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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小故事。
第一个发生在去年冬天。
我在欧洲参加一个会议。一个与会议议题相关的创业公司老板D博士带着学习和建立人脉的目的前来参会。他知道我是中国人后,拿出一个名片,说这是一位中国教授给他的,看我认识不认识,后面加上一句:我这辈子从没有见过这样的名片!(I have never seen a business card like this in my life)。我问:“为什么?”
“看看这些头衔!”D博士一脸懵懂的说。
我仔细看看,原来方寸大小的名片60%的篇幅都用在了罗列各种头衔上:除了常见的教授,博导,还有一堆院长、主任、主任委员、编委、编辑等等,最有趣的是还加上了一个XX单位“原X长”。我笑笑说,“看来你遇见了一个大人物!”
D博士依然一脸懵懂,然后悠悠地、但一针见血地提出来他的疑问:“既然他有那么多头衔,还告诉我XX课题他们从十年前就开始做了,为什么我从没有读过他的论文,他的名字让我很陌生?”
我解释说,在我国古代,名片远比今天的作用大。今天名片的作用是为了方便人们联系,留下姓名、所属机构和联系方式即可;但历史上在东亚,名片上还常常写上籍贯、家世、出身等等信息。这位教授显然是为了尽量多的提供自己的信息。
强词夺理完之后,我摸着自己一脑门的冷汗,不知道面子找回来没有。但是我从心底里希望在对外交流的时候,大人物们能入乡随俗、化繁为简,简简单单写上“职务、单位、联系方式”这样有用的信息。尤其在学术交流中,声誉的建立完全不依靠所谓的头衔。除非是世界知名的机构,对方也往往搞不清您所在的委员会、编委会、各种级别的重点实验室等等声誉如何、地位又怎么样。
在之前的博文里,我引述过英国历史法学(comparative jurist, historian)创始人亨利·詹姆斯·萨姆那·梅(Henry J. S. Maine, 1822-1888)在《古代法(Ancient law)》里的那句话:“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The movement of the progressive societies has hitherto been a movement from Status to Contract.)”。我们的特色名片,说明身份还在起着比契约更为重要的作用。因为在契约社会里,职业和身份,本身就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不需要额外的包装。倘若实在需要这样的名片,我出个主意,做两个版本吧,对外交流,用那个简化了的。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几周前。
某处走廊的海报栏里突然贴出一个讲座的海报。讲座是中国学人(学生)团体组织的,演讲人来自中国,看来是一位年轻的学术新星,根据简介看成绩不少。最后一段的最后一句最为有趣:已在国际刊物发表文章若干,累计影响因子21。对,21,我印象深刻。站在旁边的一位同事像是自言自语的说,这是什么意思(What does this mean)?它什么也说明不了(It means nothing)。
IF的讨论是个老话题,突兀的放在海报里,它的确什么也不代表。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也许它代表你发表了一篇很高影响因子的文章,但也许未来5年没有人关注或者引用;对于有些学科,也许它代表了你用几篇文章的篇幅,已经足以建立自己的学术地位——比如不少学科,2-3的影响因子的期刊已经是顶级了。这种评价在交叉学科里尤其模糊:举个例子,倘若你是一位生物医学工程师,发明了一种技术,用在两个医学领域,都解决了某个医学问题,但发表的论文带来的影响因子会悬殊很大:比如肿瘤学科,和口腔医学。
我曾经在一个聚会上听到两个大学高管笑着讨论数字化的评价机制。一个学术副校长,指着他身边的副教务长说,这家伙的H指数是我的10倍。当然,他是开玩笑,数字是真的,但什么也不代表。副校长是人文地理的教授,早早就建立了学术地位,但是再拼,在影响因子和引用指数上也拼不过做基础医学研究的副教务长。
任何的评价机制都有可取之处,但也必定有短板。迷信某一种指标是很危险的。像著名数学家创立了分形几何学的曼努瓦·曼德布洛特教授(Benoit Mandelbrot)说的:“如果像体育竞赛一样,把竞争(比较)放在一切之上,科学是会被毁掉的(Science [would be] ruined if-like sports-it were to put competition above everything e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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