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里夫妇”是现代科学伉俪的代名词，居里夫妇戮力同心、勤奋工作，是原子核科学领域的先驱。在中国也有一对科学伉俪，他们早年负笈海外，不仅在原子核裂变物理领域合作取得了里程碑式的科学成就，而且都具有十分深厚的家国情怀。他们在回国后为中国核科学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长期以来被誉为“中国的居里夫妇“。 很巧合的是，他们又是第二代“居里夫妇”约里奥-居里 [让·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Jean Frédéric Joliot-Curie，1900.03.19 – 1958.08.14)、伊莱娜·约里奥-居里（Irène Joliot-Curie，1897.09.12 – 1956.03.17），见本文注解1] 的学生。

他们是本文的主角 --- 钱三强（1913.10.16 - 1992.06.28）、何泽慧(1914.03.05 – 2011.06.20) 两位先生。

1、       早年时光

本文的两位主角都出身名门，本文为了连贯性和可读性强，许多相关人物放在文末作为注释予以说明，在正文中一般仅提及姓名。

钱三强祖籍浙江湖州，祖父钱振常（1825-1899）为清朝同治年间进士[见本文注解2]，父亲钱玄同（1887.09.12 – 1939.01.17）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见本文注解3]；钱三强母亲徐琯贞（1886-1949.02.25）的祖父徐树兰 (1838-1902) [见本文注解4]为绍兴近代名人，钱三强外祖父徐元钊(1861 – 1926)是清末民初画家[见本文注解5]。钱玄同有6个孩子，其中三子早夭[见本文注解6]。钱三强本名钱秉穹，寓意为“秉性纯良、志存天穹”，在就读于孔德中学期间改名为钱三强[见本文注解7]。钱三强1930年考入北大预科、1932年考入清华物理系。1933年钱玄同为鼓励钱三强努力学习，为他题字“从牛到爱” [见本文注解8]。在清华读书期间钱三强师从吴有训先生[见核科学群英谱(17)：中国本土近代物理研究的先驱 吴有训，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3404169-1351278.html ]等名师，大学毕业论文是吴有训先生亲自指导的。1936年钱三强大学毕业后担任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严济慈（1901.01.23 – 1996.11.02）先生的助理 [与严济慈合作发表一篇论文: Band Spectra and Energy of Dissociation of the Rubidium Molecule, Physical Review 52, 91 (1937)]，次年考取公费留学法国。然而在遭遇国难家患之际（彼时刚刚爆发七七事变、父亲钱玄同疾患加重），钱三强欲留国内；钱玄同先生鼓励钱三强出国深造将来”报效国家”[见本文注解8]。钱三强在7月中旬去居里研究所学习”镭学“。

何泽慧出生于苏州，祖籍山西灵石，她的父亲何澄（1880.05.31-1946.05.11，见本文注解9] 在1912年退出军界后定居苏州。何泽慧的外祖父王颂蔚(1848 – 1895)曾在清末军机处供职[见本文注解10]，外祖母王谢长达(1848 – 1934.12.25)是一位近代教育家[见本文注解11]。母亲王季山（？？-1949.12.13）在振华女子学校毕业后在上海中西女校读书时与何澄结婚，养育的8个孩子(不包括早夭二子)--怡贞、泽明、泽慧、泽涌、泽瑛、泽源、泽诚、泽庆--都长大成材。何澄经常对孩子们说:”若想中国人不受外国人欺负，必须把外国的强项学到手，我就是倾尽家资也要送你们出去“。何泽慧在振华女校毕业后去清华读物理系[见本文注解12]，1936年以优秀成绩毕业。同年9月去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学院学习“弹道学”[见本文注解13]。

     2、海外留学-1：攻读博士学位

钱三强在1937年7月离开北平经上海乘轮船赴法国，9月上旬到巴黎，很快在严济慈引荐下去居里实验室见到了伊莱娜·约里奥-居里，10月份开始工作，不久他被介绍给伊莱娜的丈夫让·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并在那里改建一台云雾室，钱三强在清华受吴有训先生影响养成的动手习惯和基础技能在此派上了用场，改建工作顺利完成；后来这台云雾室在一些实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作为重要纪念藏品放在博物馆并标注“法兰西学院内由钱三强改建的威尔逊云雾室（1938年）”。1938年钱三强还见证了核裂变发现的全过程--约里奥-居里夫妇其实先于哈恩和迈特纳合作组获得了裂变实验信息然而没有理解这个现象的本质，哈恩和迈特纳后来居上、捷足先登提出铀原子核受慢中子轰击的裂变图像[见本文注解14]。钱三强在约里奥-居里夫妇共同指导下于1940年初完成博士论文《含有氢物质在Po-alpha 粒子轰击下所产生的质子群》，4月完成答辩（同年6月份德军占领巴黎，钱三强曾有二周战乱逃亡，后被逼回巴黎）。钱三强在1940年10月份获得居里-卡内基奖学金，同年11月底离开巴黎；他在里昂大学滞留期间指导一名大学生毕业论文时，因为受条件限制只好用照相乳胶纪录带电粒子，意外为后来原子核乳胶工作打下了基础。钱三强在1942年底又回到巴黎继续在居里实验室、法兰西学院核化学实验室工作。彼时钱三强已有固定经费资助，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1943年他发表报告和论文6篇，1944年4篇，1944年底晋升为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研究员。

何泽慧在1936年9月中旬到了德国柏林，1937年5月，何泽慧与姐姐何怡贞（彼时刚获得博士学位）一起拜访了光谱学专家帕邢教授(Louis Carl Heinrich Friedrich Paschen,1865.01.22-1947.02.25) [见本文注解15]，后来帕邢对何泽慧在德国留学期间一直多有关照。何泽慧在柏林高等工业学院的具体指导教师是卢瑟福的学生汉斯-盖革 (Hans Wilhelm Geiger, 1882.09.30 – 1945.09.24,盖革计数器发明者)。她于1940年5月顺利获得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为《一种新的精确简便测量子弹飞行速度的方法》。然而因为欧洲战事突起，无法回国，为了维持生计以及尽可能学习德国先进技术，何泽慧进入西门子公司的弱电流实验室研究磁性材料，在那里她结识了拉贝先生(John Heinrich Detlef Rabe, 1882.11.23 – 1950.01.05)[见本文注解16]，拉贝让她看了日记和保存的南京大屠杀照片，讲述了他所目睹的惨状，说“日本侵略军没有人性”。

1943年上半年，何泽慧委托钱三强与家人通信(彼时德国与中国因战事断邮，这也是二人大学毕业后第一次联系)，7月底何泽慧经钱三强收到家中回信。1943年11月起，何泽慧受洪堡基金资助[见本文注解17]去海德堡核物理研究所在波特教授（Walter Bothe, 1891.01.08 – 1957.02.08, 因发明“符合法”等1954年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奖）指导下作博士后，开展核物理实验研究。她建造云室并研究正负电子弹性碰撞现象。1945年何泽慧研究锰-52正电子能谱，观测到178例正负电子弹性碰撞事例；在此前实验中由于无法辨别入射电子碰撞轨迹和反冲电子轨迹，无法观测这种事例（她还看到了三个正电子湮灭事例，与理论符合很好）。她把几张径迹照片和结果寄给了彼时正和她恋爱中的钱三强，钱三强出席会议时自作主张向会议报告了这个结果，受到与会者高度重视。英国《自然》期刊在1945年11月3日报道会议时谈到了这件事，甚至用了“一项科学珍闻”称赞这个发现。

1946年间何泽慧在正负电子的弹性散射与湮灭方面发表三篇论文，其中2篇在德国期刊（其中1篇与波特合作、1篇独立作者），一篇在英文期刊Physical Review 期刊[独立完成，Vol.70, 224（1946)]。除此之外她还以独立完成一篇Cl-34 衰变的论文，发表于Physical Review 期刊[Vol. 70, 782 (1946)]。钱三强在同一时期（1945到1946年上半年）发表论文和实验报告8篇，其中2篇独立完成的Physical Review 论文发表于1946年的元旦[Vol. 69, 38 (1946); Vol. 69, 39(1946)]。彼时钱三强和何泽慧在学术上可谓你追我赶、并驾齐驱。

1946年4月，何泽慧结束在德国的工作到巴黎与钱三强结婚，约里奥-居里夫妇参加了钱三强-何泽慧的婚礼，让·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说：“钱三强先生和何泽慧女士都是做原子核物理的，这种结合将来一定会在科学事业中开花结果。大家知道，居里先生和夫人开了一个先例，我和伊莱娜也受到“传染”。我们感到这种传染对科学是非常有利的“。

3、海外留学-2：“三分裂、四分裂”现象的发现

1946年夏钱三强去英国剑桥参加国际会议时，来自卡文迪许实验室学者展示裂变径迹的核乳胶照片中出现了一个三叉形状的径迹，报告人对此未作解释，只是说那条径迹是alpha 粒子而且与裂变无关，其他与会者没有注意此事。这时只有钱三强是一个有心人，他在1939年就目睹了原子核裂变现象的发现经过，对这个径迹很有兴趣。钱三强在会议后回到巴黎马上安排二位助手做类似实验，何泽慧也参加了这个工作。经过几个星期的实验，他们找到了许多三叉径迹事例。他们利用高倍显微镜对三叉径迹进行精细观测，发现多数情况下三径迹处于同一平面，其中二条短而粗，另一条则细而长，由此分析前两个属于中等质量的裂变产物，第三个是质量比较轻。其中第三个粒子不可能是衰变产生的alpha 粒子，因为径迹比衰变产生的alpha 粒子径迹射程长得多，说明它的能量远高于 alpha 粒子衰变能量，特别是三条径迹有共同的起点。因此这是一种新现象。根据让·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的建议，这一现象被称为三分裂(ternary fission)。这个重要研究成果以《俘获中子引起铀的三分裂》于1946年底发表在《法国科学院公报》，文章第一作者为钱三强，何泽慧作为合作者(第三作者)。1946年11月底，钱三强和何泽慧共同观测到一个新型的三叉事例，与以前二重一轻的径迹不同，这个事例三条径迹都比较短而粗，应该都是相对比较重质量的裂变产物径迹。

紧接着，何泽慧又观测到一个四分叉径迹，说明存在四分裂现象。这张四分裂核乳胶照片2011年用作《中国现代科学家（5）》纪念邮票“核物理学家钱三强”的背景图。这个成果在三分裂成果发表半个月后以《铀四分裂的实验证据》为题刊登在《法国科学院公报》上，何泽慧为第一作者，钱三强作为论文合作者（第二作者）。

此后他们快马加鞭，经过艰苦细致努力，完成了《铀三分裂与四分裂的能量与几率》论文，发表于1947年1月底的《法国科学院公报》上。在这篇文章中他们计算出三分裂与二分裂之比大约为300分之一（即大约千分之三），而四分裂概率小于万分之二。又过了一个月后，钱三强和何泽慧等对于三分裂现象做了理论解释，成果发表在美国《物理评论》上；这方面系统讨论于1947年6月发表在英国《自然（Nature）》期刊。钱三强在1947年3月底还独自完成论文《论铀的三分裂机制》，在实验基础上经过计算得出三分裂现象中的质量、能量、角分布等关键数据，并做了很多定性预言，发表在《法国科学院公报》(该领域经典论文之一)。这项成果在科学界甚至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许多报纸甚至中文报纸如《大公报》、《新民报》也发了专题新闻，称赞钱三强和何泽慧为“中国的居里夫妇”(见《何泽慧传》中的“何泽慧年谱”，第223页)。

1947年春让·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在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的会议上，亲自宣布三分裂、四分裂成果，并评述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物理学一项有意义的工作”。那么这个成果的重要意义何在呢？根据钱三强先生本人的说法[见本文注解18]，”它不但解释了裂变反应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而且提供了研究处在断裂点附近原子核各种特性的可能性，而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没有别的可用的替代手段“。钱三强还解释说，“有了三分裂，第三个带电粒子正好是在断裂的瞬间发射出来的，它本身的质量、电荷、能量和角分布，反映了断裂点原子核的各种参量。换句话说，在这个轻粒子身上携带着断裂点原子核的许多信息。因此说，它是一个有效的、直接的探针” [见本文注解19]。

这个成果发表后很快被国际同行所知，然而最初一段时间有些实验室对此持疑问甚至否定的态度[像康普顿效应那样, 见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3404169-1351278.html], 有些同行为此专门去巴黎实地看了钱三强、何泽慧原始资料。 事实胜于雄辩，随着时间推移这个成果逐步被学科领域所认可。

1947年夏天，钱三强升职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导师，1985年，获得“法兰西荣誉军团军官勋章”的殊荣。

3、        回国奉献：科学家是有祖国的

到了1947年为止，钱三强取得了许多成果和荣誉，在法国已经是令人瞩目的学者，学术地位已经确立。毫无疑问，他和何泽慧留在巴黎的学术前途是十分光明的。然而，钱三强和何泽慧丝毫没有忘记他们当初远涉重洋到法国留学最终目的，那就是学习西方国家先进科学技术、报效祖国，科学没有国界，但是科学家是有祖国的；正是因为祖国贫穷落后，才更需要科技工作者努力改变她的面貌。实际上钱三强和何泽慧从离开祖国那一天起，就一直为着未来报效祖国而努力。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一个选择研究弹道学、一个研究“镭学”。

1948年5月，钱三强和何泽慧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两位恩师(约里奥-居里夫妇), 带着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回国。因为政治原因，一路上受到许多干扰[见本文注解20]。1948年8月钱三强去清华大学教书，并在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兼任所长，何泽慧任该研究所的研究员。

3-1：归国后的钱三强

钱三强和何泽慧到北平不久，北平和平解放，钱三强就任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1949年3月钱三强参加世界和平拥护者大会的中国代表团，7月参加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9月参加政协会议，期间毛主席和周恩来接受意大利《团结报》记者采访，钱三强临时担任翻译；这期间钱三强作为主要参与者之一起草中国科学院的建院草案(钱三强为计划局的副局长，局长为竺可桢先生)，1950年初首批研究机构的方案出台；期间曾希望回到研究所作研究工作的想法， 后来允许一半时间在所、一半时间在局。

钱三强是科学院建院方案起草人之一。他心系中国原子能事业，建院伊始登门请教前辈同仁、商讨发展。1950年吴有训先生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即如今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的所长，钱三强为副所长、不久接任所长。钱三强在这段时间请来彭桓武、王淦昌，联络1950年归国的赵忠尧[见科普系列--核科学群英谱(16)：第一个看到正电子的学者 赵忠尧，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3404169-1349494.html]以及留英归国核物理学家杨澄中、留法的核化学家杨承宗等到所工作，还聘请顾问委员如周培源、张宗燧、叶企孙等提建议或兼职。彼时研究所的经费十分困难，甚至研制仪器时要发动大家到旧货市场找零件[见本文注解21]。

1952年初美军在中朝边境发起细菌战，郭沫若、钱三强等率领代表团出席在奥斯陆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通过决议，成立委员会调查细菌战，钱三强作为唯一的联络员全程陪同赴中朝边境地区实地调查月余(多次历险)，整个调查报告45万字，译为法、英、俄、汉、朝、德、日、意八种文字。1953年初为了学习苏联经验，率领代表团(华罗庚、赵九章、朱冼、张文佑、吴征镒、曹言行、于道文、陈荫壳、刘大年、吕叔湘等)访问苏联，历时近三个月，期间参观了重要研究机构。钱三强1954年初入党，1955年初他和地质学家李四光、时任地质部副部长的刘杰向周恩来汇报了中国铀资源和原子能科学技术情况，随后他们在毛泽东主持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介绍原子能知识和各国发展情况。他还在北京作了首场原子能科技通俗讲演，根据钱三强讲稿整理的《原子能通俗讲话》单行本发行20万册，很快全国出现了“认识原子能、发展原子能”的热潮[见本文注解22]。同年4月他参与赴苏联谈判，苏援建反应堆和加速器。1956年3-4月参加代表团就苏援建原子能工业项目谈判，在莫斯科修订《和平利用原子能科学远景规划》；同年7月第三机械工业部(任务是组织领导中国原子能事业建设和发展，1958年改为二机部)成立，宋任穷为部长，钱三强任副部长。

从1955年起，钱三强邀请原子能研究所内和所外的教师(所内彭桓武、黄祖洽、金星南，所外胡济民、朱光亚、虞福春）为从全国选拔的一批大学生讲课，到了1956年全所人员达到了600多人的规模。他鼓励年青人冒尖，在所内实行了副博士论文考试，1956-1957年通过副博士考试的是黄祖洽、于敏、陆祖荫、肖振喜。而到了1959年，钱三强领导的原子能研究所职工已经三千多人，其中归国知名专家25人，直接从事研究科技人员已近1500人，呈现出一派朝气蓬勃的景象。

在1959年6月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 中苏公开决裂；苏联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自1960年7月到9月撤走全部在华专家（实际上在1959年7月开始许多专家以回国休假名义已陆续撤离），援助的苏联专家连同图纸和技术资料全部带走，中国的原子能事业遭受很大挫折和损失，一批项目变成半截工程。在如此雪压冬云的严峻形势下，钱三强团结组织科学家，为领导决策做好参谋、多方协调、组织攻关。他顾全大局，知人善任，为中国核科学事业走出困局立下汗马功劳（在“核科学群英谱”后续文章还会提及这一点）。中国后来参加原子弹氢弹重要人物的人生转折经历，几乎都与钱三强有关，如王淦昌[见科普系列--核科学群英谱(14)：“数奇难封诺奖“的大学者 王淦昌,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3404169-1348611.html]、彭桓武、朱光亚、邓稼先、于敏、周光召、程开甲、郭永怀、王承书、吴自良、黄祖洽、吴征铠、汪德昭、吕敏、陆祖荫、王方定、胡仁宇、丁大钊等。钱三强推荐的这些学者各就各位，而他本人像小伙子一样亲赴全国各地，组织分解课题，攻克了一系列科技难关，保证任务急需。

后来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就是罗布泊的两声巨响，第一声是在1964年10月16日，第二声则是在1967年6月17日。很多人也知道，这两声巨响的间隔之短可谓奇迹。其中主要功劳之一在于钱三强与时任二机部部长刘杰(1915.1-2018.09.23)超前规划布局, 早在1960年底他们二人决定氢弹预研，其中理论先行一步，他找了黄祖洽(黄祖洽先生原是钱三强在清华的研究生，后来因社会工作太多委托彭桓武代培)、于敏[见科普系列--核科学群英谱(14)：国士 于敏，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3404169-1348401.html] 担当这一重任，而当时这些事情是有很大压力下进行的。

钱三强在1966-1976年间受到冲击，曾被隔离审查，后去五七干校劳动，1973年起开始陪同国家领导人会见来访的国际著名学者，1976年之后开始组织会议、率团出访。1978.03任中科院副院长，1978.12年-1982.06兼任浙江大学校长，1982年当选为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198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他多次推进和签署国际合作项目等，还曾为工程技术、微电子事业的发展等致信国家领导人。

1992年6月钱三强病逝于北京，享年79岁。1999年钱三强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3-2 ：归国后的何泽慧

何泽慧在原子学研究所任研究员的同时，1949年3月至1950年底在北平辅仁大学讲授近代物理。1950年何泽慧与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同事一起筚路蓝缕地创业。她在第一线工作，指导年青同事建造小型装置，如对于照相板、云室、线性电子放大器，指导理论学习。到1951年全所50人，分为7个研究组，何泽慧任第二组（乳胶组）的组长。1953年起何泽慧主要工作是带领年轻人研制原子核乳胶（当时只有英国和苏联掌握了相关技术），指导用云室做物理工作。他们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经过数百次试验，不断总结提高乳胶性能，到1956年达到了与英国伊尔福C-2乳胶相当的水平 。1956年夏天，研究所成立了规模很大的中子物理研究室，何泽慧任副主任，整个研究室分为八个组，何泽慧兼核乳胶组的组长；1959年起何泽慧任中子物理研究室主任。而到了1957年何泽慧负责研制的核乳胶已接近伊尔福G-5的水平(彼时国际最高水平)，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1957年5月日本物理学家访华团在总结报告中说“很钦佩何泽慧先生做的粒子物理实验”，就是因为看到了彼时很高水准的核乳胶为开展粒子物理研究打下很好的基础。在有了高水平的核乳胶后，何泽慧领导的核乳胶组开展了乳胶应用研究，做了很多彼时重要研究工作，而且做了技术推广；这个技术后来还在多个国内领域得以应用，如炼钢、铀矿地质、生命科学等。在何泽慧的部署和指导下，中子研究室陆续掌握了各种热中子和共振中子核数据的测量方法，她还看准了快中子谱学国际发展趋势，安排力量开展研究，使快中子实验工作也达到了当时国际水平。

1958年“九所”成立后，何泽慧没有参加。不过她是九所的中子物理实验室兼职顾问，同时是中子点火委员会的委员，在原子能研究所组织完成了为第一个原子弹研制点火中子源的任务。1961年研究所为了促进交流，何泽慧任物理“线”科技领导小组的组长，何泽慧经常召开各种例会、参加各组各室的学术活动。在何泽慧的领导下，在1956-1964年中子物理研究室逐步建立比较完整的实验中子物理基础体系，培养了一支“严谨踏实、能打硬仗”的研究队伍。何泽慧还在氢弹原理早期预研中也做了许多工作，当时的实验组就在何泽慧领导的中子物理实验室（第29组），后来这些预研结果在1965年的氢弹科研攻关中居功甚伟，与XXXX相关的重大攻关也是在她的领导下完成的[见本文注解23]。

何泽慧还大力推动了中国固体径迹探测器的发展。1960年这个技术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就根据文献提出这一方向的重要性(彼时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发展)。1964年美国出现了固体径迹探测器后，苏联开始研究，于是原子能院立即开辟了这个方向，我国也成为世界上开展这方面研究最早的国家之一。从1981年每三年全国召开一次这方面会议，除了特殊情况外何泽慧每次都参加，并在闭幕式上讲话。

与钱三强几乎同步的是，何泽慧在1966-1976年间也受到冲击，其中1969.10-1972.06在五七干校劳动，后期时断时续做一些工作，1973年高能物理所成立，何泽慧任革委会副主任(副所长)，负责宇宙线、核乳胶、图书情报方面(重点在宇宙线方面)的工作，1977-1984年全程参与了高空气球研制，1978年当选全国政协委员。何泽慧1998年成为首批中科院“资深院士”，1999-2001为清华大学天体物理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何泽慧住在建于五十年代的老楼，平时参加学术会议和讨论，提携鼓励后学。她一直坐班车到高能所上班，直到2011年3月。在春节等节日期间，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登门探望问候她。

何泽慧2011年6月病逝于北京，享年97岁。

4、       中国的居里夫妇

钱三强-何泽慧两位先生都出身于具有浓厚爱国情怀的家庭，何泽慧先生读博士时选择弹道学专业“主要是出自爱国之心，为使国家强大，不受外国列强欺负，同时也说明了她性格中沉着刚强的一面” [见本文注解24]。钱三强的父亲鼓励期望他“从牛到爱”、“报效国家”，钱三强于此践行终生。两位先生早年负笈海外，成就辉煌，他们合作发现的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这是原子核裂变领域的里程碑式贡献。

同时，钱三强-何泽慧两位先生一直牢记“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这两位科学伉俪在学成回国后近半个世纪相濡以沫、共同前进。在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遭遇挫折时期，钱三强先生高瞻远瞩、知人善任、协调组织攻关，是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何泽慧先生立足一线，取得很多重要研究成果，同时培养了一批人才队伍，有力推动了中国在核科学前沿领域的发展。两位先生对国家国防和科学技术发展殚精竭虑、鞠躬尽瘁，作出了重大贡献。

钱三强-何泽慧两位先生不仅是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学界的楷模和骄傲。我们后辈学人站在这些前辈的肩膀上，不能忘记前辈创业之艰辛，不断提醒自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勤奋务实、积极进取，为把中国建设成繁荣富强的国家贡献力量。

后记：在文章完成之际，张焕乔老师惠读本文时提醒本文作者说应该加上钱三强-何泽慧两位先生于五七干校劳动阶段在没有仪器设备的情况下跟踪观测彗星的感人事迹，而这个缺失确实是本文的疏忽之处。因为时间关系，本文作者决定不做文章结构上的修改，而把这一事迹放在后记中。张焕乔老师提到两位先生观测彗星的事迹如下：在陕西合阳劳动期间，何先生在1970年3月凌晨无意间看到天空中的彗星，于是两位先生用自制的三脚架、初中上课用的量角器等确定彗星方位; 他们两人从1970年3月20日至4月中旬在夜里对这颗彗星做了持续观测，并做了相关纪录（但是那时信息闭塞，他们手边没有相关的天文学年历)。1996年何先生注意到《天文爱好者》杂志第三期封面上刊登贝内特彗星照片的拍摄日期与两位先生在干校劳动期间观测的彗星时间吻合，在云南天文台的帮助下根据二位先生的纪录确认是同一个彗星。由此可见，两位先生对未知现象和新事物的浓厚兴趣和探索精神没有因为生活境遇的变化而减少。他们在那个岁月中不改初衷、不卑不亢、言行如一，坦然面对各种不幸遭遇，实在是大家气象，令人肃然起敬！

致谢：本文作者感谢罗亦孝、孟杰、张丰收、张焕乔、周善贵等老师的惠读，感谢张焕乔、周善贵老师为本文提供参考资料。

[注解1] 西方社会女人婚后一般随夫姓，而约里奥-居里夫妇为纪念居里这一伟大姓氏，采取了夫妻双姓合一的方式。他们因为在人工放射性方面的贡献而获得了1935年度诺贝尔化学奖。

[注解2] 钱振常（1825-1899）：本文男主角钱三强先生的祖父，钱振常为同治十年(1871)年进士，曾任礼部主事，但为官不畅，南归教书；兄钱振伦(1816-1879)为道光18年(1838)进士，官至国子监司业。钱振常有二子：长子钱恂为清末外交家(二品官衔，出使欧洲多国有功)，钱振常次子为侧室周氏所出，即钱三强的父亲钱玄同。

[注解3] 钱玄同（1887.09.12 – 1939.01.17），原名钱夏，字德潜，号疑古、逸谷，浙江湖州人，20世纪初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著名文字学家，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之一，曾任中学教员、省教育总署司视学、北京高等师范附中教员、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和系主任等。

[注解4]徐树兰(1838-1902，本文男主角钱三强的母亲徐琯贞先生的祖父):字仲凡，号检庵，浙江绍兴人，1876年中举，授兵部侍郎（一品），上海农学会和《农学报》创办人之一(1896)，1897年创办中西学堂，聘蔡元培管理学务，1902年在绍兴贡院内创建古越藏书楼（中国近代第一个公共图书馆）。

[注解5]徐元钊(1861 – 1926, 本文男主角钱三强母亲徐琯贞先生的父亲),字吉荪、号周园，清末民初画家。

[注解6] 钱玄同与徐琯贞（本文男主角钱三强的父母）生有6个孩子：秉雄、秉弘、秉工、秉穹、秉东、秉充, 其中三子早夭，长子秉雄赴日留学，后担任孔德学校(后改名为北京市第27中学)校长，次子秉穹(即钱三强、本文男主角)，三子钱秉充(后改名钱德充)，学习生物，在北京中学教书。

[注解7] 钱三强改名过程：钱三强[钱秉穹]中学时就读于蔡元培担任校长的孔德中学（强调德智体美劳乐全面发展），曾是班上篮球队员，在队里年龄排行第三，各方面成绩优秀，因此队友(同学周作人之子周丰一)给他起了绰号“三强”。他的父亲钱玄同无意间得知此事，一方面觉得原来的“秉穹”略显拗口，与他倡导的新文化运动略有抵触，同时也觉得三强不仅通俗，而且寓意德智体全面发展，因此为他改名为钱三强。见葛能全，《钱三强传》，中国科技出版社、上海交大出版社，第二章 德智体三强 中的“改名儿”，第35-38页；

[注解8] “从牛到爱”、“报效国家”： 1933年钱三强在清华物理系读书期间]钱玄同曾为钱三强题字“从牛到爱“，希望钱三强未来发扬牛的勤勉精神（三强1913年出生属牛）、奋发图强， 也希望钱三强未来像牛顿和爱因斯坦那样。这个轶事被很多文章书籍转载，钱玄同的墨宝真迹尚存，也是钱三强的座右铭。在1937年国难家患之际，钱玄同鼓励钱三强出国深造，说：“你的所学将来对国家能有所用，报效国家、造福社会，发奋之路还远得很哩。男儿之志，不能只顾近忧啊！”。见葛能全，《钱三强传》，中国科技出版社、上海交大出版社，第五章 所学将来定有所用 中的“含愤离家国”，第66-69页。这次分别也是父子的永别，钱玄同先生于1939年1月病逝北京，享年52岁。

[注解9] 何澄（1880.05.31-1946.05.11, 本文女主角何泽慧的父亲），原名何厚倜，字子文，号亚农，别号真山，出生于山西灵石县两渡村，是同盟会早期会员，1908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国民党元老之一，1912年退出军界，定居苏州。见孙汉城等编著，《何泽慧传》，山西教育出版社，第三章第1节“灵石两渡与何澄生平”, 第43-51页。

[注解10] 王颂蔚（1848 – 1895，何泽慧外祖父），字芾卿，号蒿隐，是蔡元培先生的恩师，王鏊第十三世孙，光绪六年进士，随老师翁同龢入军机处，为官廉洁。

[注解11] 王谢长达（1848 – 1934.12.25，本文女主角何泽慧的外祖母）清末妇女运动领袖之一、苏州振华女子中学的创办人，王谢长达几个孩子王季烈、王季同、王季点、王季绪、王季昭、王季茞、王季玉、王季常等为近代著名专家；王季山是何泽慧的母亲。王家孙辈人才辈出，如王守泰、王守竞、王守武、王守觉、王守中、王淑贞、王明贞、王守瓈等。见《何泽慧传》，第3章第3节，“母系王氏世家与苏州振华女校”，第57-61页。

[注解12] 清华物理系的原则是重质不重量，因此许多学生在校时需要转系，许多教授认为女士不适合学物理，彼时系主任叶企孙动员女士早点转系，何泽慧据理力争，有趣的是1936年物理系10名毕业生中最后依然有3名女生。见《何泽慧传》第4章第2节，“清华风云”，第74页。

[注解13] 1935年周培源在清华物理系开设了“弹道学”课程，何泽慧等选修了这门课，由此明确了后来留学时的博士论文正是这个方向。想学弹道学的何泽慧在德国找到克兰茨(Carl Julius Cranz)教授；因为女生和外国人身份的原因，克兰茨教授起初不接受，何泽慧据理力争，后来学院破例允许她先以旁听生身份听课，一段时间之后变为正式学生。见《何泽慧传》第4章第2节中，“清华风云”，第76页；《何泽慧传》第4章第3节，“兵工救国、主攻弹道”，第79-83页。

[注解14] 1932年中子发现之后不久，费米研究组就从事中子轰击铀的实验，费米研究组认为合成了超铀元素（被授予1938年诺贝尔物理奖）；1938年秋伊莱娜-居里研究组、哈恩与迈特纳研究组彼时都做慢中子轰击铀的实验，其中伊莱娜-居里研究组的实验报告其实已得到了裂变实验信息，然而对此并不理解，所以很不幸地错过了做出发现原子核裂变现象的历史性贡献，见葛能全，《钱三强传》，中国科技出版社、上海交大出版社，第七章“见证核裂变发现”，第82-84页；哈恩的实验结果与伊莱娜-居里研究组相近，不久与哈恩合作的迈特纳教授给出正确解释，哈恩获得1944年度诺贝尔化学奖[见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3404169-1344360.html]，后来很多人认为迈特纳也应该作为候选人。

[注解15]帕邢教授：即在发现原子光谱帕邢系的那位德国专家，何泽慧姐姐何怡贞在美国的光学老师是帕邢的学生。见《何泽慧传》第4章第3节，“兵工救国、主攻弹道”，第79-83页。

[注解16]拉贝：德国西门子公司商人、纳粹党成员，在日本侵略者南京大屠杀期间帮助建立了25个南京难民收容所，何泽慧在拉贝的家里看到了她的日记和南京大屠杀的照片（去世后以拉贝日记而闻名）。二战结束后，因为拉贝从属于纳粹党被苏军(后英军)逮捕，不久失去工作，全家挤在一间房内靠贩卖收藏的中国艺术品生存，生活极度贫困（吃草籽，而到后来连草籽也没有了）。1948年南京市民听说他的悲惨情况为之很快集资2000美元，南京市民后来每月都为他家寄去大量食物，拉贝为此写了很多感谢信。见维基百科网址https://en.wikipedia.org/wiki/John_Rabe

[注解17] 何泽慧是中国第一代洪堡学者，资助时间1943-1946年；1987年洪堡基金会访问中国时何泽慧获得洪堡奖章，并获得洪堡基金会“50年金博士学位”。见何泽慧传，第4章第五节“转向原子核研究”，第88-90页；该书的“何泽慧年谱”中1947年10月也有相关记载。

[注解18] 钱三强，《钱三强文选》，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page 64 (第二段)。

[注解19] 钱三强，《钱三强文选》，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page 68 (第二段末，倒数第6行到倒数第2行)。

[注解20] 钱三强的恩师之一让·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是法国共产党党员，后发起全世界反对美国制造核物理维谐世界和平，公开指责美国“占有各国科学家共同成果而对别国保密”，宣传原子弹原理不是美国发明的，因而美国政府极力诋毁让·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钱三强是让·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的学生，也有共产党嫌疑。钱三强一家三口在回国路上多有波折，行李也被扣留。见葛能全，《钱三强传》，中国科技出版社、上海交大出版社，第十四章 梦想难圆 中的“带着勇气回国”，第177-180页。

[注解21] 建所伊始，全所上下经费紧张，可谓筚路蓝缕；钱三强发动大家到旧货市场找零件制造仪器，一次理论组的彭桓武先生到天桥的垃圾箱找零件，被警察误以为小偷。杨承宗等去协和医院旧的镭氡装置上提取氡气去做氡铍中子源。类似故事很多，见 葛能全，《钱三强传》，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第十八章 为了原子科学在中国生根 中的“贵有一种精神”，第 247-249页; 《何泽慧传》第101页第一段也提到彭桓武先生这个轶事。

[注解22] 1955年2月中国科学院组织90余名专家组成宣讲团，成立原子能通俗讲座组织委员会，向中央和地方干部、学生、工人、战士宣讲原子能科学知识，钱三强的讲座极为成功。钱三强等在全国各地讲座132场，听众达到16万人之多，赵忠尧、何泽慧、杨承宗主持编写了《原子能原理与应用》，杨澄中导演了原子能科普电影。这部分记载见《钱三强传》第276页。

[注解23] 1965年初原子能院接受了氘打锂同位素反应截面测量的任务，后来又陆续接受一批紧急任务，正常情况下需要两到三年时间才能完成。为此原子能院抽调业务骨干，在何泽慧(业务总指挥)带领下在第29组实验工作基础上，不分昼夜工作，在不到半年时间内完成多个反应道测量工作，使我国有了自己可靠数据，澄清了当时数据的混乱；因此我国的XX研究没有走错误的方向。这方面有很多回忆，例如彭桓武讲话, 央视《大家 何泽慧》，2006年；孙汉城等，《何泽慧传》，山西教育出版社，第150页。

[注解24] 钱三强，《重原子核三分裂与四分裂的发现》，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41页；或见《钱三强文选》， 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第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