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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骑自行车的大学校长”,为何被尊称为当代陶行知? 精选

已有 5678 次阅读 2021-11-20 11:35 |个人分类:南京文化奇侅|系统分类:科研笔记

 

这位“骑自行车的大学校长”,为何被尊称为当代陶行知?

——“老延安”朱刚的办学人生钩沉

顾 金 亮

 

人民教育家朱刚一生勤于办学,功勋卓著,被誉为“当代陶行知”。朱刚在少年时代即受到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启蒙,青年时代在“一二·九”运动中觉醒,抗日战争爆发后挈妇将雏奔赴延安。朱刚是延安时期抗大第四期学员,抗大毕业后他受到毛泽东“教育工作就是革命工作,是非常光荣的工作”思想的感召,走上了发扬延安精神和抗大精神,应用陶行知教育思想改造旧教育、创造新教育的康庄大道。朱刚一生奉献教育70年,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至少担任过6所学校或教育行政部门的负责人,解放后他在南京主持或创办过6所学校,尤以在改革开放初期创立新中国第一所职业大学——金陵职业大学著称于世。朱刚的教育思想和办学实践中的延安精神,对于为南京乃至江苏扛起“两争一前列”的教育新使命,仍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少年时代受到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启蒙

1917年11月3日,朱刚出生在南京朝阳门(今中山门)外苜蓿园村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他是家里的小儿子,父母想把他培养成读书人。朱刚在6岁时即被送入私塾,习读《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及“四书五经”,由于内容枯燥无味,塾师的讲解平淡无奇,这些经典并未激发起他对读书的兴趣。1927年3月,陶行知先生在太平门外劳山脚下创办了晓庄乡村师范学校,为了普及乡村教育,他又在学校周围举办了七八所乡村小学,吸引了许多学生前来就读,受此影响朱刚就读的私塾就关门了。朱刚先在开办在苜蓿园一座破庙里的小学读书,后又进入明孝陵小学和岔路口小学读书。这些小学里的老师,都是晓庄师范的学生,教学内容与私塾截然不同,所学不再是“人之初性本善”“子曰学而时习之”之类,而是国文、算术、自然、史地等科目;学习方式更是灵活多样,不再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而是一边读书,一边劳动,既做工,又种田,还走出学校宣传反封建、破除迷信的道理。其中有位陈性松老师,给朱刚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陈性松深得陶行知教育思想真谛,注重启发解放儿童的创造力,在课堂上他给学生们讲故事,讲了许多教材上没有的知识,朱刚也因此爱上了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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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与小学生

在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影响下,朱刚深切地同情社会底层农民、工人的悲苦境遇,对地主、官僚产生了厌恶、不满和憎恨情绪,甚至连人力车也不坐了。朱刚12岁的时候第一次参加了为农民利益而斗争的活动。事件的起因是一个国民党官僚在村里征地,肆意杀价,结果农民吃了大亏,便成群结队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去请愿,朱刚亦为此愤愤不平,便跟着请愿的队伍进城去为乡邻伸张权利。

朱刚没有见过陶行知,但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启发了他,甚至影响和滋养了他一生,陶行知是他心目中的第一位老师。朱刚说:“我没有见过陶行知,只是从陈老师那里知道些陶行知的为人,他是一位不惜牺性自己一切,一心一意为农民、工人办教育的了不起的人。在小学,我非常爱唱陶行知写的《自立歌》:‘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靠天靠人靠祖上,不算是好汉。’还有‘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等歌词,我也是常常挺起胸来唱的,这些歌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回忆童年,可以说陶行知是我的第一位老师。是他给了我‘劳动神圣’‘民主’‘自主’‘自强不息’的启蒙,是他在我心里种下了革命的种子。”

二、青年时代在“一二·九”运动中觉醒

朱刚曾在上海泉漳中学求学。泉漳中学系由福建泉州、漳州籍商人组织泉漳会馆于1922年建立,是一所红色革命氛围浓郁的学校。从1922年起,泉漳中学就有许多中共党员在校任教,并建有中共教师支部。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左联重要代表性人物李辉英等曾经是泉漳中学的专任教员,周扬、杨骚、关露、杜国庠等也是到泉漳中学作讲座的常客。不仅如此,由于马克思主义在学校的传播,泉漳中学为中国近现代文坛培养了一批了不起的文学家,如生动反映1930年厦门地区党领导劫狱斗争的小说《小城春秋》的作者高云览就是1926年入学的学生。更值得一提的是,1929年11月18日,泉漳中学成为中共江苏省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举行地,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陈云、李富春和项英等到此参加会议。此外,上海的反帝组织、左联、社联、青年文联等革命团体也经常借这块宝地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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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2月23日,泉漳中学青年义勇军举行游行声援抗日前线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的时候,朱刚正好在上海泉漳中学读高中一年级,他义无反顾地投身上海进步学生组织发起的游行示威活动,响应这场掀起全国抗日救亡新高潮的爱国学生运动。朱刚回忆:“那一天清晨,我们吃罢早饭,集合起队伍,唱着《毕业歌》,雄赳赳地走出校门,歌声震撼着每个青年学生的心,呼吁着青年对民族、对国家的强烈责任感,一路经过南洋中学、大公职业学校、开明中学,并冲进了务本女子中学,迫使该校训导主任允许女学生也参加游行。从这里我看到了青年学生团结抗日的伟大力量。那一整天,学生的游行队伍淋着大雨,面对反动军警持枪上刺刀的威吓,毫不畏缩,毫不退却。当游行队伍不能走进法租界却要绕道走时,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想:为什么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走路的自由也没有呀?”

经过“一二·九”运动的洗礼,朱刚加紧从进步书刊中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也盼望着自己能走上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

三、民族危亡关头放弃优渥工作奔赴延安

1936年春,父母怕朱刚在外惹事,不同意他再去上海读书,朱刚就在南京私立东方中学读高一年级的第二学期。此时正值国民党在高中一年级和大学一年级学生中实行军事训练,名为“军训”,实为在青年学生中实施反共的法西斯教育,妄图阻止学生参加爱国运动。负责军训的人对学生专横之极,在营房里看爱国和进步书刊,则绝对禁止。朱刚因为看了邹韬奋办的《永生》周刊和宋庆龄写的《抗日救亡论》一书,就被扣上“过激派”帽子,又罚“禁足”(星期日不放假)。朱刚为自己关心国家兴亡的自由都被剥夺而悲哀和愤慨,就毅然离开了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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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韬奋创办的《永生》周刊

离开学校后,朱刚为了自立经人介绍进入南京第一飞机修理厂学习机械。同年,由父母作主,朱刚与年方17岁的耿明结婚。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11月日本侵略者直逼南京,朱刚带着妻子随飞机修理厂转移到湖南衡阳。朱刚的月薪35元,外加战时津贴7元,共有42块大洋,当时一毛钱可买十几个鸡蛋,一个人一个月的伙食费只需四五块钱,航空机械士又是令人羡慕的职业,夫妻俩过着比较优裕和体面的生活。然而,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国民党的消极抗日及其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腐败引起朱刚深深的不满,也再一次激发起这个20岁青年投身革命的热望。于是,他常常告病假,偷偷地跑到书店去寻找精神寄托。在书店里朱刚看到了张仲实译《政治经济学讲话》、陈唯实著《通俗辩证法》、斯大林著《列宁主义问题》、列宁著《论家庭与妇女》及《论政党》,还有描写斯大林从事革命活动的《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毛泽东著《论持久战》和延安出版的《解放》等,他把这些书全部买回来,经常躲在机器背后读,甚至躲进厕所扣起门来读,简直入了迷。

引起朱刚心灵震撼的是他在生活书店读到了斯诺写的《西行漫记》,里面记述着红色革命圣地延安的生活和战斗,他回来便向耿明描绘毛泽东、朱德等人的形象和风貌,夫妇俩仿佛在黑暗的迷途中看见了远方一束闪烁的红光,那里才是他们憧憬的理想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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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社版《西行漫记》序言页,上有埃德加·斯诺签名(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藏)

朱刚萌发了联络共产党组织的想法。他在《论政党》一书里读到共产党在各地建有党的地方组织和基层支部,受此启发就认真地跑了衡阳县城的几条街巷,寻找共产党的组织。但是当时共产党的组织、党员都是秘密活动的,朱刚自然无功而返。要找到共产党的组织,只能另谋他策。后来,在耿明的配合支持下,朱刚冒着风险去推销《新华日报》。他们知道,《新华日报》是共产党办的报纸,只有这样做,才有可能找到共产党。果然,这个自发卖报的年轻人引起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注意。终于有一天,朱刚在生活书店遇到一个从延安回衡阳本县建立民族解放先锋队、名叫程度的抗大学员,程度利用买书的机会主动凑过来跟他攀谈,弄清了他的情况。通过几次接触,程度相信朱刚对抗日救国的要求是真诚的,就约朱刚到他家里谈话。程度打开书箱拿出《列宁文选》《斯大林文选》让朱刚翻阅,朱刚觉得机会难得,就热切地请求程度介绍自己去延安,程度便给朱刚写了去长沙八路军办事处办手续的介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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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日报》创刊号

朱刚请了3天“病假”,于1938年8月28日乘火车到长沙找到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对他进行了“面试”,朱刚对于“你为什么要到延安去?”“你想做些什么?”“什么是统一战线?”“共产党的主张是什么?”等问题的圆满回答令办事处工作人员颇为惊讶,朱刚回答说:“我是通过看《解放》《新华日报》知道的。”办事处当即同意朱刚进抗大,同时给他写了封给时任抗大副校长罗瑞卿的介绍信。几天以后,地下党组织就决定让朱刚尽快做好去延安的准备,还再三叮嘱他警惕国民党特务的跟踪,因为他的行动已引起特务的怀疑。当时耿明刚刚生下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尚在月子里,朱刚从母子健康考虑,准备托同事暂时照料她俩的生活,自己先行。地下党组织成员成复生获悉这一情况后,极其关怀地对他说:“你要带上她们母子,不然战争时间长了,他们生活怎么办呢?你在外也会挂念他们,这会影响你学习的。”成复生又给朱刚写了一张介绍朱刚带妻子和孩子去延安的便条。就这样,朱刚、耿明夫妇在地下党的帮助下做好了去延安的准备工作。

当时,包括朱刚和耿明在内有5人想去参加抗日救国的革命队伍,朱刚是主要的组织者,先行出走的两位同事已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朱刚意识到奔赴延安的行动不能再拖延了。1938年9月6日晚,他没顾上吃晚饭,也没跟亲友作任何交待,丢弃了所有财产,脱下国民党制服,穿上西装,戴上广东帽,带上几件换洗的衣服,便和耿明抱着婴儿坐上了开往长沙的火车。

9月8日,在汉口过长江时,朱刚将未及丢弃的飞机修理厂工作证、机械士速成班毕业证书和纪念戒指统统抛进长江,名字也由朱玉峰改为朱刚。9月9日晚,朱刚夫妇乘特别快车离开武汉。他们担心国民党宪兵会尾随抓捕,进入车厢后只盼望火车立即开动。事后朱刚才知道,那晚火车刚驶离车站就有持枪的国民党宪兵追缉而来,然而他们只抓到了到车站送行的朱刚外甥,他不幸还为此坐了一年牢。

几经辗转,朱刚夫妇由西安来到洛川,为了避开国民党的盘查,他们决定步行走小路去延安。1938年10月6日,夫妻俩雇了一头毛驴驮行李,朱刚抱着婴儿步行,耿明有月子病在身,只得拄着棍子跟行。由于连日阴雨,道路泥泞,他们一步一履地跋涉了300里,终于在四天后踏上朝思暮想的革命热土延安。来到延安,就如同来到了另一个天地,另一个新的世界,找到了党,找到了毛泽东领导的民主光明的世界,夫妻俩心里有说不出的兴奋;他们把临行前地下党写的介绍信交给了罗瑞卿,双双激动得流下了热泪。

四、在“没有硝烟的战场”淬炼延安精神

朱刚是抗大第四期学员,在抗大为期4个月的学习和生活虽然是人生长河中短暂的瞬间,但是却铸就了朱刚为党的事业无私奉献终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从抗大毕业后朱刚没有像大多数学员那样奔赴前方英勇杀敌,却选择了众人眼中的“冷门”岗位,投身教育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从此开启了他长达70年的办学和育人人生。他用一生去坚守教育事业,诠释了信念的力量,这个信念就是延安精神,诚如朱刚所言:“延安精神丢了不得了,掌握了就了不得!”

(一)在抗大构筑滋养一生的精神支柱

1.抗大“最能为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斗争”

抗大是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简称。抗大的前身是1931年创建于江西瑞金的中国红军学校,1933年扩建为红军大学,1934年随中央红军长征,改称“干部团”。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红大恢复创建于陕北瓦窑堡,并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1936年5月,为对日作战,中共中央决定以中国工农红军学校为基础,创办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1936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出席并发表讲话。1937年1月20日,红大随中共中央机关迁至延安,改称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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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大总校在延安时的校门(1938年)

党中央和毛泽东对抗大的建立与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毛泽东亲自兼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中央为学校选调了一批经历过战争考验、具有丰富军事或政治工作经验的干部到抗大工作,如刘伯承、林彪、罗瑞卿、徐向前、张际春、滕代远、何长工、李井泉、彭绍辉、许光达、莫文骅、李志民、胡耀邦等。同时,又从大后方请了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等学者到抗大任教。毛泽东说,这是共产党的大事,不是小事,一定要抓紧抓好。毛泽东还亲自为抗大制订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后来,毛泽东把其中“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改为“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

毛泽东还明确了抗大的办学宗旨,1938年4月9日他在抗大第四期第三大队开学典礼上发表的《在抗大应当学习什么》的讲演中说:“你们在这里学习的时间很短,只有几个月,学不到很多的东西,不像别的大学可以学几年,但你们可以学一样东西,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学一个宗旨,这个宗旨也就是全国全中华民族的宗旨——抗日救国,这是我们学校的总的方针,也是全国人民的要求。”

朱刚在延安学习和工作了9个月,4次聆听毛泽东的报告,深受教诲,养成了受用终生的延安精神和抗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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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抗大讲课(1938年)

2.朱刚的抗大锤炼

甫抵延安,朱刚即被编入抗大第四期二大队(职工大队)学习(因患中耳炎,被分到政治队),他们的儿子则被安排进幼稚园。当时,已结婚或正谈恋爱的一对对青年去延安很常见,但像朱刚夫妇带着襁褓中的婴儿去的却很少,身边的同志很敬佩地说,他们是唯一抱着孩子奔赴延安参加革命的夫妇。在朱刚夫妇眼中,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和美好:赴延安途中遇到大雨,在农家暂避,农妇热情赠帽以遮蔽婴儿;刚到延安,饥饿难忍,向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买烧饼,不想钱还缺二分,少年连忙说算了算了;在去二大队途中迎面遇到进城办事的抗大女生,这些女生问他们去哪里,听说是来报到的,便争着帮忙担行李,陪送到大队后又转身进城。要知道二大队驻在柳树店,离延安城有10多里路,一来一回耗时非短!当时的延安,只见公仆不见官,党的机关吃粗杂粮,每天只有三分菜金。而抗大学员却吃细粮,五分菜金,津贴一至三元,教员还略高。群众的生活虽不富足,但都喜笑颜开。

1938年10月朱刚携妻儿历经艰险终于到达延安

1938年12月,朱刚实现了期待已久的愿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时他进抗大不足3个月。在抗大的学习和生活不仅丰富了朱刚的知识,更是铸造了支撑朱刚为国为民奉献一生的精神支柱。朱刚回忆:“在抗大的4个月,我不仅系统地学习了毛主席著作、现代革命史以及开展群众运动的方法,更难得的是,在延安我看到了这里人生活俭朴、工作踏实、勤奋好学、乐于奉献,并且都有一个坚定的信念:赶走日本鬼子,建设新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虽然我后来被调到晋察冀边区从事教育工作,在延安的时间不长,但延安精神改变了我的人生观,从此这种精神就成了我的精神支柱。”

(二)在战火中开启办学与育人之旅

当时,抗大学员大多不愿意留在后方做政治工作,尤其是不愿做教育工作。与大多数学员一样,朱刚也怀揣着在抗大学好本领上前线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愿望,离开衡阳前购买的那本《孙子兵法》是他爱不释手的读物。但是,毛泽东在抗大的一次报告改变了朱刚的初衷。在那场座谈会上,毛泽东对当时一心想到前方打仗,不安心抗大教学的教员生动而深刻地说:“抗大每个教职员都是干部的干部,是老母鸡,你们在抗大当教员,每个队七八十人,如果他们都当连长,就是七八十个连,如果都当营长,就是七八十个营,如果当团长、师长呢?教育工作就是革命工作,是非常光荣的工作,要树立死在延安,埋在清凉山下的决心。”这一席话深深地打动着朱刚,他暗暗地下了决心,“如果党需要我去干教育工作,我就准备为它奋斗一生” 。

1939年3月,党中央以二大队为基础创办了工人学校,朱刚随队到工人学校工作,从此他的生命再也没有与教育分开过。他也一直思考和求解一个永恒的题目:怎样服从党和人民的需要办教育?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从宝塔山下到华北平原,再到塞外,他先后担任过华北联合大学文化教员、晋察冀边区涞源县教育科长、察哈尔省宣化师范学校教导主任、张垣铁路学院教务科长、晋察冀边区工业交通学院办公室主任兼(系)主任、存瑞中学(原名围场中学、热西联合中学)校长、察哈尔省革命干部学校副校长等职,发扬延安精神、抗大精神,应用陶行知教育思想改造旧教育、创造新教育,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培养了一大批干部。

1.涞源初试牛刀——处女地上的耕耘

1941年,朱刚带着妻子耿明和他们的第二个孩子,来到了晋察冀三分区所属的涞源县,他担任县教育科科长,耿明在区里担任妇救会会长,孩子没法照看,就寄养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里。这是他单独担任教育行政领导的第一次办学实践。

涞源县土地贫瘠,农村经济濒于绝境,人民生活十分困难,终年以糠菜树叶为食。一个县只有县城里有一所小学,在广大农村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学校。在穷山恶水开展教育是一个严峻的挑战。朱刚想到了陶行知,他打开了陶行知写的《普及教育》,陶行知在著作中指出:“现在我所发起的普及教育,是建筑在极困难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它是一个农业国的普及教育……如果大家把传统的学校彻底看破,则普及农业中国的教育不但有可能性,并且是可以一举而成,万世不灭。”对乡村实行义务教育的原则、方法、课程、简章以及经费来源等,陶行知在这本书里都有很明确的阐述。这本书,对身处涞源县开辟农村教育的朱刚来说,无疑是一盏指路明灯。他反复地研读,还认真地把重点抄在自己的日记本上。

党的指示也要求把文化送到山沟里。办不起学校,那就办识字班,搞义务教育,朱刚的思路渐渐清晰。于是,他背起书包就走进了穷山沟,和农民拉家常,和孩子们做游戏,教他们识字,认路条,讲抗战的道理。山沟里从来没有识字的先生到过,农民把他当作圣人似的尊敬。有了实践经验和亲身体会,朱刚又动员各区的文教助理和县里的小学老师,带着高小学生下乡,办起了各种形式的识字班,一边识字,一边宣传抗日,动员支前。一年之间,涞源县除了敌占区和游击区之外,巩固地区的全部乡村都普及了识字班,响起了嘹亮的抗战歌声。虽然这是极粗浅的文化传播,却给沉寂多年的穷乡僻壤带来了勃勃生机。

就在朱刚来到涞源,以讲台为阵地实践着救国壮志时,他们刚满三周岁的大儿子病死在延安安塞保育院;大女儿刚满周岁时饿死在涞源县简陋的校舍里。念及两个早夭的孩子,几十年后朱刚动情地说:“做教育工作也要随时准备做出牺牲的。”

2.在宣化的争论和思考——“在工作中学习新民主主义教育学”

抗战胜利后,朱刚到察哈尔宣化师范学校担任教导主任。虽然他没有搞过师范教育,但是对于新的环境、新的任务,他充满了自信。1945年11月22日是朱刚到任新岗位的第一天,他在当天日记中写到:

今天已到了冀察(宣化)师范学校担任教导主任,这一工作,对我说来,是一个新的工作,但也是我最愿做的工作,是我历来常言的终身职业。因此,对这一工作,我虽无经验,虽是外行,虽是自己的能力不能胜任这个职务,但也是要鼓着勇气,愉快地来肩起这个担子。我想,这一工作将会使我在其中学会许多国民教育、学校教育秘诀,摸到教育事业改造工作,尤其是粉碎敌伪奴化愚民教育的门径。我将奔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在工作中学习一些为教育服务的必要知识。“一面工作,一面学习”将是我学习工作的主要方法。我的日记,也将每日记载和总结一些教育工作中的各种问题和经验教训,以此来改进自己的领导,改造自己的思想,打碎旧的一套,向着真正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康庄大道前进。

“在工作中学习新民主主义教育学”,就是我行动的口号。

此时日本侵略者虽然已经投降,但内战的阴云正日盛一日地笼罩着中国大地,和谈协议随时都有被撕毁的危险。朱刚认为,解放区的师范教育仍不能脱离当时的政治形势,要教育学生时刻准备迎接新形势的考验,作两手准备,和则安心读书,战则走上前线。在战争没有最后结束之前谈不上正规的师范教育。但是,当时主持省教育厅工作的一位党外人士,主张一切要按正规师范学校的要求进行整顿,对学生进行严格的考试和筛选,一时造成了学生思想上的混乱。最后引起了一场不愉快的争论,朱刚不得不离开这所学校。不久,解放战争爆发,学校不得不停学,朱刚所坚持主张的合理性才为现实所验证。在宣化的经历虽然短暂,但朱刚由此引发的思考却很深刻,他清醒地认识到改造旧教育、开辟新教育任重而道远,必须毫不动摇地为之奋斗。

3.从张家口到承德——为迎接战争胜利接管城市培养干部

1946年初,朱刚离开宣化到张家口,在张垣铁路学院担任教务科副科长兼专业队长。1946年10月,解放军主动撤离张家口,朱刚任工业交通学院办公室主任兼(系)主任。

1947年7月,朱刚奉晋察冀边区政府命令,率边区联中41名学生(最小年龄16岁,女生),从河北平山出发,突破国民党部队的重重封锁,越过土匪扰乱地区,踏着冰天雪地,跨过千山万水,步行1500里来到塞外围场,筹办了冀热察中学,并担任冀热察中学教务科科长和队长。这期间朱刚先后担任围场中学、热西联合中学校长。1948年7月,为了纪念在收复隆化战斗中舍身炸雕堡而英勇牺牲的董存瑞,改热西联合中学为存瑞中学,仍由朱刚担任校长。

1948年8月摄于热西联合中学

(居中者为朱刚,时任该校校长)

朱刚认为,战争的性质决定当时教育的任务,解放战争时期教育的任务,就是为胜利以后接管城市培养干部。在这一时期的办学实践中,朱刚较好地贯彻了自己的办学思路,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他的近400名学生后来都成为支援战争取得胜利,接管围场、张家口及承德等地政法、财粮及文教部门的骨干力量,且忠于职守,品行良好。

1948年12月,张家口迎来第二次解放,朱刚带领部分老师、学生筹建察哈尔省革命干部学校,任副校长(校长由省政府主席张苏兼任)。一大批优秀年轻干部从这里走向四面八方,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解放后朱刚在南京的办学实践

1949年2月,朱刚奉命随百万大军南下,4月29日进入南京,组织上原打算安排他率部队接管南京机场,也就是继续留在部队工作,但是他对教育深情难舍,毛泽东当年的教诲仍在耳边回响,就再一次选择教育作为他的新战场。此后在朱刚的有生之年,他先后担任南京市立第一中学校长,南京市教育局副局长,中共南京市中学党委书记、文教党委第二书记,中共南京市委文教部副部长,南京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南京师范专科学校、市级机关业余大学校长,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党委副书记,中共南京市委教育卫生部副部长,金陵职业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等职务,尤以成功改造南京市第一中学,创办新中国第一所职业大学金陵职业大学、江苏省第一所民办大学南京育才职业大学和他一生中办过的最小的学校南京中华育才学校,在南京乃至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留下深深的足迹。朱刚献身教育70年,“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正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彭冲对他教育人生给予的赞誉那样:“把一切献给教育”。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彭冲题赠朱刚——“把一切献给教育”

(一)改造南京市一中——从“要用功,进一中”到“为祖国而教,为祖国而学”

1949年5月14日,朱刚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管会代表,接管南京市立第一中学并被刘伯承市长任命为校长,从此开启了他在南京的办学实践。这所创建于1927年11月的学校,曾是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模范学校”“实验学校”,在社会上享有“要用功,进一中”“纪律严,数一中”“做人重于求学”等口碑。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教育事业被赋予新使命,朱刚到任之初就在思考教育的新走向,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再一次启发了他。陶行知说过,教育家应该忧国忧民,不能把两只眼睛只盯在自己的一所学校里,要为国家振兴而办教育、办学校。办教育一定不能脱离政治经济形势,过去为战争办学,而今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办学,这是他在战争年代办学经验的合理推论。于是,他紧张而有序地发扬延安抗大精神,应用陶行知教育理论,学习苏联经验,批判地继承一中学风严谨、重视品德教育等有益传统,将一中改造建设成“为祖国而教,为祖国而学”,“一切为了社会主义祖国”,为高一级学校培养德智体兼备的优秀学生,为国家建设培养优秀人才,以好学向上、纪律严明、尊师爱生、团结活泼著称的华东地区一所有影响的学校。朱刚成功改造南京市一中的经验成为全国的典型。1951年10月,朱刚作为全国中小学教育工作者22名特邀代表之一,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1949年7月16日欢送一中同学参加西南服务团合影

(前排居中抱小孩者为朱刚)

1951年10月,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与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委员和代表合影

(后排右起第6人为朱刚)

(二)创办新中国第一所职业大学——金陵职业大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号角的吹响,各地在创造经济发展奇迹的同时也普遍遭遇了“人才荒”。南京虽然是全国高等教育重镇,但是每年分配给南京市的大学毕业生却僧多粥少,不敷应用。1980年,从南京各类大学毕业的大学生共计5724人,但分配到南京市的只有500人,全市有2500多个市属机关、企业和其他学校,平均5个单位才能摊到一个大学毕业生,人才供给已经与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严重不相适应。时任中共南京市委教育卫生部副部长的朱刚敏锐地认识到,教育战线经过拨乱反正以后,改革的任务必须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人才荒”难题必须得到破解。1980年元旦伊始,朱刚就在日记里写下了誓言:“永远保持青春,不僵不滞,调查研究,弄清情况,反复酝酿,冲破阻力,排除干扰,争取时间抓好改革。”朱刚通过调查研究发现,高等教育发展缓慢是受三大因素制约:一是住,平均一个大学生高校要配套30多平方米的建筑;二是钱,每造就一个大学生国家要付出几万元的财力;三是就业安排,“一入大学门,就是国家人”的用人机制也抑制了高等学校的办学积极性。朱刚参考了天津、北京的举措,决心用新的办学机制对应解决上述阻碍高等教育发展的三大问题。7月12日,他初步规划出这所新型大学的蓝图:

办学方针:自费,走读,不包分配,择优录用。

校名:南京市职业大学。

规模:根据南京市建设需要,设置各种专业,招生400到500人。

学制:二年或四年。

师资:聘请南京高等学校的教授、工矿企业的工程技术人员来校讲课,以兼课为主,同时配备一部分精干的专职教师。

经费:国家拨一部分开办费,以后每年给予一定资助;工厂企业用人单位给培养费;学生交学费。

领导体制:在市政府领导下由市教育局主办,组成一个十人以下的领导班子。

教室:借用中学空余教室。

8月1日,南京市政府基本同意了这个方案。1980年10月4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指引下,以延安抗大精神和陶行知教育思想为引领,以“自费,走读,不包分配,择优推荐录用”为办学方针的新中国第一所职业大学——金陵职业大学正式开学。

1980年秋天,金陵职业大学创办后不久朱刚深入课堂,倾听师生意见

1983年8月,金陵职业大学第一届635名学生正式毕业,并在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的毕业典礼。金陵职业大学前三届毕业生合计约2400名,他们走上岗位就顶用、能干、好学,深受用人单位欢迎,许多学生很快成为市区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的业务骨干。金陵职业大学的创办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一大创举,它突破了政府集中统一办大学的单一体制,开把市场经济体制引进教育领域之先河,首创教育与经济联手,校企联合办学的新体制,开辟了多元办学的新道路。

1981年春天,朱刚与金陵职业大学师生共同参加劳动建校

金陵职业大学创建之初办学条件非常艰苦,借用南京市中山南路小学的两间房子作为办公室就宣告成立了。这两间房子中的一间是教室,除了用来堆放图书和教学用具外,还有10多位老师挤在这里办公;另外一间是终年不见阳光、只有几平方米的小屋,是仅可容纳3个人一起办公的地方。金陵职大1980年创办时招生777人、18个班、13个教学点,1982年第三学年在校生增加到1910人、47个班、16个教学点,加上成人函授、夜大506人,5个教学点。学校虽属草创,但如何让怀揣梦想,分散在南京其他高等院校、中等专业学校各办学点的学生学有所成则是朱刚的全部牵挂。由于办学点极度分散,再加上办学条件不足需要四处“化缘”,年逾花甲的朱刚总是骑着自行车四处奔波。当时朱刚奋力蹬踏、踽踽骑行的情形是金陵职业大学各办学点和南京街头的一道风景线,人们由此亲切地称他为“骑自行车的大学校长”“平民校长”。考虑到他年岁已高,工作辛劳,1981年市政府拨专款给学校用于给朱刚购买小轿车,而他用购车款购买了7.3万册图书。面对别人的不解,朱刚风趣地说:“每天骑自行车,既能锻炼身体,还可与师生谈谈笑笑,这有多好啊!”

被称为“骑自行车的大学校长”的朱刚

在金陵职业大学的岁月里,朱刚随身携带的包里总是装着一个小本子,上面抄录有金陵职大各班级学生的姓名、年龄、性别以及家庭住址。每当他发现哪位同学有什么苦恼,学习有什么困难,他就利用休息时间,骑着自行车找到他们家里,与学生或家长交流谈心,化解难题。朝夕相处,很多学生他都可以叫得出名字来。1983年8月,金陵职业大学首届学生毕业之际,朱刚虽然已经不再是校长,但他仍觉得自己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他静坐家中仔细阅读600多份毕业生鉴定,做摘抄,从中检视自己3年工作中的得与失。他还发出30多份调查信,找毕业生座谈,和他们共同探索社会主义职业大学教育的规律。

1982年9月,朱刚与金陵职业大学参加社会实践的学生热情交谈

1990年10月朱刚在金陵职业大学建校十周年纪念会上讲话

(三)创办江苏省第一所民办大学——南京育才职业大学

1983年朱刚被选为中共南京市顾问委员会委员,3月,他离开了金陵职业大学,身虽不在教育岗位,但他的心依然想着教育事业。这一年朱刚参加了全市马拉松长跑,66岁的他一口气跑完了全程7000米,良好的身体状态增强了他再度创业的信心。朱刚回顾了自己的教育人生,坚信教育改革正方兴未艾,许多新问题还有待自己去探索,错过了这样的时机将是终生的遗憾。他认真研读《邓小平文选》,反复琢磨这样一段话:“我们从八十年代的第一年开始,就必须一天也不耽误,专心致志地、聚精会神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朱刚认识到,搞四个现代化,国家必然需要大批合格的各类人才,作为一名长期从事教育事业的“老延安”,理应为国分忧,肩负起培养人才的历史重任,再创一所新型职业大学的蓝图在他脑海中浮现。他大胆构想办学思路:发挥离退休教育工作者的力量,“余热集中起来便是一盆火”,“以智力开发智力”,创办一所“谁读书、谁出钱,谁用人、谁给钱,校企联办,专业对口”,在学生毕业分配中引入市场机制的民办大学——南京育才职业大学。他的这个想法得到了许多离退休教育工作者的理解和支持。

1984年8月,江苏省政府正式批准筹办育才职业大学,由朱刚负责。这时离新生入学只有1个多月的时间了!时值盛夏,包括朱刚在内的7位离退休老同志冒着38℃以上的高温,四处奔波,寻找校舍,制订教学计划,选聘优秀教师。从1984年8月6日接到文件,到9月18日陶行知诞辰93周年纪念日举行开学典礼,前后仅用了48天时间,江苏省第一所民办大学——南京育才职业大学就宣告成立了。48天的艰苦历程,既奠定了育才大学的物质基础,也同时创造了艰苦奋斗的精神财富。在开学典礼上,朱刚就用这具有传奇色彩的“四十八天精神”作为育才的传统,勉励学生在激烈的竞争条件下,刻苦学习,健康成长,用自己第一流的成绩、第一流的品德走向社会,接受社会的检验。

尽管南京育才职业大学只招收了两届学生就停办了,但它是新中国民办大学的先驱,在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史上有一席之地。

(四)创办南京中华育才学校——“办一所最小的学校,做一篇大文章”

虽然南京育才职业大学的办学告一段落,但朱刚仍然奋斗不息,他举起“铸魂育人”的旗帜,于1992年10月创办南京中华育才学校。这是一所中等职业学校,也是朱刚创办过的规模最小的一所学校,第一年招收了38名高中毕业生,第二年口碑渐起,招收的学生达140多名。

中华育才学校的办学目标旗帜鲜明,即针对当时教育领域思想政治教育薄弱的现实进行实验,努力把中华育才学校铸成精神文明的堡垒。朱刚在开学典礼上理直气壮地宣告:“我们就是要打中华牌并走向世界,为振兴中华、实现四化、富国强民、造福人类而培育人才,使培养出来的人才姓‘马’,信仰马克思主义;姓‘华’,爱我中华,为中华效力,继承发扬民族的革命的优良传统,走在时代的前列。”朱刚一贯倡导并身体力行延安精神,他说:“要大力弘扬延安精神,借鉴陶行知的教育理论,注重学生整体素质的提高,培养学生自主、自立、自强的创造能力,探索一条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巩固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而培养人才的新路子。”朱刚称育才学校的办学模式是“陋室育才”,他在“办一所最小的学校,做一篇大文章”,“铸魂育人”是育才学校的追求。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马文瑞题赠中华育才学校——“铸魂堡垒”

中华育才学校存续了6年,为社会培养了一大批毕业生,普遍受到用人单位好评。学校坚持宽进严出的办学原则,朱刚说:“我们的学生来源,主要是分数比较低的学生。收进来通过教育改变他,改变思想,掌握本领,走向社会。”育才的学生则对朱刚心存感恩,进校前他们是家长眼中的“包袱”,因为朱刚,他们的人生道路呈现出别样的风采。当时,“要成才,进育才;要人才,找育才”的佳话在南京广为流传。

1996年4月,朱刚率中华育才学校师生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朱刚将全部精力和主要财产都用在探索育才新路上,一生勤俭,一身青布衣服是他常年的行头。一次妻子耿明要为他买一件呢子大衣,标价170多元,朱刚同她商量说买了大衣他也穿不出去,压在箱子里多不值得,真不如用买大衣的钱买其他更划算的东西,妻子当然明白这个“倔老头”的真实意图,后来他花了192元如愿买了一套“二十五史”。那张足足陪伴了朱刚半个多世纪的木床,是1949年政府分给他的,床腿已经缺了一大块,只能用一块包着报纸的砖头“垫着”。对于家人和朋友要他适当改善生活的劝告,他总是平静地说:“人要好学,衣食住行将就着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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