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真是不同寻常，所幸能持续追寻远古之印迹而暂时忘却眼前之烦恼。年夜贴出“两周马车的轮径和轨距”，其后注意到一年留存博文恰好百篇，自己也觉得惊奇，站在窗前出神许久。容我列出劳作之余的些许得意。

1    花费了一个月确认西周青铜器的真伪、先后，再花费十天排出昭王至幽王的金文历谱。贴出之后方才发现，《古本竹书纪年》“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 而共王元年BC938，受命元年为BC1038年；“武王至幽王二百五十七年”和“西周二百五十七年” 而幽王末年BC771年，武王克商在BC1027年。两者与《史记·周本纪》受命十二年克商恰好构成闭环，愉快地放弃了断代工程选定的克商年BC1046 年。受命元年元旦恰好为冬至，且恰好为金文常见的初吉丁亥。

《古本竹书纪年》“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即商朝积年508年；基于殷商亡于BC1027 年，汤灭夏在BC1534 年而非断代工程的BC1600年；偃师二里头第四期的C14测年下界BC1520 年恰好在误差范围之内，邹衡、刘绪等先生主张的“二里头一至四期完整地属于夏朝”能够成立；其后夏南撤至武汉盘龙城，则是我基于尺度的猜测。

2    觉公簋铭文“唯王廿又八祀”没有月日和月相；可惜，昭王之前都没有二十八年。林沄先生的复旦讲座说“或伪”，而觉公簋恰好不是适用周尺21.5 cm 而是尺长22.5 cm：口径18 cm八寸整、底径13.6 cm六寸过1.0 mm、通高12 cm不整也属正常，基于照片两耳相距21.6 cm似应为23.6 cm 即一尺零半寸；致信朱凤瀚教授竟得到了回复“有机会时请国博保管部的先生们帮助再测一下。……此簋铭文应没有问题”。

 “隹王七年十又三月既生霸甲寅”的牧簋铭文，周王承认王朝官僚系统缺乏自律，官员腐化不堪、不遵先王制度而虐待百姓。其年代说法众多，但恰好可排入懿王末年十三月，即批评时政者为即位之初的懿王之叔孝王，而说孝王在即位七年后批评时政似不合情理。

因清华简《摄命》注意到张政烺先生的审稿意见，所说“隹十又九年四月既望辛卯的 (走马)鼎或伪”可信；自己检索文献疏漏，而查验铭文核对历日时竟未能注意到“皇”字明显有误。好在其日期与“唯十又八年十又三月既生霸丙戌”吴虎鼎相容，对四个月前所排金文历谱恰好没有影响。

 “元年既望丁亥”蔡簋，基于铭文内容可入夷王世——夷王为懿王之太子，承叔祖孝王而为王；脱漏月份而可入二月，丁亥十七日合于既望，懿王、孝王、厉王、宣王元年的所有丁亥恰好均不合于既望，两个月前排定的历谱不需调整。夷王元年正月朔儒略历1月24日偏晚——周历岁首目标为冬至，或许因改元而年前置闰，恰好可以猜测，蔡簋所记册命或许在子月十六日——本该的正月，而非前述二月十七日；铭文脱落月份乃是有意为之而非疏忽。

上天保佑，将来见到的西周铭文日历也能恰好排入我的金文历谱。

3     通常所说“夏历建寅、殷历建丑、周历建子”并不可信。基于甲骨文中气象、物候等记载，猜测殷商正月相当于农历八月前后，岁首目标秋分；贴出博文后十天无意中看到八十年前的论文，“董作宾. 殷文丁时卜辞中一旬间之气象纪录. 气象学报, 1943,(Z1):1-3”，足以否定殷历建丑(正月为农历十二月)，且恰好可以为拙见提供佐证。

西周初年的《诗经·七月》中“一之日至四之日”等就是以秋分、冬至、春分、夏至分割的四时，而诗中月份就是以冬至为岁首目标的周历，与诗中物候恰好相符。

基于青铜器铭文历日排谱，“西周前期建子和岁首靠近冬至的建丑，而后期建丑和岁首靠近冬至的建子”，与陈美东先生基于《春秋》确定“鲁历前期多建丑而后期多建子，但约10% 年份有游移” 恰好协调。这可是排谱之后的发现呢。

4    我确定了先秦五个尺长，但尚未得到学界认可。石门刘浩朋友送来清·钱泳《履园丛话》中一页，有“曲阜颜氏所藏周尺较于今尺(清营造尺32.0 cm)则六寸七分”可得尺长21.44 cm，与两年前基于器物确定的周尺21.5 cm恰好相同；跟进搜索看到薛学潜致叶恭绰的一封信，信末“新获骨尺，其长当真周尺八寸四分有奇”，依其“真周尺当清营造尺之六寸四分八厘九毫，207mm有奇(207.65)”则骨尺长174.4 mm 过，与笔者所定夷尺17.6 cm 恰好相当。江苏镇江、常州以及浙江湖州出土的商代晚期至周初陶器适用先周尺18.5 cm，恰好可以用“太伯奔吴”解释。

5   同学离校后的2022年6月13日，寒假之后第一次到图书馆借书，八层大楼或许读者只有我一人—— 暑假之后还一次没有去呢；想着两年来依靠一根网线勉强维持着学术生命，眼泪浸湿了口罩，远处的太行山也就看不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