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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与阅读:简评《遗传学在中国的初创与曲折变迁》一书

已有 1503 次阅读 2023-3-22 09:20 |个人分类:中国遗传学史研究|系统分类:科研笔记

简评《遗传学在中国的初创与曲折变迁》一书


赵功民

 

《遗传学在中国的初创与曲折变迁》的如期出版,是中国遗传学界的一件大事,也了却了作者30多年勤奋学研遗传学史的一个心愿。

如果要做一个评价的话,该书至少是给后人要继续做这种研究,提供了价值很高的资料和信息,这一点是不能否定的!

该书的最大特点是文献资料相当丰富。不管怎么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哪一个人能掌握有那么多、那么全的中国遗传学史的资料。这就给后人继续做遗传学史的研究,提供了很强大的一个知识资源。后人会感谢这本书提供的丰富的研究资料。说真的,这个书写的是挺好的。虽然较简略了一些,但是对作者几十年的辛劳,有了一个回报。

作为一个从事生物学教学的中学教师,利用业余时间自费从事30多年的遗传学史研究,其困难不言而喻。就是想要参加一个学术会议都是很不容易的。但是,作者总是抓住少有的难得的学习机会,挤出时间去参加学术会议(蹭会),去做学术访谈。对学界的老先生和知情者一个一个地去访问,从最开始的书信求教到借助电话和微信访谈,又总是一次一次的做好记录,再进行文字整理与史料查证。对于书面文献资料,也是通过各种途径、各地图书馆、档案馆去求索、去查找,通过多年的日积月累,收集到比较齐全的有关中国遗传学的史料。

最重要的是,作者访谈了不少当时还在世的遗传学界老先生。在对老先生的多年亲临访谈(包括电话访谈)中,获得他们提供的很好的十分难得的口头资料。这就是很难得的,也是很不容易的。至少就能获取并手头掌握这么多的第一手资料这一点,我觉得应该是作者很突出的研究特点。

总之,作者冯永康编著的《遗传学在中国的初创与曲折变迁》一书,给后人已经留下了一个可以去学习研究的方向和大量可阅读的文献资料的目录。

 (赵功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谈家桢院士生前之学术秘书。)

 2023121日)


附:《遗传学在中国的初创与曲折变迁》内容概貌

 

冯永康(生命科学史研究学者)

 

具有悠久文明历史的中国,在大量的史书和文献中早就有了对遗传和变异现象的描述和记载。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很早就注意到生物的遗传和变异现象,逐渐掌握和积累了一些农牧业生产和疾病防治的知识,记录了许多资料,形成了朴素的遗传和变异的观念。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先民们的这些初步探索,仅仅局限于对现象的直观描述和经验总结,停留在较简单的思辨性的猜测和推理中,对遗传和变异现象缺乏专门的、系统性的研究,由此不可能形成较为完整的、具有分析归纳特点的现代遗传学理论。

现代遗传学是在孟德尔(G.Mendel1822—1884)通过豌豆杂交实验总结出的遗传定律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

遗传学在中国,经历了一个孕育初创曲折重建的长达100年的艰难跋涉历程,走过的是一条荆棘丛生、筚路蓝缕的坎坷道路。

20世纪初期,随着国内新文化运动和科学救国思潮的兴起,包括孟德尔遗传学说在内的新的学术观点和科学方法,被不断引入并得到广泛传播。早期留学欧美的陈桢(18941957)、李汝祺(1895—1991)、陈子英(1897—1966)、卢惠霖(1900—1997)、潘光旦(1899—1967)、谈家桢(1909—2008)、李景均(1912—2003)等中国遗传学家,陆续学成回国。他们带回现代遗传学理论和实验技术,开始在中华大地扎根发展。

与此同时,同样留学欧美日各国,接受了现代遗传育种科学熏陶的丁颖(1888—1964)、赵连芳(1894—1968)、沈宗瀚(1895—1980)、李先闻(1902—1976)、金善宝(1895—1997)、杨允奎(1902—1970)、吴绍骙(1905—1998)、李竞雄(1913—1997)、鲍文奎(1916—1995)、王绶(1897—1972)、王金陵(1917—2013)、冯泽芳(1899—1959)、蔡旭(1911—1985)等一大批遗传育种学家回国后,运用现代遗传学理论,开始有目的地对水稻、小麦、大麦、粟、大豆和棉花等农作物进行杂交育种的实验设计和生产实践的探索,以及进行育种技术的推广与研究,中国现代农业科学的基础才由此奠定。

20世纪上半叶,由于国内长时期受战乱的影响,本来起步就较晚的中国遗传学,无论是在学科教学、实验研究,还是在遗传育种等工作方面,都一直处于时断时续的艰难行进状态。

1922年,被誉为中国第一位遗传学家的陈桢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在著名细胞学家威尔逊(E.B.Wilson1856—1936)和国际遗传学大师摩尔根(T.H.Morgan1866—1945)指导下获得硕士学位。回国后,陈桢在东南大学开创了中国遗传学教学之先河。1929年至1952年,他在清华大学领导并发展了当时被称为国内大学中最强的生物学系,开展了以实验生物学为中心的教学和长达30多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金鱼遗传学研究。

1927年起,李汝祺师从摩尔根及其弟子布里吉斯C.Bridges1889—1938),从事果蝇发生遗传学的研究而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他在燕京大学传承并弘扬摩尔根教而不包的教学思想,将遗传学、胚胎学与细胞学等学科紧密结合,开展了发生遗传学的教学与研究。

1929年到1949年,中国植物细胞遗传学的开拓者李先闻,辗转南北多所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传承与践行着玉米遗传学大师埃默森(R.A.Emerson1873—1947手脑并用的学研之道。李先闻带领李竞雄、鲍文奎等弟子主要在当时的四川农业改进所,先后进行了遗传学理论与粟类等农作物的遗传育种之研究。

1937年起,谈家桢留学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师从摩尔根及其助手杜布赞斯基(Th.Dobzhansky1900—1975)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谈家桢在浙江大学开设起国立大学中的第一个遗传学专业。他秉持发展中国遗传学事业的坚定信念,培养遗传学专业研究生,并开展了亚洲异色瓢虫嵌镶显性的遗传学研究。

1942年至1950年,李景均主要在北京大学农学院最先在我国开始了群体遗传学的教学与研究。

在这一时期,赵连芳、金善宝、冯泽芳等中国的遗传育种学家,从国计民生的需要出发,开始运用现代遗传学的理论,有步骤地进行水稻、小麦、棉花等农作物杂交育种的研究。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遗传学,无论是人才的培养、研究经费的来源,教学与实验研究的开展以及专门的学术机构的设立,都处于极为艰难的态势。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当时的国情,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掀起了全面学习苏联经验的热潮。在全国各行各业向苏联学习的过程中,苏联农业科学工作者李森科(Т.Д.Лысенко1898—1976)打着著名园艺学家米丘林(И.В.Мичурин1855—1935)的旗号,以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作为批判对象,杜撰出来的米丘林遗传学,开始通过不同方式传入中国,并很快在科学界和教育界(主要是生物学与农学方面)大力推行。短短的几年间,米丘林遗传学便迅速蔓延到生物学和农学的相关领域。原本就先天不足的中国遗传学的教学和实验研究,遭到严重摧残和冲击后,更显现出后天失调的窘况。

1956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方针,使中国遗传学开始出现一些转机。是年8月,在青岛召开的作为贯彻双百方针样板的遗传学座谈会,纠正了把遗传学分成无产阶级科学和资产阶级科学的错误,纾解了积压在中国遗传学家心中的压力。特别在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召开之后,毛泽东多次专门接见谈家桢,鼓励他要把中国遗传学搞上去的谆谆话语,增添了中国遗传学家坚持真
理、不断追求的勇气、智慧和力量。被停开了几年的遗传学课程,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等高等学校开始恢复讲授;被迫中断的一些遗传学实验研究和遗传育种工作,也开始有限地恢复。

可是好景不长,李森科伪科学对中国遗传学带来的冲击还未完全消失,1966 年开始的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使包括遗传学在内的中国科学,再一次面临危难的境地。中国遗传学家以自己的特有执著与艰辛努力,维系和开展着有限的实验研究和遗传育种工作。

1949年到1978年,在将近30年异常艰辛的条件下,中国遗传学家和遗传育种学家紧密结合农业生产的实际,进行着不同农作物的育种实践探索,在医学遗传学、微生物遗传学等研究领域中进行了一些大胆的尝试,还是取得了被国际科学界所公认的一些原创性研究成果。

在艰苦的岁月里,中国遗传学家始终没有放弃对科学真理的执著追求,仍然秉持着坚定的科学信念,并以多种不同的方式,为中国遗传学的薪火相传不断蓄积能量,为中国遗传学在国际遗传学界争得一席之位,展现出中国遗传学家的独特智慧和精神风貌。更为重要的是,遗传学工作者培养和储备了一些遗传学专业的教学和研究人才。这些人才在高等院校、研究院所,以及工业、农业和医学等各个领域,通过更加艰苦、勤奋的工作,成为1978年以后中国遗传学重建和发展的中坚力量。

1978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197810月中国遗传学会成立后,中国遗传学才开始真正进入正常发展的状态。以李汝祺、谈家桢为代表的中国老一辈遗传学家,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自己肩负责任的重大,他们重新集合并迅速组建遗传学队伍,以自己有限的人生,为中国遗传学的真正崛起和走向世界,开始了新时期的奋力拼搏。

温馨提示:欲分享阅读,获悉《遗传学在中国的初创与曲折变迁》之详细内容的读者,请与该书作者冯永康先生联系。)

《遗传学在中国的初创与曲折变迁》平面封.jpg


作者联系方式①,电子邮箱:ykfeng0810@sina.com

作者联系方式②微信号:YONGKANG20110818

20233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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