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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殿试的内容、特点与作用
殿试作为古代科举制度中最高一级的考试,有观点认为开创者是唐高宗,原因是显庆四年(659年)唐高宗开科取士,亲自监考选拔人才,是科举史上第一次御试;但此次御试规模不大,且并未记载是在殿前试人,故唐高宗并非殿试的开创者。后武则天于天授元年(690年),“策问贡人于洛城殿,数日方了。殿前试人自此始”。北宋开宝六年(973年),由宋太祖在宫廷中主持,殿试制度在科举史上正式确立,此后成为定例。那么,殿试都怎么考?考什么呢?
殿试对策的作用
“殿试”又称为“廷试”,宋、元时,又间或称为“御试”。宋初殿试“惟诗赋之用”,但随着宋代科举的发展,殿试策问进而改制。熙宁四年(1069年)二月丁巳朔,中书言:“今定贡举新制……殿试策一道,限千字以上,分五等。第一等、第二等赐及第,第三等出身,第四等同出身,第五等同学究出身。”宋神宗诏从之。殿试内容由赋诗论三道题,改为策问一道,无疑是一个进步。“策试”之“策”,本意是指竹片或木片记事著书,人们将考试试题书之于策以提问应试者,故称“策试”或“制策”,又称“策问”,给出的题目又叫“策题”;而士子们的回答,则是“对策”。也就是说,到了殿试,考试的内容不再只是诗赋词章,而是策论。以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癸未科殿试策问为例,策题中以“制策有曰”“制策又以”等领起的,分别是义理、史传、粮食储备、水旱灾害,就是四道策问,士子们须就此发表自己对于经史时务的“对策”。
殿试对策的作用有三:一则作为科举的最高级考试,它以策问的形式,促使士人们关心政事,借以辨其谋略。二则皇帝出于对其统治机构效能的考虑,借以选拔、储备人才。三则加强了封建专制统治。《燕翼诒谋录》云:“自唐以来,进士皆为知举门生,恩出私门,不复知有人主。……艺祖皇帝以初御试,特优与取放,以示异恩,而御试进士不许称门生于私门,一洗故习。”殿试策问之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恩出私门、座主门生结为朋党的弊端。
殿试中“策问”的特点
殿试中的策问,不论是否皇帝亲拟的策题(也可能是大臣拟撰、皇帝选定),其主题最终都由皇帝决定,均体现出皇帝对治国理政的思考。一般地说,殿试的“策问”有以下特点:
一是皇帝常在策问时表明礼贤下士的态度。殿试不仅是一场选拔官吏的考试,也是皇帝聆听考生对时政看法的一次机会,皇帝以谦虚的、礼贤下士的口吻来提出问题,就是要表达这种需求。皇帝诚恳地表示,殿试的目的是为了治世安民,自己虽努力治国,但在诸多方面还不够理想。因士子们来自社会的各阶层,又饱读诗书,明于道义,留心当世时务,所以望士子们开诚布公,悉心以对,大胆提出意见和建议。如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庚戌科考策问,开头即说:“朕德不类,托于士民之上,所与待天下之治者,惟万方黎献之求,详延于廷,诹以世务,岂特考子大夫之所学,且以博朕之所闻。”
二是皇帝希望士子们就时政等问题提出看法。皇帝的策题,会涉及到治国、礼法、军事、君臣、教化等,尤其是当下的时政问题,是皇帝着力思考的。以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为例,策题的最后说:“朕自莅祚以来,夙夜兢兢,图光先烈,于兹有年。然而治效未臻其极,岂于是道有未行、是法有未守乎?抑虽行之守之,而尚未尽若古乎?子诸生明经积学,究心当世之务,必有定见。其直述以对,毋徒骋浮辞而不切实用,朕将采而行之。”在国家出现新问题时,皇帝会针对社会现实情况向贡士们征询建议和良策。如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戊申科策问:“朕承宗庙社稷之讬于俶扰阽危之后,怀父母兄弟之忧于携贰单微之时。念必抚民以格天,庶几悔祸以靖难。踰年于兹,寝兴在是。故府库殚匮,军费倍滋,而赋敛加薄;外患未弥,寇盗尚多,而追胥有程。”此年是靖康之变发生的次年,外有强敌,内有盗寇,皇帝颇希望士子们拿出高见,以求得局面的迅速稳定。
三是皇帝常借历史上的有为之君,来表达理想、愿望。殿试“策问”中,皇帝常借历史上正面的例子,来表达某种理想、愿望。如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辛未科策问:“尝闻汉兴四十余年,孝文专用德化,遂能移风易俗,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至刑措。章帝继建武永年之政,事从宽厚,人赖其庆,郡国所上符瑞,合于图书者数百千所。呜呼,盛哉!”借赞叹汉文帝、章帝的宽厚德政,来表达他渴求盛世之治的愿望。
殿试中“对策”的特点
殿试时的“对策”,是应试者根据策问而作出的答复,这是一个读书人在经历了多年的苦读之后,第一次有机会能在皇帝面前陈述自己的政治见解。其特殊性在于它是士子走向仕途的关键,而且其为官从政的理念,也会在对策中得以体现。殿试中的对策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对策中常有颂上之辞。殿试答卷关乎考生的前途,策问中虽极力向士子表明要直言不讳,但当它的阅卷者是最高统治者时,对策时多用“臣闻”“臣谨案”“臣愚以为”等谦辞来说自己的一得之见,不免有语含谄媚、歌功颂德之词。如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丁丑科状元王十朋,在策文中称宋金绍兴和议之后,“仓廪富实、贯朽粟陈,如成康文景时可也”。宋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年)甲辰科状元卫泾在策文中说,“臣恭惟陛下聪明天纵,并隆五三……”。实际上这些都是在吹捧,因为这与史实明显差距太大。
其二,要顺应当时的政治环境,对时政须有独到见解。殿试策题多是当时皇帝关注的政治焦点的反映,士子对策问的回答不仅要有见识,而且还要有胆量,要能够直陈己见,具备一定的政治敏锐性。如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年)壬子科就问以“中兴之本”,当是时,南宋政权刚刚趋于稳定,金兵仍有南下之意。针对这一现实,张九成在对策中指出:“臣观金人有必亡之势,中国有必兴之理。夫好战必亡,失其故俗必亡,人心不服必亡,金皆有焉。刘豫背叛君亲,委身夷狄,黠雏经营,有同儿戏,何足虑哉。前世中兴之主,大抵以刚德为尚。去谗节欲,远佞防奸,皆中兴之本也。”这篇对策指出了金人穷兵黩武、丧失故俗、人心不服三大必亡之势,对金人立伪齐刘豫傀儡政权则大加挞伐,并以“皆中兴之本也”紧扣题目。张九成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深刻分析了当时的政局,坚定了宋高宗中兴的信念。皇帝举行殿试策问,就是希望从策文中得到一些治国施政的启发,考生在答卷中针对国家面临的现实困难提出自己的见解。
策问中,皇帝还常常会给考生一些提示,让考生依照其心中的意思作答。如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的殿试策问:“昔列圣之相继,大一统而驭宇,立纲陈纪,礼乐昭明,当垂衣以治。何自弗宁,少壮尽行,内骚华夏,外戍八荒,牝马胎驹于行伍,旌旗连岁于边陲。此果好杀而有此欤?抑蛮貊欲窥而若是欤?观之往事,亦甚艰矣。今欲罢乘机,绝远戍,垂衣以治,又恐蛮貊生齿之繁,不数十年后为中国患。当此之际,似乎失今可乘之机,岂不为限。今兴止未判,其于乘机绝戍,孰可孰不可?尔诸文士论之,以安内外,朕将亲览焉。”士子从行文中能读出,对于刚立国时国家建设和军事战略的矛盾,皇帝并不希望垂衣而治,而是恐怕“蛮貊生齿之繁,不数十年后为中国患”,考虑以战争来消灭战争,这是他的基本思路。换言之,皇帝先阐述一番自己的思考,以引导考生,然后再在此基础上明确地提出问题,让士子来回答。
其三,除了对时事多加关注之外,还要注意史学问题。殿试策问要求具有广博的知识,士子们除了对时事多加关注,还要注意史学问题。一般地说,史学考题多附于经学之后,作为经史题出现。史学问题的出现,与统治者重视史学经世致用、服务现实政治的功能有关。例如,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殿试策问:“有志三长之学者,夙习发明、书法、考异、集览、诸家之言,能研核折衷而切指其利病否?”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癸未科殿试策问,询问《史记》《后汉书》《晋书》《梁书》和《宋史》中《循吏》《儒林》《文苑》《忠义》《道学》等列传的设置是否合理,“其分门各当否?”
其四,写作对策还要思辨能力与文学才华并重。从实际情况来看,在殿试中脱颖而出的对策,往往不失对君主家国的朴素、忠厚的情感。例如,宋绍兴二年(1132年)张九成的状元策,其中言及徽、钦二帝北掳云:
若陛下之心,臣得而知之。方当春阳昼敷,行宫别殿,花气纷纷,想陛下念两宫之在北边,尘沙漠漠,不得共此融和也,其何安乎?盛夏之际,风窗水院,凉气凄清,窃想陛下念两宫之在北边,蛮毡拥蔽,不得共此疏畅也,亦何安乎?澄江泻练,夜桂飘香,陛下享此乐时,必曰:“西风凄劲,两宫得无忧乎?”狐裘温暖,兽炭春红,陛下享此乐时,必曰:“朔雪袤丈,两宫得无寒乎?”至于陈水陆,饱奇珍,必投箸而起曰:“雁粉腥羊,两宫所不便也,食其能下咽乎?”居广厦,处深宫,必抚几而叹曰:“穹庐区脱,两宫必难处也,居其能安席乎?今闾巷之人,皆知有父兄妻子之乐,陛下虽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以金虏之故,使陛下冬不得温,夏不得凊,昏无所于定,晨无所于省,问寝之私,何时可遂乎?在原之急,何时可救乎?日往月来,何时可归乎?每岁时遇物,想惟圣心雷厉,天泪雨流,抚剑长吁,恩欲扫清蛮帐,以还二圣之车。”
这里的文辞极为精美,意思也很沉痛。通过描写江南之和美,对照朔北之荒寒;描写宋高宗赵构之安乐,对照被掳的二帝之悲苦。无论宋高宗的真实心理究竟如何,张九成的排比式描绘则入情入理,撼人心魂,令人赞叹。
其五,掌握好颂美与讥刺的平衡。有些读卷官为了避免某些直言文章会触碰皇帝的“逆麟”,以免引起反感从而招致灾祸,所以在评阅殿试卷时,将可能越轨的殿试卷摈斥在一甲御览名单之外,或者在推选过程中,赞同者与反对者进行折中处理,将预拟靠前的改为靠后的位置。因此,士子们答题时较注意颂美与讥刺的平衡,以免在名次上吃亏。须补充说明的是,殿试有一定的规程,对不恪守规程者会给予严厉处分。如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就写作内容下诏说,“不写经传本旨,不循礼制,及引用《列》《庄》背道不经之言,悖谬尤甚者,将试卷送出,以凭本部指实,奏请除名,不许再试”。
其六,殿试有时会以书法论优劣。字的好坏,起初并没有作为衡文的标准,而是作为卷面形式来要求的,字体工整即可;殿试有时会以书法论优劣,这是明清时形成的习惯。据尹直《謇斋琐缀录》记载:“成化丙戌廷试,王冢宰以程敏政卷字精楷,力赞为第一。公曰:‘论文不论书。’卒取罗伦第一。”明成化二年(1466年)丙戌科殿试,王翱主张程敏政为状元就有书法好的因素。又如,清道光九年(1829年),龚自珍参加会试中第,殿试中他的论策文洋洋千言,历举时事,切中痼弊,阅卷大臣无不叹服,但由于龚自珍不善小楷,书法不够工整漂亮,最后排到第三甲第十九名,只能被赐“同进士”出身。
总体看来,皇帝设立殿试策问这种方式,其初衷是为了征询士人们对于朝政的意见和建议,并据此选拔人才,在中国科举史上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但是,由于不少士人没有过政治上的历练,甚至生活阅历都相当欠缺,他们在对策中所发的议论,大多数也只能是书生意气,难有比较成熟的政治见解,这一点也是需要指出的。
(原载《人民论坛》,2024年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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