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路途艰，科技需自强

徐耀

　　自立自强，对于个人，是一种精神品质；对于社会，是经济的竞争能力。

　　我国现有科技体系中，独立自主的国防科技体系业已建成并不断提高，但是给全社会提供主要税收和财政来源的制造业却正处于缺乏自主技术并受到发达国家屡次反倾销和高技术限制的尴尬境地。除了让全中国都揪心的华为5G缺芯，光电显示行业的供应链也百分之八十依赖于进口，这些代表着民用经济尖端的行业尚且如此，其他传统行业更是情况堪忧，虽然在多年的仿制中已经逐步缩小了差距，但技术源头基本没有掌握，以至于我国民用经济严重依赖利润菲薄的中低端制造业，在世界经济竞争中处于被动地位。发达国家希望我国永远处于制造业的粗加工环节，以确保发达国家自身制造业的高利润。然而，我国急需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工业生产，低端制造业竞争激烈、利润微薄，难以满足产业工人日益提高的生活需求，更满足不了国家富裕和青山绿水的双重需求，因此制造业产业升级是我国迈向富裕国家和维持社会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随着国际竞争环境的日益严峻，如果我们的产业没有提升到足以自保的程度，被全球供应链抛弃的可能性就一直存在，因此，发展自立自强的科技体系是科技、教育、产业所面临的共同挑战。

　　科技政策应该是一个从客观国情出发的、合乎逻辑推理的体系，不应该口号化、形式化、情感化。我国的科技政策从未不提倡自立自强，但是现实却没有做到自立自强，这种表里不一的科技发展形势是如何造成的？

　　科技是高等教育的延伸，是整个教育链条的必然结果，教育培养了什么样的人，就会做什么样的事。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认为大学是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利己主义的特点就是以短期利益出发做所谓“利益最大化”的事情，基于此观念，自立自强无疑费力、耗时，对于急切于个人“成功”的人，一定会选择“买得来就买，买不来就放弃”的“快速得到和快速止损”策略。因此，科技的自立自强首先要解决人的思想问题，也就是教育的取向问题，究竟是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还是培养踏实肯干、埋头苦干的社会栋梁，此为根本。

　　科技政策作为教育体系的延续，承担了工科理科化的后果，导致大量企业得不到足量高质的工程师，企业的技术难以进步，因此建立自立自强的科技体系重中之重在于工科教育的去理科化，这在今年的两会中25为知名企业家和科学家的联名呼吁中已经得到成分体现。

　　科技的自立自强离不开人才，人才政策对科技人员的流动方向影响巨大。地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造就的“孔雀东南飞”现象由来已久，其本质是对人才的不同态度。合理使用体制内人才和体制外人才、海归人才和本土人才，使其充分发挥各自作用，是科技政策成败的关键。科技政策不能成为体制内人才的专属，应该向全社会公开，激发企业内有志于科技发展的工程技术人员的激情。要发挥大量本土人才在科技主战场的作用，不能一味求助于外援。广大本土科技人员是自主科技的创造者，少数精英只是科技发展的推动者，这是历史唯物主义。谁是精英，要从科技贡献上区分，从身份上区分会落入门阀历史的窠臼。只有人才观上不再崇洋媚外，自立自强的科技才能落实。

　　相信中国人行，是落实自立自强科技政策的思想前提。国内有个创业公司提出基于自身技术实现平板显示器偏光片的进口替代，但在融资的时候遇到很大难度，大多数投资机构都能认识到这个市场的巨大规模，但很少有人认为中国人可以把这个产品做好，这种歧视国内供货商的现象在先进制造行业和投资领域里十分常见。如果中国人不认为自己行，那科技的持续落后就无药可医。

　　在政策制定层面，自立自强的中国科技包括追赶和原创两方面。将来相当长一个时期，我国的科技政策依然要以追赶为主，原创为辅，但正确识别这两类项目十分困难。在追赶中包含创新是很正常的，不能把局部创新夸大为原创，科学家自己首先要坚守底线。认识到差距，全力追赶，严格项目考核，而不是炮制一个个跟风课题以获得经费，表面上跟风而没有实效的科技投资是不负责任的。在鼓励原创的同时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追赶的重要性，没有追赶到一定程度，难以产生原创。

　　自立自强的科技政策不是一个孤立的政策，必须由教育系统先行扭转教育方向，从精英教育转变为为人民服务的教育，科技工作者要给人民证明自己的工作是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看科研工作的实效，要看对生产力的促进，要看对GDP的贡献，而不是看看论文的影响因子。

　　在解决教育的问题之前，科技政策本身只能聚焦于解决行业痛点，以期实现产业链齐头并进，在今年两会对科技部的重组计划中已经得到体现，也就是，将科技部原来总揽的各行各业发展计划归属到各个专业部委，加强科技举国体制，将科技计划的建议权交给行业，而不是闭门造车的论文专家。

　　今年的调整颇为及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