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7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大向李鸿章建议进行教育改革，为此，清朝每年要在教育上投入100万两白银。
　　对于李提摩大的这个建议，李鸿章的答复是：“中国政府承担不了这么大一笔开销。”
　　李提摩太说：带来百倍的收益。
　　李鸿章问：“什么时候能见成效？”
　　李提摩太回答：“需要20年才能看到实施现代教育所带来的好处。”
　　李鸿章说：“我们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
　　之后，雷同的场面在历史上不断重演。
　　在1898年，近代改革家王照对康有为说：“我看只有尽力多立学堂，渐渐扩充，风气一天一天改变，才能实行各种新政。”
　　康有为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如何来得及？”
　　在1905年，严复与孙中山在伦敦会面。严复说，中国的根本问题在于教育，革命非当务之急。他说：“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之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之于丁。为今之计，唯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手。”
　　孙中山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
　　这三次对话实在意味深长。或许，近代中国的诸多悲剧就蕴藏于此。
　　在中国近代史上，李鸿章是洋务派的代表，康有为是维新派的倡导者，孙中山是辛亥革命的领袖，他们的思想观念和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也各不相同，但是，他们改造中国社会的那份急切却是一样的。从好的方面讲，这表现了几代政治人物对国家强大的热切期盼，“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他们都希望祖国尽快富强。可从另一个方面看，是不是也可看出他们的“不耐烦”和内心焦躁？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的重要性谁都否认不了，可是，办教育见效慢。李鸿章、康有为、孙中山等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总想通过政治谋划，快速地完成社会改造。可他们的每一次政治谋划，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他们不愿意耐心经营、慢慢等待，总想争取时间，反而浪费了机会。中国人也因此变得一拔比一拨焦躁。中国社会一次又一次地在时不我待的焦虑中迎来变革，一次又一次地在动荡不安中接受心理煎熬并丧失机遇。
　　一百多年前，就有先贤一再建议下大力气办好教育，可是，直到今天，中国的教育还是饱受诟病，这怎能不让人唏嘘不已！（原文完）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最近看到北大清华争取进入世界一流大学，世界一流的排名真的那么重要吗？是的，当北大清华向世界一流大学冲刺时，并且这个事成为国家意志、民族期望时，我们要不要再反思一下自己，在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时，我们会不会又显得急躁了。建设一流大学，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也不是一二十年的事情，而是靠一代代人们踏踏实实的耕耘，大学本是一块相对于社会而言的净土，如今，中国社会如此急躁，带来的问题也多，北大清华作为中国一流大学，也应该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要只看着世界一流的排名，好好去经营一个知识、精神的家园。古话说“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我想，清华北大还是先不要想着去做世界一流吧，先踏踏实实地做一个大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