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特兰·罗素在他的名著《西方哲学史》的绪论伊始，对于哲学、科学和神学有一个非常精彩的说法：

哲学，就我对这个词的理解来说，乃是某种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东西。它和神学一样，包含着人类对于那些迄今仍为确切的知识所不能肯定的事物的思考；但是它又象科学一样是诉之于人类的理性而不是诉之于权威的，不管是传统的权威还是启示的权威。一切确切的知识——我是这样主张的——都属于科学；一切涉及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但是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还有一片受到双方攻击的无人之域：这片无人之域就是哲学。思辩的心灵所最感到兴趣的一切问题，几乎都是科学所不能回答的问题；而神学家们的信心百倍的答案，也已不再象它们在过去的世纪里那么令人信服了。注¹

他认为神学（宗教迷信）与科学往往是对立的，而哲学介乎其间。

如果这位先哲的论断在某种程度上还有些合理性的话。中国经历“五四运动”、新中国建立、文革，神学（宗教迷信）一步步低头；哲学也没有长足的发展，全部统一地学习卡尔·马克斯；中国哲学也大抵都是啃啃“孔孟老庄”的老本。

科学发展应当处在前所未有的美好时期。

在这个时期里，没有巨大的反对的声音，宗教和保守势力或被限定在一定范围内或被分离遣散；大家对科学都持一边倒的欢迎态度——称为“德先生”、“赛先生”，又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科研在当代中国背着闪耀的光环。再想想近代西方的文艺复兴时期，想想那个时代的哥白尼、布努诺、伽利略，算算公式、做做实验都会被沦为囚徒甚至被审判烧死；想想他们碰到的“黑暗”时代，他们的艰难阻行与困苦难当；甚至在当今的西方，科学发展也从未遇到过当今中国社会如此开放、乐意被接受的环境和土壤——发展理应势如破竹，若骏马奔平川才恰当。

但是，似乎我们并没有好好珍惜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很多人甚至都完全没有意识到：

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在实实在在地做事情，大部分人总一心想着追名逐利。硕士三年还觉得长，博士四年还在想：一定不要延期就好——但是，毋庸置疑的是一定得要拿到硕士、博士的头衔。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路，科研这条路就是要沉得下心，付出长时间的努力。无论你走哪条路首先都得认清你即将踏上的这条路要付出什么、能得到什么；艰难还是容易，能不能接受；考虑到可能遇到的风险，接受得了就往下走，不然就请走别路。

既然决定走上这条路，那就认真做事，该几年就是几年——一条路走到黑。探索性的东西，考验的是智慧和恒心——从不确定性中寻找规律，是科研本身的魅力源泉，也是我们探寻者乐趣的指引。

或者中途你发现自己不适合走这条路，那就果断的放弃，勇敢地去走另一条更合适的路。要相信自己，该学到的东西已经学到了。过程也很美，最后的结果也许不会在这里煎熬，而在你即将选择的路上绽放出美丽的花朵。

总之，对于自己选择的路和想要的结果，勇敢点，有点格调——我爸爸说。

没有一个奖掖后进，提拔年轻人的制度设计。知识发展迅速，悲观的讲，老一辈在知识上是无法指导年轻人的。所以一个想不断推陈出新的团体，一定是一个以年轻人为主体，充分发挥才智，各显其能的集体。然而，我们当下的体制和制度，却并没有为年轻人创造更好的条件。相反，各大高校科研机构和事业单位岗位不断饱和，年轻人面临着职位越来越少，压力越来越大的困境。而且似乎目前还没有好的解决之道。

面对争议，解决办法总是去压制争议，而不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别人的看法平息争议。当我们做一件事的时候，遇到了争议，我们就会停下来去与人争吵，先争个输赢再说。争论是永不休的，结果本身要从事的工作却给忘了。

争议是绝对的，所以也别想回避争议。韩寒说，无论你做什么，总会有一些人在后面笑你，你做得好，做得坏，都会有人在笑你。

有争议的东西才充满活力的，就当它是大家对你所从事的工作的肯定吧！林肯说，一个决定尽量发挥自己作用的人是没有闲工夫来为自己的私事吵嘴的。吵嘴的一切后果，包括乱发脾气和失去自持，更加使他受不了。对于你只有同等权利的大事情要谦让，明明是你自己的小事情同样也要谦让。宁可给一条狗让路，也比和他争而被咬一口好。咬了一口，即使把狗杀掉也无济于事。注²

做好你手头的事情，别人与你来争吵就是来打扰你的——想尽办法让你所热爱的工作继续。

年轻的一代也不争气，不敢闯、没有勇气付出，都追求安逸。毕业后最想去的地方是去政府当公务员、进央企、国企、事业单位——稳定。说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压力大——狡辩！明明就是为了逃避责任、不愿进取，追求安逸——说真的，有意思吗？年轻时不好好大干一场，不论成功还是失败，人生能完整吗？能不留遗憾吗？

于是，没有公共服务意识的人大批大批地削尖脑袋挤着进政府当公务员。进去后努力学习做人（为官）——自己学会讨好领导，跟着领导一起学会忽悠老百姓。

央企、国企多是垄断行业，最大的优势就是从来都不害怕没有客户。全中国人都必定是他们的客户，爱用不用，必须得用。国企央企巨头之间只需要限制或者压制竞争对手就行了，反正永远都是赚钱的。国企央企去做别的投资，损失了也是集体的事，全中国人民把损失一平摊，每个人都觉得不多，还可以接受。他们是不会去进行原始的创新的。我指的是创造新的服务、新的产品——只需要引进国外的新技术，应用到国内，钱就大把大把的。所以说国企、央企缺少原始创新的根本动机的。

事业单位，铁饭碗，工资不高但是有福利报销，公众的钱不当钱使（公务员就更是如此了）——当然，你想一想当你一个人要请10个人吃饭你有多难和10个人请你吃饭他们相对多么轻松就知道了，我说的双方都是不得不请的情况，更何况中国这么多愚昧的老百姓。自然大吃大喝，无所畏惧。

所以说，公职人员——工资收入来自纳税人的税收或者罚款等，而不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的——一定要有较高的素质和高度的自觉性。因此一般选择一些德高望重或者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来从事公职——公众相信他们的品行和受过的良好教育。他们会比较有风骨，会珍惜人民的劳动成果，公私分明——但是很遗憾、我们的高等教育，本科、硕士、博士教育完全没有去教会我们这些东西。很多时候，那些连大学都没有读过的，反而更单纯、更努力劳动去争取自己的所得、更加相信不劳无获、更不擅长尔虞我诈。

可喜的是，在可预期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处在并将长期处在这一伟大的时期中。只要国家经济一直保持繁荣，科研的群体在不断扩大，论文数量和质量也在稳步提升，甚至有人还预测下一个科研的中心将向中国转移。大环境就会越来越好，我们还有许许多多的寻求改变的机会。如果年轻的一代愿意的话。

此刻，我只能想起查尔斯·狄更斯的不朽名著《双城记》中的开头语：

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

It was the age of wisdom; it was the age of foolishness;

It was the epoch of belief; it was the epoch of incredulity;

It was the season of Light; it was the season of Darkness;

It was the spring of hope; it was the winter of despair;

We had everything before us; we had nothing before us;

We were all going directly to Heaven; we were all going the other way.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这是明智的时代，这是愚昧的时代；

这是信任的纪元，这是怀疑的纪元；

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

这是希望的春日，这是失望的冬日；

我们面前应有尽有，我们面前一无所有；

我们都将直上天堂，我们都将直下地狱。

80、90们，仰望星空，还得靠脚踏实地；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我们这一代人绝对不比任何一代人差。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属于当下所有人的时代，更属于真诚面对世界、勇于挑战、认真生活的人们的时代。

注1．伯特兰·罗素. 西方哲学史.上卷.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1

注2. 亚伯拉罕·林肯. 林肯选集.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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