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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顶巨商

已有 1126 次阅读 2024-3-31 06:59 |系统分类:人物纪事

红顶巨商

     葛维亚        

       我的岳父陈秀翘出生于1911年农历8月16日,几乎和辛亥革命相伴。岳父的母亲四十多岁才生下岳父,因有了前面男孩全部夭折的痛苦经历,对幼小的岳父倍加呵护。五岁才给他断奶,由于全家人的细心照顾,岳父平安度过了幼年与童年。家人生怕岳父劳累而伤害身体,只准他读了三年私塾就强迫终止了他的学业。家人希望岳父和祖辈一样,走从商之路。        

       陈秀翘的岳父是中国当年最有名的美丽牌香烟的老板,也是著名的亨得利钟表店大股东。岳父14岁那一年,只身去上海亨得利钟表店学徒。他聪明好学,勤奋上进。每天清晨5点起床,在梯子上爬上爬下,将店里挂在墙上的所有大钟上好发条,对好时间。他虚心向店里所有的人学习营业、包装、珠算、记帐、盘点、进货、发货以及修理钟表眼镜等业务,进步极快。他主动承担打水、扫地、做饭、倒痰盂一类赃活累活,深得老板赏识和师傅们的喜欢。他常常利用早晚空闲时间阅读与商业、贸易、历史、地理、文学有关的书籍,苦练毛笔字,学习书写家信,竟无师自通。1936年岳父25岁,被派到两千多里外的湖北老河口地区担任亨得利钟表经理。这件事在家里引起不小的震动。        

       岳父去老河口后,整修门面,改善服务,广交朋友,采取各种促销措施,短短时间使商店营业大有起色。因成绩突出,于1938年调任四川万县,同时担任亨得利和大西洋两家钟表眼镜店的经理。不到几年时间,两家商店十分红火,营业额猛增,两家商店在当地已崭露头角,名声大振。在骄人业绩面前,岳父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认为经理再大,薪水再高,仍“寄人篱下”,受人指使。不如自己当老板自立门户,才有可能发迹。他平时省吃俭用,积蓄钱财,终于在1944年把原来大西洋钟表眼镜店所在的一栋四层楼房全部买下,经过彻底装修后,开办了一家带有加工作坊的银楼,专门从事金银、珠宝、首饰等销售和加工业务。营业不久,由岳父刻苦努力,完全掌握了利用试金石准确判断黄金成色的高难技术。

       这座银楼位于万县市中心最繁华的街道上,由于岳父苦心经营,大大扩展了营销范围,他亲自去重庆、广州、香港等地进货,又把销售网以万县地区为中心,延伸到四川达县、涪陵、重庆一带,因而变成万县市赫赫有名的亿万商家。

       此时的岳父已跻身于富商之列。银楼的规模和名气远远超过了当年的两家钟表眼镜店。经过5年的呕心沥血,到了临解放前,商业资本除一栋四层楼房和流动资金几十万美元外,还有黄金700两,1-2克拉一个的钻石、翡翠、红宝石、兰宝石等共有上百颗,以及包括几个非常贵重的铂金干锅在内的成套加工设备。        

       岳父一生为人正直、谦逊,时刻牢记“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的祖训,对人热情大度,以诚信为本,视信誉为生命。他在商言商,却非常痛恨狡猾奸诈、吭蒙拐骗的奸商作风。他常说:“生意场里要以品德、信誉、人缘、质量、价钱取胜,才能生意兴隆,人财两旺”。岳父憎恨国民党的腐败堕落,赞赏共产党的清廉自律。并常常以此教育子女。

       岳父一生洁身自好,生活严谨,从不去妓院赌场鬼混,也不与黑社会三教九流来往。他自小养成黎明即起,二更早睡的良好习惯。他认为穿戴整齐、公寓情调高雅是文明经商的一部分。他非常注意仪表,直到后来一贫如洗,单身一人在上海工作时,身上衣服仍然干净得体,所住的小房间整齐清洁,时令的生活必需品一应俱全,房内布设十分艺术,十分温馨。

       岳父是一个十分乐观的人。他兴趣广泛,喜欢读书看报,后来又迷上广播电视;对京剧和评弹更是情有独钟,年轻时结交京剧著名演员李蔷华与李微华姐妹,出钱赞助票友活动,并学习京剧唱腔,夜晚经常在自家银楼里和一些爱好京剧的职工又拉又唱,一板一眼,自娱自乐,显得格外热闹;他常常整月购买评弹入场卷,一次不漏的去欣赏他认为最有情趣、最有魅力的评弹艺术。就在他后来厉尽劫难,囊空如洗的时侯,仍然乐此不疲,情趣盎然。1977年前后,八一电影制片厂在离我故乡不远的鄞江桥拍摄电影《难忘的战斗》(根据小说《粮食采购队》改编),岳父步行十里去看热闹,对个人的得失毫不在意,还是那样开朗豁达,异常洒脱。直到晚年病入膏肓还在家门口种植花卉,喜做秋翁。

       岳父又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小时候在无人帮教的情况下,他很快学会骑自行车,而且会作出各种高难动作;学徒时未经师承,短时间突击自学,可以熟练的修理钟表眼镜;他不识简谱,更不懂五线谱,凭借个人天赋的乐感,可以在风琴上熟练弹奏很多歌曲,有时参加别人婚礼,应邀弹上一曲,博得一片掌声;他借多次去香港的机会,主动学习英语,时日不长,居然可以和洋人进行简单的会话;落难后为了生存,他自学新式财会业务,终于担任主管会计。

       岳父还是个思想开朗的人。他长期经商,亲眼目睹国民党政府的黑暗和腐败,亲身经受党、政、警、憲的敲诈勒索,十分痛恨旧社会。对共产党的反剥削、反压迫,提倡民主自由的主张非常拥护。但又怕共产党共他的产,于是解放前夕,准备全家暂去香港,观望一段时间。1949年就在已订好取道重庆去香港机票之时,我母亲不幸去世,去香港的计划只好放弃,全家留了下来。命运从此把我们一家带上了一条坎坷之路。      

       1949年岳母崔爱香不幸逝世,撒手人寰。她的逝世给陈家一家带来无限悲哀,全家失去了主心骨,顿时陷入一片混乱、一片绝望之中。特别在一大群尚未成年的子女当中,最大的陈文燕只有14岁,最小的还在襁媬之中,正需要慈母的哺育、照料和关爱。可是她永远离子女而去,这种“少年失母”给幼小心灵带来的创伤,是无法愈合的。岳母的离去,也使岳父一筹莫展。既要经商赚钱养家糊口,又要双亲重任一肩挑,独自承担照料子女的责任。岳父的精神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在众多亲友反复劝说下,岳父才同意再娶。由于他名声在外,不少有钱人家托人上门说媒,骆绎不绝。他执意不要名门贵族的千斤小姐,也不要年轻漂亮的交际花,只求找一个贤良温顺、富有同情心的良家妇女。并且立下一个规矩,他找的对象要子女满意才行。每次相亲岳父把长女陈文燕当作子女们的代表随身带去,回家后再征求子女的意见。岳父的良苦用心天地可鉴!最后选定一位年届35岁,接受过小学教育的未婚女子邓运梅,邓运梅毫不犹豫的答应了这门亲事。1951年他们举行了隆重的结婚典礼。邓运梅的父亲当时在中央银行担任高级职员,家境殷实,喜逢独女出嫁,陪送的嫁妆格外丰富,其中还包括十两黄金和一些名贵首饰。        

       我妻子陈文燕的生母去世后,陈家里的不少黄金珠宝由她保管。由于陈文燕年幼,不知道这些物品的贵重,全然不当回事。继母一进门,主动交给继母保管。

       从陈文燕生母去世到继母进门中间,神州大地正经历了改天换地的变化。在喜气洋洋欢庆解放的同时,厄运也一步步的向岳父陈秀翘走来。

       1949年四川万县解放后,岳父陈秀翘准备关掉银楼,收敛钱财,返回宁波故里。此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银楼的一个贴身职员崔炳法,岳父一直委托他在重庆进货,他却乘机拐走三百多两黄金,溜之大吉。追查再三,毫无结果。        1951年陈文燕继母和两个弟弟随同岳父陈秀翘先行离开万县去上海。我的的妻子陈文燕和几个妹妹暂留万县继续学业。暑假一到,陈文燕带上妹妹们和三个大箱子取道武汉乘船也去上海,在武汉中转时,陈文燕在街上给妹妹们还买了衣服。此时岳父家落脚于上海外滩附近的河滨大楼四楼22号的豪华套间内。这是一家高级公寓大楼,很多洋人住在这里,名气很大。      

       来到上海,岳父仍然想在商业方面发展。曾和最要好的朋友,即上海西门子钟表店老板的儿子策划开办一座工厂,同时靠朋友帮助,以广西南宁为中转地,从境外购进900只英纳哥手表,通过邮局寄到上海后被海关扣押,武断的认为是偷税违法行为。岳父多次去海关申辩,提出货物尚未到收货人手中,更没有把手表买出去赚得利润,怎么能叫偷税?可是海关人员蛮不讲理,把手表全部没收,从此留下祸根。岳父预感到上海今非昔比,已不是资本家的天堂,经商之路荆棘丛生,定会断了全家的生计。经宁波姑妈再三催促,父亲和继母商量后,决定举家迁回浙江老家宁波的鄞县后隆。        

       为了生存,1952年岳父陈秀翘一家第一次从城市落户农村,返家的路上充满悲凉,充满凄苦。那时全国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上海海关把有关手表的材料报送宁波公安机关,岳父被无端扣上违法偷税的“罪名”抓进牢房,不久送苏北一个农场劳改。在农场他不断含冤上诉,说服和感动了一个政治指导员,一方面安慰他,另一方面帮他递交申诉书,终于洗去不白之冤。此时他已身无分文,指导员和一些难友纷纷凑钱,为他解决盘川,送他上路。他经过整整一天的长途跋涉,才到达一个小火车站,坐车赶往上海。一路上钱已花光。只好去西门子钟表店师傅那里求援,得来的钱除买张火车票外,又为亲戚和孩子们买了很多糖果带回。        

       岳父被关押后,我夫人陈文燕的继母决定带领子女回老家浙江宁波后隆乡下后,住在祖先留下的房子里,岳父只好以种田养家糊口,苦度时日。从万县返回时上海、宁波时,还剩有一些金银珠宝,由于种种原因,散失大半,其余由陈文燕继母保管,不敢随便再用。岳父自小学徒出身,对务农一窍不通,加上体力不支,无法养活一家人的生活。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岳父打算单身再去上海寻找出路。    

       1953年岳父陈秀翘父重返上海,开始住在朋友家里。带着他特意买来的试金石与修理钟表眼镜的工具,首先去银行求职未果,再去钟表店找差事又屡遭拒绝,问题在于他出身“资本家”,在“三反”“五反”刚刚把资本家搞臭的大上海,有谁胆大包天敢给蒙难的资本家一碗饭吃呢?万般无奈,只好再碰碰运气了。一次偶然机会,岳父走进位于南京路江西中路一带的楼外楼餐馆,向店主提出只安排一个简单住处,不要一分工钱,无偿给餐馆打杂的要求,好心的店主答应了他的要求,使他兴奋异常。岳父是个勤奋的人,餐馆里的扫地、洗碗、淘米、洗菜、样样抢着干,打佯后主动打扫房间,还有时替会计当下手,顺便学习一些有关业务。1956年公私合营,岳父转为正式职工,不久当上上海市饮食公司会计,每月工资40多元。1958年岳父调至三八饮食公司当会计。由于岳父勤奋积极,帐目清楚,群众关系好,后被提升为主管会计,工资也调高多次。领导为了照顾他,特意在寸金之地的四川北路分配他一间面积很小的单人住房,这给陈文燕一家来上海有了一个栖息落脚的地方。岳父在这里一干二十多年,直到退休

       现在,岳父已经驾鹤西去多年,但愿他老人家与天地共存,与日月同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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