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同学问我：既然中医药对新冠病毒疗效很好，为什么反而大力宣传辉瑞的“特效药”？我不明白，特效药确实对得起“特效”二字吗？

我回复：“特效药”是个通俗说法，并非专业术语，应该以抗病毒药物、对症处理药物区别。即使抗病毒药物，各自疗效也不同。

严格来说，中药并非现代药物，其作用机制复杂，干预效应有限。而将其提升到现代药物，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比如，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三氧化二砷就是一种现代药物。从它的研究过程可以看出传统药物与现代药物的差别：

1971年，哈尔滨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的药师韩太云下乡巡回医疗，发现东北林甸县一个公社卫生院的一位民间中医能治癌症，能让大肠癌、肝癌和食道癌等患者“起死回生”（民间传说），于是帮他改为针剂（时间是1971年3月，故而命名为“713”针剂或“癌灵注射液”，由砒霜、轻粉、蟾酥等中药组成）。

1973年，张亭栋、韩太云用“癌灵注射液”（“癌灵1号”）治疗6例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病人，病人症状都有改善，但在使用中有人出现了蛋白尿、头疼、高血压等症状。这一研究发表在《黑龙江医药》杂志上，是“癌灵1号”的开创性论文。

在以后的试验中，他们发现轻粉中含有汞，可影响肾功出现蛋白尿，蟾酥具有升高血压和强心作用，注射后病人会产生难耐的头痛，因而把蟾酥和轻粉都去掉了，而单味药砒霜的疗效并不降低。由于砒霜的主要成分是三氧化二砷，于是就直接使用，效果进一步提高。张亭栋说：“开始用的量少只有4毫克，当后来用到6毫克的时候临床就表现出好的迹象，这样我们就有信心了。而且副作用很小，所谓的头疼、蛋白尿就没有了。”

1979年，张亭栋等发现“癌灵1号”治疗后存活4年半和3年的两例病人，皆为急性粒细胞性白血病。于是张亭栋和荣福祥在《黑龙江医药》杂志发表了题为“癌灵一号注射液与辨证论治治疗急性粒细胞型白血病”的研究论文，总结了1973-1978年治疗急性粒细胞型白血病55例。

进入80年代，张亭栋等将主攻方向锁定在急性粒细胞白血病上，并且发现对M3型白血病效果尤为显著。1992年，孙鸿德、马玲、胡晓晨、张亭栋在《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发表的“癌灵1号结合中医辨证治疗急性早幼粒白血病32例”。

1996年，世界著名学术刊物《血液学》（Blood）发表了由陈竺和张亭栋撰写的论文。该杂志点评认为，这是一篇创造性论著，首次发现氧化砷诱导白血病细胞凋亡，这是继维甲酸之后，中国学者在血液学研究领域内的又一次重大突破。世界著名杂志《科学》也发表了题为“古老的中医学又放出新的光彩”的述评。

此后，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美国杜邦科学技术创新奖、中国专利优秀奖、国际发明专利奖陆续花落张亭栋，而且相关药品通过美国FDA特批正式上市。

三氧化二砷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研究过程，是传统药物走向现代药物的一个典型过程。青蒿素的诞生，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治疗疟疾的传统药物和疗法多如牛毛，直到喹啉和青蒿素才完成传统药物向现代药物的转型。我把这一研究过程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1）提炼科学问题；（2）寻找对症方药；（3）筛选有效成分；（4）精确量效关系；（5）降低毒副反应；（6）获得循证依据。

被称之为化学疗法（chemotherapy）的奠基者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1854-1915），他的首要贡献就是发现梅毒的治疗药物新胂凡钠明。此前的传统药物，从“汞剂”到“砷剂”，从草药到复方，人们经历了漫长的探索阶段。我国明代医家陈司成1632年撰《霉疮秘录》，是较早的梅毒专书。该书论述了梅毒的传染途径，对一、二期梅毒的硬下疳、扁平湿疣、梅毒性斑疹、环形丘疹、白斑、鳞屑损害、晚期树胶肿损害，骨关节和神经系统受累症状，胎传梅毒的特殊表现，都有相当准确的描述。提出必须彻底治疗等原则，重视预防和防止复发。首创用减毒无机砷剂治疗梅毒的方法。书中列病案29则，载方55首，并述配制及运用方法。在《宜忌》中列举误治病例6个，分析了药物与饮食宜忌的具体要求。

但直到1910年，梅毒治疗仍乏良策。埃利希的成功源于一位英国医生，他发现的染料“阿托西耳”（atoxyl，学名氨基苯胂酸钠，一种砷加染料苯胺的化合物）能杀死锥体虫治疗昏睡症，但有严重的副作用，即损害视神经导致失明。埃尔利希想：能不能对阿托西耳的分子结构加以修饰，保持其药性却又没有毒性呢？于是，他让助手们合成了千余种阿托西耳的衍生物，一一在老鼠身上实验。有的无效，有的则有严重的毒副作用，只有两种似乎还有些前途：编号“418”和“606”的衍生物，606于1910年上市，商品名Salvarsan（萨尔瓦桑），这是第一个治疗梅毒的有机物。1912年，溶解性更好，更易操作，但疗效稍差的新胂凡钠明（同为砷化合物，914）上市，开辟了“魔弹”治疗的新阶段。再到上世纪四十年代，青霉素的诞生，梅毒这一感染性疾病的病原学治疗，才有了真正的意义上的低毒高效药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