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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识分子:周光召 精选

已有 31866 次阅读 2010-5-1 09:50 |个人分类:文化|系统分类:人文社科| 科研, 中国科学院, 周光召

 
学者是否好,不看外行的毁誉,而在业内的口碑;
 
伯乐是否好,不看选马的数量,而在他们的影响; 
 
领导是否好,不看在位的权势,而在退后的声誉。
 
写批评文章容易。但是,颂扬做过领导的人,容易怕受误解而胆怯。本文是八年前写了几段停笔,到写的对象已多年不任领导职位的现在方完稿。
 
我非常佩服周光召先生:他是中国近三十年最杰出的科技界领袖。他是一位有多种才华、成就卓著的智识分子。
 
周先生成长于外敌入侵年代,工作在动荡年代,成就于中国较多方面条件较差的年代。
 
周先生经历丰富,成就卓著。他既在理论物理有建树,也对核武器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他横跨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他担任行政领导后,又为中国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他的经历和成就,在中国极少有,世界也不多见。
 
周先生从未改变其学者本质。他长期对科学有本能的好奇。与他交往过的国内外科学家,都不难体会他知识渊博、思想深刻。他很关注并了解一些生命科学研究,满怀兴趣,而且提出有趣和有见解的问题。
 
周先生担任领导,不是做官、而是做事。他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初期,国家领导由于对经济发展的理解和眼光有限,曾公开表示不支持中国发展科学,特别是基础科学。周先生忍辱负重,积极工作,保持中国科学的基本力量,并坚持进行改革。也许可以说,中国科学院近30年以来最重要的改革措施之一是确立所长负责制。这个改革,对于中国科学院的发展,迄今仍然起到重要的作用。与之相对的一个缺憾是,校长负责制是迄今国家未能在教育部门确立的一项重要改革,成为长期困扰相当多大学的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周先生任人唯贤,支持了多种人才。他选拔的科学院副院长,来源不限于科学院,而包括大学和其他不很受注意的科研单位。他的支持,已经被证明有先见之明。这也影响了北京大学、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中国科协等。
 
周先生特别支持年轻人。中国的有些领导(可能相当大的部分)把职位当成权力,把自己当成利益分配者。而周先生发现和支持很多年轻人,判断他们的专长,看重他们的才华和人品,了解他们的需要,支持尚未得到广泛认可的一线科学工作者和技术发明者。
 
周先生支持人和事,并非次次都对。任何一个像他一样支持过这么多人和事者,也不可能都对。他的出发点首先是出于公心,而且总体而言,他的成功率较高,失误率较低。
 
  
周先生还客串过风险投资家。80年代到90年代初,科学院因为多种原因鼓励部分科技人员进入经济发展领域,他们创业过程中常需科学院支持。到一定规模,会希望周先生参与决策。“联想”便是其中的一个成功案例。在当时的情况下,科学院能支持出联想这样一个大型企业,就是很大的成功。其中几个关键时刻,科学院冒了相当大的风险。风险投资,不要求次次成功,而需要几次大的成功。周先生的客串,可能一些专业风险投资家也钦佩。
 
周先生敢于承担风险和责任。1989年 6月左右,他亲自乘车送多位访华的国外科学家去机场,不仅用语言说明国际交流对中国的重要,而且以自己的行动感动国外科学家,使他们迅速恢复与中国的学术交往。他还直接找到国家领导人,得以保证在科学院内不进行整肃。一般在这样的时候,关心自己利益的官员是跑得越远越好,而另外一些人可能简单激动而于事无补。周先生在夹缝中果敢而稳妥地处理好了许多事情。为了中国的科学事业,在紧急时刻,他亲自对外对内做的这些事情,个人风险很大,而迄今知情者不多。
 
周先生考虑全局利益,而不拘于局部利益。这在我国担任领导职位者中比较少见。他自己是清华的本科生、北大的研究生,以后在科研院所。他支持的人和事业,不限于他领导的部门,当然更不限于物理相关的专业。仅就我所知,他支持过多位生命科学领域从事基础和应用的研究者。
 
周先生有机遇好的时候,也有机遇差的时候,他都尽可能做好。可能很多人会想到他机遇好的时候,但他任院长时期的中国科学院,在国家重视、经费支持和社会环境等方面,都不能算好。科学院和大学很多人出国,有些所最强的中青年大部分走了。所长能继续维持就不错,甚至难以找到好的所长。而周先生不仅坚持了,还做了必要的、至今仍在起作用的改革。这让人不禁感叹,如果当时有更好的机遇,周先生可能带来较显著的量和质的飞跃。
 
我和周先生的交往始于1995年。对人的尊重不该来源于权力地位或者收入,而是真才实学和为人。以前我也年轻气盛过。对于担任官职的,我先不信其能力,因为中国报刊可信度有限,我也怀疑对于那时国内宣传的学者。因为我无物理学专长,不能判断物理学家,最早使我认识到周先生是杰出物理学家的,不是报刊上对两弹一星的报道,而是偶尔读到李政道说的(大意):不仅在你们里面,就是在我们里面,周光召也是佼佼者。周光召成为中国科学院的领导后,有一次在国外,我听到他的发言,觉得其内容令人印象深刻。
 
鲁白、梅林和我1995年开始到中国做一些工作,首先得到周先生支持。那时,我们仨都是助理教授。但是,周光召和许智宏老师着力支持我们开始做的两件事情(在上海办实验室和在中国开小型高质量科学会议),都长期延续:上海的实验室后来融入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分子和细胞神经生物学会议,1998年第一次在北京召开后,移师香港,迄今已经11年,可能还是中国最有交流成效的科学会议。 
 
德国科学家施瓦茨和我主持中国科学院上海交叉学科研究中心时期,我也听说德国马普学会对周先生的赞誉。对于王晓东主持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这个科学体制改革的试验,周先生不仅了解情况,而且在危机时刻大力帮助。
 
写这样的短文,是记述简单的感受,希望让接触中国科学家还不多或不全面的人看到中国更多的方面。中国是由努力工作的人、不工作的人和做负功的人组成的。也许各个国家都是这样,但是相当多的人担心中国后两类太多了。那些有才能而又诚心为中国工作的人,他们的成就和风范激励我们更多的人尽力为中国进步而努力。对于我个人来说,决定全时回国,可能内心在一定程度上也与受周先生这样的科学家感动有关,他们都是在艰苦情况下在国内做出非凡的工作的。而我们的条件,至少是硬件,比那时好多了。看到在中国科技界从领导层到基层都有令人钦佩者,应该增强大家对中国发展的信心。
 
希望更多的人能从周光召先生的实践中体会其精神,能多做一些我们时代条件所允许的更好的工作。
 
2002年4月13日动笔,2010年3月22日完稿,4月2日定稿。
发表于2010年4月《科学文化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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