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2008年4月8日我对蒋高明老师的博文发表评论说：“我们身边的事后诸葛亮很多，原因之一是事前诸葛亮不受待见。蒋老师2004年发出的警告，2008年应验了。笔者在1997年第7期《科技导报》发表文章，“从保证六分之五工作时间说起”，警告在新形势下科研人员的工作时间不能真正用于科研的问题。同样，没人理睬。2008年3月10日《科技日报》发表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齐让的文章说，据科协调查，中级职称科研人员用于科研的时间只有61％，副高级职称和正高级职称的相应百分比是53％和38％。这回是官员说话了，不知有没有用。” 下面贴出《科技导报》当年的那篇短文。）

 

从保证5/6工作时间说起

 （发表于《科技导报》1997年第7期）

 

武夷山

（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 北京  100038）

 

在即将进入21世纪的时候，“科技兴国’’战略方针正激励着广大科技人员努力奋斗。但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要想把“科教兴国”口号落到实处，工作将是艰辛的，道路将是漫长的。历史表明，科研活动总是易于受到不同种类的干扰和制约，而这些干扰和制约所表现出的长期性、顽固性和严重性却是相当惊人的。在此仅以人们也许已经淡忘了的“保证5／6工作时间”问题为例，作一剖析。

    早在1956年初，周恩来总理在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就明确提到，要“为他们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保证每周至少有5／6的业务工作时间，并同时着力解决图书资料、工作设备及助手配备等问题”。

    1960年12月国务院又专门发布了“关于在科研机构中坚持8小时工作制和保证科学研究时间的通知”。

    1961年，聂荣臻同志在向中央政治局所作的“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又说到，今后“5／6的工作时间必须有保证，不得占作他用”。

    长期主持科委工作的武衡同志，1972年曾尖锐指出，保证科研人员5／6的时间搞业务工作，从来未能落实过，并指出，这是“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后果。

    1977年8月，邓小平同志复出后，亲自召集科教工作座谈会，有13位科学家、13位教育家及科技战线领导共30多人出席。小平同志在会上再次提到，“至少必须保证5／6的时间放到研究工作中去”。

    1978年，小平同志在著名的“3．18”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又强调说：“我们说至少必须保证5／6的时间搞业务，也就是说这是最低的限度”。方毅副总理也在大会报告中提出要做好12项工作，其中一项就是“保证科研工作时间占5／6以上”。

    可见，广大科技人员及中央领导单就5／6工作时间问题，上上下下就已呼吁20多年了。

    但20多年下来，科研人员仍深切感到业务工作时间被挤占、被耗费始终是制约发挥潜能的主要因素之一。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人们似乎不再听到“保证5／6工作时间”的呼声了。因为在新形势下，制约科技人员(尤其是基础研究人员)发挥潜能的主要因素早已变迁为科研经费短缺了。但我们仍不能不注意到，若将科研人员为争取科研经费而四处疲于奔命的时间扣掉，他们剩下的科研工作时间大概也是很难保证“5／6”了。同理，5天工作制后，“4／5”势亦难以保证了。

    再者，1956年周总理提到的“图书资料、工作设备及助手配备”等问题不仅长年未获解决，而且问题愈演愈烈。仅以图书资料为例，我国绝大部分图书情报机构都面临采购经费严重不足的困境。如笔者所在的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原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在80年代曾订有8000多种外文报刊，那时尚能较好地满足各方读者的需要。但由于外文报刊不断涨价，而国家拨给的文献采购费用却多年基本不变，再加上外汇并轨因素，结果所里外文报刊订购量剧降到不足400种。而且连年来还对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欠下一大笔外刊外汇债。外刊订阅如此之少，以至所内的期刊阅览室经常呈现出门可罗雀的凄凉景象，每天读者流量仅几十人。

许多科学家惊呼：图书情报资料严重短缺已成为制约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新的瓶颈。如何解决“5／6”、图书资料以及科研设备落后等老大难问题，大家正翘首以待。希望在“科教兴国”新国策下，无须再呼吁、再期盼另一个20年了！

（责任编辑    蔡德诚）

转载本文请联系原作者获取授权，同时请注明本文来自武夷山科学网博客。
链接地址：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1557-20993.html

上一篇：朗费罗诗：建设者（武夷山译）
下一篇：新儒家思想与我国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