造器具、油桐种子分析和桐油抽提、木材干馏、木精定量、木素定量等试验研究。1935年，他在中大农学院将浙江诸暨制樟脑使用的凝结器加以改良，制造成提炼樟脑(樟油)的实验装置，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三浦伊八郎教授改良的干馏凝结器相比，樟脑得率提高了10%—69%。中国旧法榨取桐油，有25%—50%的桐油残留在桐饼(粕)内，十分可惜。梁希于1935年做的化学浸提桐油试验，可获得桐籽中的桐油99%以上，大大提高了桐籽的出油率。
　　梁希在30多年的教学实验中，编写了许多讲义。其中有代表性的，是他花了一生心血编写成的《林产制造化学》。这是一本60多万字的教科书。林产制造化学是以林产品为原料的制造化学，以前统称林产制造学。由于林产物的机械工艺利用部分已在森林利用学中讲述，因此梁希改用林产制造化学这个名称，专述利用木材或树皮、树叶、树实等副产物为原料制成他种物质的制造化学。此书初稿完成于20世纪30年代，但由于他治学严谨，不愿草率付印，以至初稿虽经多次增补，也未问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任林业部部长期间仍继续收集资料，充实内容。遗憾的是，他生前未能见到该书的出版，直到他去世后，1983年才由他的学生们将原稿加以整理出版。该书内容充实，体例严密，立论精辟，堪称价值很高的林业科学巨著，对当前中国林产化学生产的发展仍有重要指导作用。
　　梁希是新中国林业的奠基人、领导者、绿化祖国的积极倡导者。新中国成立前，梁希对森林的功能、作用和重要性就有充分认识，早在1929年他写的《民生问题与森林》一文中就做了精辟论述：“森林是人类的发祥之地，人类所以发达到现在的地步，都是森林的功劳。”
　　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5月上旬，梁希作为民主人士在北京参加了中央人民政府筹备会议。在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周恩来提名梁希为林垦部部长。梁希感到很不安，就写了一张条子送给周恩来：“年近七十，才力不堪胜任，仍以回南京教书为宜。”周恩来看后提笔写了一句话：“为人民服务，当仁不让。”回复给梁希。梁希看了回条，激动地写下了“为人民服务，万死不辞”交给周恩来。从此，这位年近古稀的林学家在林业领导岗位上为林业事业倾注了全部心血，为新中国林业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林业在极为薄弱的基础上开始大发展，到处感到林业技术人才的缺乏。梁希身为第一任林业部部长，又身为教育家，深感培养新中国林业技术干部的重要性，立即与林业部几位领导商议，提出了尽快发展林业教育，解决干部缺乏问题的意见。1952年，在梁希的建议下，经国务院领导同意，林业部配合教育部对农林高等院校做了调整，分别在北京、哈尔滨、南京成立了3所独立的林学院，并在13个农学院扩大了森林系，增加招生名额。从此，林业界形成了“办学热”。全国各大区都有了林学院或森林系。到1953年，全国高等林业院校、林业专修科和中等林校的毕业生增至15000多人。而1950年初全国高等院校森林系在校学生还不到100人，可见发展之快。为此，梁希曾激动地说：“我在旧中国教了30年的书，培养了那么多学生，想改变中国林业面貌，想让中国的黄河流碧水，赤地变青山。我的宣传活动只不过是书生的议论，纸上谈兵，毫无用武之地。只有解放后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的理想才能实现……国民政府几十年培养的林业技术人员没有新中国两年培养的多，中国的林业是大有希望的。”
　　梁希在林业建设工作方面既有-远瞩的战略思想，又非常注意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善于抓重点，掌握要害，开创新的工作局面。旧中国没有林垦部的机构，新中国的一切都要从头开始，梁希和林垦部副部长李范五等商量，决定首先抓三件事：一是搭架子，组建林垦部机关和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健全林业机构；二是摸清情况，查明全国现有森林资源；三是打好基础，为林业事业的大发展做好准备。为了办好这三件事，梁希常常深入各地调研，并和周围同志反复研究问题。在中央领导的关怀和他的主持下，在全国范围内很快地建立了一大批林业机构，并根据中央民主改革工作的统一部署，进行了东北、内蒙古林区改造和建设工作，有秩序地将旧林区把头制改造成社会主义的企业，又将一部分手工作业逐步改造为半机械化或机械化作业，为中国林业建设奠定了初步的技术基础。
　　梁希经常把绿化全中国的愿望和林业科学理论，用形象感人的词句表达出来。他在1958年3月为《人民日报》写了一篇文章《让绿荫护夏，红叶迎秋》，这是他为林业建设写的最后一篇论文，他歌颂祖国的明天，歌唱为之献身的事业：“绿化，这个词太美了，山青了，水也会绿；水绿了，百川汇流的黄河也有可能渐渐地变成碧海，这样，青山绿水在祖国国土上织成一幅翡翠色的图案。……林业工作是做不完的，绿化要做到栽培农艺化，抚育园艺化；要做到工厂如花园，城市如公园，乡村如林园；绿化，要做到绿荫护夏，红叶迎秋。……这样，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全部都成一个大公园，大家都在自己建设的大公园里工作、学习、锻炼、休息，快乐地生活。”这是多么令人神往的美妙境界。他深知，要想实现这个远大目标，不是几个人、几十个人能完成的，必须唤起民众共同奋斗。因此，要广泛地宣传林业的重要性，要发动人民群众参加植树造林运动。他利用各种场合、机会做林业的宣传普及工作。1950年春，全国开展春季造林运动，他满怀喜悦的心情挥笔撰文：“用造林来迎接新中国的春天。……春，替我们带来了活泼的生活，使万物由旧而新，由死而生，由黄而青，表示着无限的前程。”梁希利用各种机会与条件宣传绿化祖国，在许多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普及造林、绿化知识。梁希写下的诗文中，有许多为林业界传诵为佳句，如“无山不绿、有水皆清、四时花香、万壑鸟鸣，替河山装成锦绣，把国土绘成丹青，新中国的林人，同时也是新中国的艺人”。
　　梁希一生还担任了许多学术和社会团体工作职务。1935年被选为中华农学会理事长，任期6年；1945年九三学社成立，被选为监事，1950—1958年任九三学社副主席；1947年成立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南京分会，梁希被选为理事长；1950年被选为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主席；1951年当选为中国林学会理事长；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8年全国科联和科普联合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决定科联和科普合并，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梁希当选为副主席。
　　1958年12月10日凌晨5时，这位人民的林学家，新中国林业建设的领导者——梁希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享年7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