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文化的厚味

梅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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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日报讯  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省社科院分中心

●五千多年文明发展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而且对于人类文明进步也发挥了其他民族难以替代的历史作用。

●今天，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民族正以“古今中外法”，参与引导世界文明的对话，推进传统优秀文化的创新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在海纳百川中，为人类文明贡献中国智慧；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基础上，真正确立起中华民族可以对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信心！

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长河中的一朵奇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那些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让我们从内心深处涌起对民族文化的自豪与自信。

一、源远流长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灿烂辉煌。早在公元前两千七百年左右，黄帝作为古华夏部落联盟首领，便带领我们民族走出了野蛮的丛林。

人文初现。《易传·系辞》里记载的文明曙光，勾勒了我们民族走出洪荒与野蛮的历史。在包羲氏时代，人们“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人的文化创制使得人摆脱了渔鹰或其他动物对待自然物的方式。而神农氏则“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从神农到黄帝、尧、舜的兴起，我们民族不仅兴起了渔业、农业，甚至出现了早期的“日中为市，致天下之货”的商品交易，由此中华民族走上了“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的文明新阶段。而城市、文字、冶金术和礼仪中心的出现，促使了原始公有制向私有制生产方式和奴隶制社会形态的整体转变。

早熟而绵长。在通常的理解里，中华文明属于“人类早熟的儿童”，这种衡定也间接说明了中华文化一直走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前列。同时，作为人类文明历史上四个最伟大的文明之一，唯有中华文化一脉相承，传之久远，未曾中断。

惠及世界。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在其《风俗论》中，跳出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视角，认为东方民族早在西方民族形成以前就有自己的历史，东方是一切艺术的摇篮，东方给了西方一切。伏尔泰的观察不仅适用于中华文化的早期发展，即使后来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也一直遥遥领先世界发展水平。英国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威尔斯曾将整个第七、八、九世纪的中国，看作是世界上最安定最文明的国家。他认为，当欧洲和西亚敝弱的居民不是住在陋室或有城垣的小城市里，就是住在凶残的盗贼堡垒中的时候，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却在治理有序、优美、和谐的环境中生活。当西方人的心灵为神学所缠迷而处于蒙昧黑暗之中时，中国人的思想却是开放的、兼收并蓄而好探索的。

五千多年文明发展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而且对于人类文明进步也发挥了其他民族难以替代的历史作用。

二、博大精深

尊礼文化。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涵盖了有关天地人如何在宇宙间相处的智慧。早在殷周之际，“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的神本崇拜，便转为以血亲为纽带的祖宗崇拜。宗法制的确立，使礼具有崇高的地位。周礼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纷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礼，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自周之后，“礼仪之邦”便成为中华民族的代称，礼作为最基本文化的基因，至今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与人格形象。

敬天法祖。这是儒家的核心信仰之一。所谓“天”就是天神；所谓“祖”就是宗庙里的祖先。《明史》卷四十八记载：“敬天法祖，无二道也。”在我们民族走出原始思维的人文理性中，“敬天”包含着对自然规律的敬畏。《诗经》里的“天生烝民，有物有则”，荀子的“天行有常”等许许多多的思想观念都肯定了自然的规律性；同时，我们古人又深刻地认识到人并非是自然奴隶，“敬天”含蕴着“法天”的要求。在认识自然规律的基础上，老子要求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正是说明人对自然规律既可以“制天命而用之”，又可以“应时而使之”，在“与天地合其德”的认识基础上，最终使人进入天人合一的自由境域。

民胞物与。在中华文化中，贯穿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的核心精神是张载在《西铭》中所概括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仁爱情怀。儒家不仅强调“仁者爱人”，更在道家“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的基础上强调“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人与万物共同构成“并育而不相害”的自然和谐图景。人与物之间，超越了西方的主宰与被主宰的关系，世间万物各有“道性”，各有存在价值。在超越物种的人类社会生活中，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核心思想理念，正是我们文化中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虽然这种温情与正义落实到现实生活中尚有着漫长的距离，但它们作为我们民族心灵中涌动的精神力量从来就没有止息过。在国与国的关系中，中国文化从来强调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推己及人的方法，协和万邦，“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以文化的力量感召四方，真正让其他各民族的人民感到“中心悦而诚服也”。

惟善为宝。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人挣脱兽性的历史。如何摆脱兽性，正是我们文化中以“人禽之辨”为核心的基本议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道德理念和规范，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意识，精忠报国、为民请命的爱国情怀，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风尚，孝悌忠信、仁义礼智的实践理性等，共同地指向人性之善。无论是日常生活中礼的约束，还是法的禁止，它们要求人在遵守不同层级社会规则的时候，体认到“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的德性引领。而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指向人性之善的诸多内容，依然跃动在当代社会生活中，构成了人之为人的精神底色。

仪态万千。千百年来，中国人民所创造的丰富的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人文学术，共奏了一曲人类精神华丽的东方乐章。仓颉造字使我们民族拥有与埃及圣书字、古苏美尔、克里特文字等同样古老的文字，至今影响了东方其他民族和地区。汉字使得“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开启了文明传承的闸门。由此，我们民族在天文、农医、冶炼、建筑、车船、纺织、造纸术、印刷术等各个领域都对人类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竹书纪年》中有世界最早的彗星记载、《尚书》中有最早的日月食记载。在数学方面，我们贡献于世界的十进制，曾被李约瑟惊呼：“西方后来所习见的‘印度数字’的背后，位置制早已在中国存在两千年了。”在文学艺术领域，中囯早在商代的甲骨卜辞中就已出现丰富的富有诗意的词句：“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更不用说《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及历代文学巨匠们所承载的我们民族的希翼及其精神追求了。在文化积累方面，《吕氏春秋·先识》记有：“夏太史终古见桀迷惑，载其图法奔商；商内史向挚见纣迷惑，载其图法奔周。”这表明我国在夏、商、周都有王室图书档案馆，它们汇集了那个历史时期人类认识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在历史上天禄阁、石渠阁、兰台、东观、弘文馆、文渊阁、金匮石室等都成为了知识的渊薮，而《册府元龟》《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则成为不同时代文明传承的津梁。

三、开放包容

“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中华文化就是在交流互鉴、开放包容中成就其博大精深的。

道之全体大用。从“轴心时代”的诸子开始，尽管九流百家立说不同、治道各异，但各派都试图在敞开胸怀中，拆解接纳异见。如若不然，在“道术为天下裂”的知识图景中，那些“得一察焉以自好”的“一曲之士”，是永远不可能通晓“天地之大全”的。尽管韩非在《显学》中指出：“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但这种思想学说的裂变，反而成就了各家各派之间“辩者相与乐之”的理论生产，也促进了我们民族理论思维水平的提升。

易道广大。我们民族开放包容文化的性格在六经之首、大道之源的《周易》诠释中得到突出的体现。历代易学著作汗牛充栋，无比繁杂。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写道：“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易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至繁。”无论是对于传统“信而好古，述而不作”，还是在前人基础上的温故知新、推陈出新，甚至是在革故鼎新、破旧立新基础上的创造性发展和创新性转化，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主体创造精神。

综合创新。对于异域的文化思想，我们民族更是含菁咀华。佛学中国化运动，更将异域文化直接化为民族的文化血脉。佛学的传播，由魏晋南北朝佛学的“传译吸收期”，到隋唐佛学的“融通蜕化期”，禅宗奋起，不着言语，不立文字，直指本心，见性成佛，使佛氏的“慈悲”与儒家之“仁”，都表现出了浓郁的现实关切。其他宗教如景教，即唐代正式传入中国的基督教聂斯脱里派。15、16世纪西方左右新航路开辟后，即从明朝末年开始到近代，大规模地出现了西方学术思想向中国传播的西学东渐，五千年的文明在欧风美雨的被动荡涤下，出现了吸纳人类共同文明成果的扩张时期。由此，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科学技术等大量传入中国。我们的文化也经历了从“开眼看世界”到“师夷长技”的艰辛与曲折，我们最终找到了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文化自信。今天，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民族正以“古今中外法”，参与引导世界文明的对话，推进传统优秀文化的创新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在海纳百川中，为人类文明贡献中国智慧；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基础上，真正确立起中华民族可以对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信心！

（执笔：梅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