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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分流、大学出身与学术职业

已有 4131 次阅读 2014-6-18 10:20 |个人分类:杂锦|系统分类:海外观察| 求职, 出身

 

一些学友找工作时,常常和我提起他们的愤愤不平。许多大学和科研机构都要求应聘者从国内外知名高校获得博士学位,这对学术发展来讲本无可厚非。但是,很多单位都设有一个附加条件,即第一学历原则上必须是“211”工程大学或“985”工程大学。目前中国拥有大学两千余所,但只有39所“985”和112所“211”工程大学。换句话说,绝大多数学生是从非985和非211高校毕业的。他们通过努力进入“211”或“985”工程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本期望能够就此追求自己的学术事业,但这些硬性规定却无形中为他们设立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门槛。

如果说过去的工农兵大学讲究“根正苗红”而让人啼笑皆非的话,那么当下仍然强调“出身论”就有些让人匪夷所思了。当今人才战争如此激烈,各国都在拼命争夺顶尖科技人才并防范“脑流”。这是“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大好时机,但这种硬性规定却给学术求职蒙上了一层阴影。对于非985和非211高校毕业的学生来讲,这是无法改变的出身,因为任何后来的学历都无法抹掉这段经历。简单强调这样一条规定,不仅会给他们产生极大的挫败感,也无助于人才选录。

据知情者透露,这种“一刀切”的简单做法,实则是将高考作为区分度最大的一次考试。中国的高考制度向以严格著称,能够通过高考并获取高分的学生往往被认为具有更高的智商和发展潜质。但是,考分高未必创新能力强,多年前的考分更是如此,它本不应作为多年后求职的一项标准。固然,高考成绩优异的学生可能表现更为稳定,至少不会太差。但是,为求保险而将高考失利的学生“一棍子打死”,却有些不合常理。更为重要的是,科技创新的要义在于冒险和探索未知,如果只求稳扎稳打和保险无忧,那么创新的活力也被掐灭。

从统计学讲,这种硬性规定实际上相当于假设检验的两类错误。一类错误指假设实际为真却否定,发生“弃真”错误;二类错误指假设实际不成立却接受,发生“存伪”错误。用人单位作为理性的需求方,不希望发生二类错误,即将不合格者作为合格者招聘。因此,他们倾向于将发生存伪的概率最小化,而对弃真的概率却不予考虑。但是,用人单位更需要关注的是发生一类错误的概率,即将原本合格乃至超乎寻常的求职者作为不合格者而拒绝。尽管从用人单位的角度而言,“211”或“985”工程大学本科毕业的求职者有更大概率成功,非985和非211高校本科毕业的求职者获得学术成功属于“小概率事件”,但科技创新的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性却可能指向相反的方向。

新加坡以其推行的教育分流制著称,但这套体制却颇受争议。赞成者认为可以尽早为学生规划职业,选择适合其天资与潜质的教育轨道。反对者认为它可能遏制孩子的天性,不利于学生的自由健康发展。新加坡的教育分流从小抓起,小学四年级即通过考试确定初步发展方向,小学六年级离校考试时依据成绩将学生分配到不同的教育轨道。中学教育也是量身定做,分为特别、快捷、普通学术、普通技术等课程,不同轨道决定学生未来是修读理工学院、工艺教育学院还是继续到大学深造。

在这种教育体制下,小学离校考试可谓“一考定终身”,人人争过“独木桥”,学生学习压力很大,常常需要加班加点修读补习班。如果学生考试不佳,被分流到普通课程轨道,未来攻读大学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尽管学生通过努力仍然可以升入理工学院或大学,但其概率微乎其微。这种教育体制造成许多新加坡人“怕输”的心态,因为一旦考试失利,你就很可能再也无法回返到原来预定的发展轨道上。

梁凯文幸运地进入大学预备课程,但却先后从四所初级学院辍学。它不仅被同学欺负,还遭老师侮辱,被学校定为失败者。但他却不服输,忍辱负重选择到美国深造,先后获得波士顿大学经济学和数学的双学士、双硕士学位,以及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并通过投资经商而成为百万富翁,现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助理教授。

梁凯文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为自传(LeongK, Choi E, Leong E. Singapore's Lost Son: How I Made it from Dropout toMillionaire Princeton PhD[M]. Singapore: Marshall Cavendish International(Asia) Pte Ltd, 2013.),讲述其坎坷的辍学过程、留学经历和创业路程,读来令人深思。他是这种教育分流体制的“牺牲者”,但却通过自己的努力而实现教育和职业目标。最近阅读他的自传深有感触,其实每个人都有第二次机会,社会需要的是给他这样一次机会,而不是过早贴上标签并扼杀。

笔者枚举梁凯文博士的例子,并不是为了说明教育分流体制不可取,也不是想证明他的成功经历就一定可取。“英雄不问出身”。将“211”或“985”工程大学毕业的本科学历作为评判一个求职者是否适合科研和教学工作,显得过于武断和不负责。这种简单主义的管理做法固然可以大大缩小求职者的范围,简化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人事工作,但却可能让真正的人才流失,以至于造成不可挽回的“遗珠之憾”。如今在各条战线上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成功人士,很多都是当年高考失利而被就此定义的“失败者”,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后来走向成功。我们的教育和科技体系应该容许更大的自由度和开放性,而不是教条式的“一刀切”。

 

本文作者:马亮,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研究员,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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