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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科学家千万不能得罪文化人:化学家刘树杞和科学救国之路

已有 20213 次阅读 2007-1-27 20:52 |个人分类:科学人文|系统分类:人物纪事

0011:科学家千万不能得罪文化人
-化学家刘树杞和科学救国之路之中道崩殂

2007.1.27

一、一段公案

文化人掌握着书写历史和影响大众的笔杆子,所以科学家千万不能得罪文化人,否则轻易地就会在历史上和大众心目中留下坏名声,才不管你到底是好是坏。

这事还得从鲁迅在厦门大学受到所谓排挤的事谈起。

去年11月我去厦门大学开《物理化学发展的瓶颈与思路》研讨会,间歇中看到凤凰卫视评论厦大恢复国学院一事,说是了了厦大老校长林文庆当年的心愿。评论中还提到鲁迅1926年底在林文庆当政时,在厦大受到校方迫害,愤而去了广州中山大学,所以以后林文庆在大陆官方一直没有得到正面的评价,云云。

离开厦大时,我为此事讨教于从上大学开始就一直在厦大化学系的谢兆雄兄。老谢告诉我林文庆是厦大建校时最早的校长,对厦大贡献最大。他还说厦大早期发展之所以很好,很快就成了中国南方最好的大学是因为起点高,请到了当时最好的学者作老师,现在厦大的基础,都是那时候开始就打下的。

众所周知,厦门大学化学系现在有八九个中科院院士,是国内化学界最强的化学系之一。听了老谢的话之后,我便准备回京后好好了解一下厦大和厦大化学系的早期历史,再看看到底林文庆是如何得罪了鲁迅。

网上关于林文庆的资料还真不少。可见以下几个网页:
http://www.csnn.com.cn/2006/ca446541.htm
http://www.fjsen.com/fjxy/qjmr/lwq.htm
http://www.zaobao.com/special/china/zaodian/pages/zaodian_nan061130.html
http://taihainet.com/houseInfo/ShowArticle.asp?ArticleID=49262

关于厦大国学院停办和复办的新闻,可见:http://www.hxdb.com.cn/docc/v_news.asp?vid=76889

网络百科全书Wikipedia对林文庆作如下介绍:

林文庆(Lim Boon Keng,1869年—1957年),字梦琴,祖籍福建海澄。陈嘉庚称他是“树胶种植之父”。长男林可胜,于对日抗战时,主持军医事务,官拜中将。
1869年10月18日出生于马来西亚槟城(一说新加坡)。
1887年,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院。1892年获医学学士和外科硕士学位,后又获香港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学位。
1895年,成为新加坡英国立法会的成员。
1899年,与人合资建立新加坡女子学校。
1921年到1937年,任厦门大学第二任校长,对学校初期建设影响巨大。
1929年,把《离骚》翻译成英文,印度诗人泰戈尔为他作序。
1957年1月1日在新加坡病逝。

从这个简历和很多资料看,林文庆无论如何都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人物。影响对林文庆的评价的事情,除了得罪鲁迅之外,主要是他曾在日本人占领马来亚的时期,被迫组织与日本人合作的“华侨协会”。以至于有人现在还在骂他是“华奸”。关于此,http://www.fjsen.com/fjxy/qjmr/lwq.htm网页上有如下记叙: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林文庆已是72岁的垂暮老人。日本侵略军占领新加坡后,急需利用一些社会上有名望的领袖人物来为其服务,而当时公认的华侨领袖如陈嘉庚等人,早已出走,销声匿迹。于是年逾古稀的林文庆在劫难逃,被迫出面组织了“华侨协会”,并筹集5000万元的“奉纳金”献给日军最高指挥官山下奉文,作为愿对日本的军事统治加以合作和支持的一种表示。林文庆被迫无奈,受尽煎熬。但他也利用“协会”及其“会长”身份,营救了一些爱国华侨。如“南侨总会”财政李振殿被日本宪兵拘捕后,就是由林文庆签具保证书而获释的。据当时在“华侨协会”当秘书的陈育嵩回忆,当李振殿被保释出来时,日宪兵队长水摩指着林文庆对他说:“呶!这位是你的救命恩人,快上去向他跪谢!”李当即跪下去,林文庆不知所措,两位历尽沧桑的老人,相对无言,老泪横流。又如古晋侨领黄庆昌等被日本水上宪兵拘捕,也是由“华侨协会”出面保释的。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当局豁免对他的谴责。”


关于鲁迅和厦大的过节,网上有一个比较一边倒的记叙。标题叫“从厦大逼走语堂鲁迅看门派之争和红眼之害”,可见如下网页:http://ido.3mt.com.cn/Article/200609/show483270c17p1.html

该网页中谈到:

“1925年是陈嘉庚事业的鼎盛时期。陈嘉庚与林文庆讨论以后,决定筹建国学院,聘请鲁迅、林语堂、顾颉刚、沈兼士、孙伏园等20多名著名学者。当时正式3.18惨案后不久,北京政治环境恶劣,教授们经常拿不到工资,面对厦门大学当时的超高薪,“半个北大”来到了厦大。沈兼士还提出了庞大的研究计划,林文庆表示同意。1926年10月10日厦门大学国学院正式成立,林文庆兼任国学院院长,沈兼士任研究院主任,林语堂出任总秘书,工作由沈兼士具体负责。‘半个北大’的到来轰动了厦大,新教授的风光很快就让原来厦大的教授们心态失去了平衡。首先失衡的是理科负责人刘树杞,厦大靠理科起家,经费、校舍资源等各项政策都向理科倾斜,国学院兴起后,分去近一半的研究经费,这让刘难以忍受。他利用自己掌管财政之便,几次逼鲁迅搬家。最后一次,居然让鲁迅搬到了厦大的地下室。更过分的是,鲁迅的屋子里有两个灯泡,刘树杞说要节约电费,非得让人摘下一个,把鲁迅气得够呛。刘敢这么做,是得到了校长林文庆的默许,因为校长也失衡了。前面说过,1924年的学潮就是因为他发表“尊孔”演说导致的。因为“尊孔”,所以他热衷于倡导国学,然而鲁讯、林语堂这些“语丝派”、“现代评论派”的学问和思想是决不仅仅限于国学的。”


原来如此,是国学院分去“进一半的研究经费”,让理科负责人刘树杞这个“小人”难以忍受,给鲁迅穿小鞋。那么,这个刘树杞是何许人也?

Wikipedia对刘树杞是这样介绍的。

“刘树杞(1890年~1935年),字楚青。中国湖北蒲圻人。1913年官费赴美国留学,就读于伊利诺大学和密西根大学,获学士学位。后入哥伦比亚大学深造,1919年获博士学位。1921年回国,任厦门大学教务主任和理科主任。在任期间曾和鲁迅有过交道。1928年春任湖北教育厅厅长,7月任国立武汉大学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8月任代理校长。与李四光一起选定珞珈山为新校址。这一决定使武汉大学成为中国最美丽的大学之一。1929年3月辞去湖北省教育厅厅长及武汉大学代理校长职。1930年夏任中央大学教授、北京大学理学院院长。刘树杞虽长期从事大学行政工作,他的学术成就也同样另人称道。刘树杞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从铬酸盐废液中电解再生铬酸的连续方法”,在生产应用后颇受欢迎。解决了困挠美国化工业长达二十年的问题。直到四十年代,还有人引用这篇文章。刘树杞毕生致力于化学的教学和研究,尤长于制革学和电化工程,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13篇。曾有著名化学家说过四十年代中国化学界顶尖人物大多受过刘树杞的教导。1935年,刘树杞因常期疲劳工作而英年早逝,得年45岁。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和厦门大学为他在北京香山万安公墓举行了联合公葬。”


厦门大学化学系对刘树杞是这样介绍的(http://chem.xmu.edu.cn/intro/lrld3.asp):

“化学系的第一任系主任是留美化学博士刘树杞。1921年初厦门大学建校之始,刘树杞博士就被聘请到校任职。刘树杞,字楚青,美国密西根大学化学工程科学士,哥伦比亚大学化学工程科硕士、博士,哥伦比亚大学化学工程科助教。刘树杞博士来校后,先后担任过教务主任、大学秘书和理科主任,担任化学教授。

    刘树杞一直在厦门大学担任理科主任,他努力为理科争取经费,争取编制,争取设备。在他的主持下,1926年6月和11月,总面积3万5千多平方的化学院、生物院两大楼的先后落成,为厦门大学理科的发展创造了优越的条件,加上教师们努力工作,理科的教学、科研成果显得特别突出。

    刘树杞博士是我国二、三十年代杰出的科学家、教育家,中国化学会对他的赞语是:"当今化学名辈,多出其门下"。刘树杞在电化学与制革学两方面,均有很高造诣,是我国研究熔盐电解的先驱,曾以《电解法制铍-一铝合金》一文享誉欧美。他担任化学系的第一任系主任。在他主持下的短短几年,厦大理科建成制革实验所。由于制革实验所是我国高校建立较早的科研与实验基地,更由于刘树杞是当年极负声望的化学家,所以,化学系在其创办初期,就在国内小有名气。

    刘树杞任化学教授,承担的教学,从1926年秋主持的课程可见,教学工作量还是很大的。该学期每周任课共11学时,有化学讨论会(2学时)、无机化学演讲(3学时)、实习(6学时)。他还编写教材《无机化学》一部。

    刘树杞博士在厦门大学一直担任行政职务。1921年7月林文庆到校任校长,刘树杞协助校长广聘教员,随即任校秘书兼教务主任职务,直至1924年教学机构调整,不再任教务主任。刘树杞曾两度代理校长职。1921年5月,邓萃英校长辞职,陈嘉庚任命时任校长秘书兼理科主任的刘树杞代理校长职务,直至新校长林文庆到任。1925年12月26日,校长林文庆赴新加坡,又将校长职务托刘树杞代拆代行。他还曾任校行政委员会、学生指导委员会、图书委员会、建筑委员会、奖学费补助费审查委员会委员,设备委员会委员长等多项职务。

    1927年1月刘树杞博士辞去厦门大学职务。离开厦大后,刘树杞博士历任湖北教育厅长、国立武汉大学筹委会主任、代校长(1928年7月到1929年春)、北京大学理学院院长。其间,刘树杞博士曾以湖北教育厅长身份于1929年6月19日到过厦大。

    1935年9月12日刘树杞博士病逝于北京。1936年2月,厦门大学理学院院务会议决议设立刘树杞奖学金,以纪念他对厦门大学理科建设和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


一点也看不出刘树杞是小人嘛。而且人家一直是厦门大学的领秀人物,不仅代理过厦大校长,而且后来还是武汉大学的创始人和第一任代理校长,还做过北京大学理学院的院长。如此人物,怪不得厦门大学理科一开始就厉害。老刘原来还是我们Columbia毕业的化学博士,这更使我有兴趣继续研究下去。

王治浩在“刘树杞在科学上的贡献”一文中是这样介绍刘树杞的。


“刘树杞在科学上的贡献,主要是电化学和制革学两个方面。早在第一次留美学习期间,他就开始做研究工作,并历任培根化学实验室、法国驻美化验室及美国窦法化验室等处的化验师以及哥伦比亚大学的化学讲师。1919年6月,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了很有价值的"从铬酸盐废液中电解再生铬酸的连续方法"的博士论文。此方法在生产中应用后,颇受厂家欢迎。当时美国新泽西州有个化工厂,铬盐废液含约10%的氧化铬,每月计达20万磅被白白流失,并污染了环境。而这种连续电解再生铬酸的方法获得完满成功后,不但可以回收有用物质,而且减少了环境污染,这在学术价值和实际应用两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此项发明,曾申请了美国专利,而且直到40年代,这一博士论文的成果,还在一些学者的专著中被引用。
 刘树杞热爱科学事业,毫不"以长为贵"。1929年春,他出于对国民党政府腐朽黑暗政治的不满,毅然辞去湖北省教育厅厅长的职务,请得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甲种研究员资格,再度赴美,在哥伦比亚大学专门研究制革学和电化工程,并很快完成了"电解制造铍铝合金"的著名论文。此法的研究成功,解决了当时工业上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20多年来,化学界普遍认为这一问题很难解决;但经刘树杞精心研究、埋头苦干,在一年之内便获得成功,成为当时化学界公认的卓越发明,欧美的学术刊物和报纸争相报道,并在美国商部注册。由于铍铝合金具有质量轻、强度高、抗腐蚀等许多优良特性,它的制造方法解决后,在航空工业、机器制造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他工作异常勤奋。在纽约时,同时进行电化学和制革学两方面研究,每天来往于哥伦比亚大学与柏拉提学院。两校相距须乘地下电车一个多小时,他早上七点至柏拉提学院研究制革,晚上回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制铍铝合金。天天这样早出晚归,连续研究,工作十分辛劳,但他总是兴致勃勃、怡然自乐。
 在制革方面,除在美国的工作外,回国后又与他的学生们作了较深入的研究。在矿物制革、植物制革、铬革上油、制革上灰、羊皮脱脂等方面,均有精确之测定和创新之成果。在镀铂和电解制钨及制铝方面,也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研究,并取得了有重大意义的成果。
 刘树杞做研究工作的特点之一,是立足于国情。他的指导思想是:结合本国资源、解决国计民生、繁荣国民经济。他考虑研究题目,十分注意与人民生活和经济建设密切有关的问题。例如,他根据中国地大物博、各种金属藏量丰富、用途很广的特点,选择了制造铍铝合金及电解取钨、取铝等项目,力图通过自己的研究工作,使祖国的丰富矿藏,用于人民生活和经济建设。 又如,他看到当时中国廉价出口大量生皮,而到外国后经过加工改造,又以高价的熟货进口,感到很不安。他认为这是中国化学家没有尽到责任和中国化工厂不发达的缘故。于是,他选定进行皮革方面的研究,并积极倡导在中国创建化学工厂。他立志改变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面貌,努力为建设文明昌盛的祖国贡献力量。
    化学是一门实验性很强的科学。刘树杞从事科学研究的另一特点,是十分重视实验工作,特别强调实验室的建设。在厦门大学时,他创办制革实验所;在中央大学时,他亲白筹划和指导安装熔盐电化学实验室的设备;到北京大学后,他又主持建设了制革和电化实验及科研室。这些实验室和科研室,都是我国最早的进行专题实验兼科学研究的场所之一。后来有不少单位和大学科研人员到北大理学院参观,了解并绘制他亲自设计的科研实验装备。
 刘树杞发表的13篇学术论文中,有5篇为研究铍铝合金及电解取钨取铝,8篇为植物丹宁及铬浴鞣革等方面,无一不从实验得来,无一不与民族前途有关。就"电解取钨"而言,我国的钨矿资源和储藏量居世界第一位,其质量也属前列。自1915年我国第一次输出钨矿销售国外以来,每年生产钨矿量占世界各国产量的首位。刘树杞结合国情进行科研,是我国研究熔盐电解制备金属钨的先驱。他根据Hartmann的研究结果,指导其学生进一步系统地探求各种电解参数如温度、电流密度、电解质的组成对电流效率、电能消耗以及产品纯度等的相互关系,获得了熔盐电解制钨的最佳条件,为扩大试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一研究成果于1934年在"美国电化学会会志"上发表后,先后被英、中、苏、美诸国科学家所写的专著中引用。”


所以,刘树杞不仅是了不起的科学家和教育家,还和我们Columbia毕业的另一位伟大科学家侯德榜一样,不仅是了不起的工业化学家。过去一百年的中国历史上除了搞破坏的英雄人物之外,找得出几个这等具有建设性的英雄人物呢?

刘树杞1931年到北京大学做理学院院长,正好是在另一位Columbia的校友蒋梦麟1931年1月就任北大校长之后。

王治浩在“刘树杞在教育方面的贡献”一文中是这样介绍刘树杞在北大四年工作的。

“1931年厦,刘树杞就任北京大学研究教授和理学院院长,他聘请国内外一些知名学者、专家到北大理学院各系任教,他与数学系主任冯祖荀(江泽涵继任)、物理系主任王守竞(饶毓泰继任)、化学系主任曾昭抡、地质系主任李四光、生物系主任许元龙(张景钺继任)和心理系主任樊继昌等著名教授一起,积极参加了对理学院的整顿。那时理学院共有六个系,除地质、心理两系主任是原有人员外,其余四个系的主任都是新聘请的。
 当时教育经费长期短缺,北大经济情况很困难,图书、仪器陈旧,甚至教职员工的生活都成问题。通过刘树杞等人的努力争取,获得了中华文化基金董事会的一笔资助金,购买了不少新的图书和仪器设备,保证了每月的薪金,安定了教师的队伍。
 当时一些有钱的学生抱着混文凭找官做的想法,对读书不感兴趣,学校的考试制度也不严格。刘树杞到校后,要求教师检查学生作业,强调对学生进行严格考核;并希望学生们刻苦学习,勉励大家为发展中国科学事业和建设富强的国家而肩负重担。1933年,他为北京大学毕业同学录写了"任重道远"的题词。 他既注重教学工作,又提倡搞科学研究,尽力为教师创造条件,使他们有充分时间研究学问。他精力充沛,热情高昂,每天除主持理学院的行政工作外,还在化学系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
 自刘树杞担任理学院院长以后,在他的改革和影响下,北大理学院的阵容为之一新,这一时期理学院的学风纯正、研究空气浓厚,当时称为北大理学院的"复兴时期"。
 十分可惜的是,刘树杞到北京大学主持理学院工作只有四年,他正在奋力献身科学教育事业、充分发挥他的学术造诣和组织才干的时候,不料重病缠身,于1935年9月12日,在协和医院不幸逝世,终年只有45岁。他在逝世之前,还一直关心着学校的工作,惦记着祖国教育事业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他在病中还坚持指导学生的研究工作。”


原来北京大学理学院如此厉害,并不只是院系调整时捡了清华大学的便宜,而是有着刘树杞“鞠躬尽粹,死而后已”。刘树杞领导下的北京大学理学院实是精英荟萃。

北京万安公墓"网上怀念"对刘树杞的简介中说:

“李四光在回忆时说:‘每当我合上眼睛,往事就历历在目,楚青教授确是一位才华出众、学识渊博、勤奋而谦逊的科学家。他总是想用他的知识和辛勤劳动来改变中国科学和教育的落后面貌,真可称得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我们共事的日子里,他曾给予我不少鼓励和支持,他是我毕生难忘的知己。他的早逝,是我国科学教育界的巨大损失。他要是现在还活着,将更能发挥他那卓越的才能。’
  “刘树杞逝世后,北京、上海的各大报纸和《科学》、《化学》、《化学工程》等学术刊物均刊登了有关他逝世的消息或悼念文章。在中国化学会的致哀词中写道:‘本会会员、现任北京大学化学教授兼理学院院长刘楚青先生的逝世,中国化学会全体会员莫不同声哀悼。查刘先生对电化学、电冶金、制革、稀有元素、铝的问题,均有不少之贡献,当今化学名辈,多出其名下。他平生交友以诚,处事必忠,更足为同仁之楷模。因之许多新事业,都直接或间接由其策划促成。’”


李四光当年与刘树杞当年在湖北共同筹办武汉大学,现在珞珈山的武大校园就是二人选定的。李四光后来又跟随刘树杞到北京大学任地质系主任,要是刘树杞真是在厦门大学迫害鲁迅的罪魁,那到时真会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了。

显然,网上那篇“从厦大逼走语堂鲁迅看门派之争和红眼之害”应该是胡说八道了。可是,事情有这么简单吗?此人的话不足信,厦门大学的当事人林语堂在自传中的话也不可信吗?《林语堂自传》第十章中如此写到:

“在林大夫(即林可胜,林文庆之子,名医)家藏了三个星期,我决定回厦门去。由于朋友联系,我和鲁迅,沈兼士,还有北京大学几个很杰出的人物,和厦门大学签订了聘约,我们前去教书。北京大学这批教授一到,厦大的国文系立刻朝气蓬勃。向第十一世纪兴建的那座古老的木造巨厦“东西塔”送上了一项研究计划。这却引起了科学系刘树杞博士的嫉妒。鲁迅那时单独住在一处,他的女友许小姐已经单独去了广州。我住在海边一栋单独的房子里,我觉得身为福建人,却没尽到地主之谊。由于刘树杞的势力和毒狠,鲁迅被迫搬了三次家。他那时正在写他的《小说旧闻钞》。他和他的同乡报馆的朋友孙伏园一起开伙。他们吃的是金华火腿,喝的是绍兴酒。他在这种情形之下,当然是无法在厦门待下去。他决定辞职,到广州去。他要离去的消息传出后,国文系学生起了风潮,要驱逐刘树杞。我也离开了厦大,到革命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部下去做事,我对陈是一向佩服的。他曾和英国交涉,收回了汉口租界。”


林语堂自传中明确提到了“科学系刘树杞博士的嫉妒”,以及“刘树杞的势力和毒狠”,看来也不是无中生有的。那么,鲁迅自己是怎么说的呢?

鲁迅研究网上可以找到鲁迅的杂文《海上通信》中这样写到:http://www.lib.hstc.edu.cn/resource/luxun/hstx.htm

“我直到十五日才上船,因为先是等上月份的薪水,后来是等船。在最后的一星期中,住着实在很为难,但也更懂了一些新的世故,就是,我先前只以为要饭碗不容易,现在才知道不要饭碗也是不容易的。我辞职时,是说自己生病,因为我觉得无论怎样的暴主,还不至于禁止生病;倘使所生的并非气厥病,也不至于牵连了别人。不料一部分的青年不相信,给我开了几次送别会,演说,照相,大抵是逾量的优礼,我知道有些不妥了,连连说明:我是戴着“纸糊的假冠”的,请他们不要惜别,请他们不要忆念。但是,不知怎地终于发生了改良学校运动,首先提出的是要求校长罢免大学秘书刘树杞〔5〕博士。
  听说三年前,这里也有一回相类的风潮,结果是学生完全失败,在上海分立了一个大夏大学。〔6〕那时校长如何自卫,我不得而知;这回是说我的辞职,和刘博士无干,乃是胡适之派和鲁迅派相排挤,所以走掉的。这话就登在鼓浪屿的日报《民钟》上,并且已经加以驳斥。但有几位同事还大大地紧张起来,开会提出质问;而校长却答复得很干脆:没有说这话。有的还不放心,更给我放散别种的谣言〔7〕,要减轻“排挤说”的势力。真是“天下纷纷,何时定乎?”〔8〕如果我安心在厦门大学吃饭,或者没有这些事的罢,然而这是我所意料不到的。
  校长林文庆〔9〕博士是英国籍的中国人,开口闭口,不离孔子,曾经做过一本讲孔教的书,可惜名目我忘记了。听说还有一本英文的自传,将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现在正做着《人种问题》。他待我实在是很隆重,请我吃过几回饭;单是饯行,就有两回。不过现在“排挤说”倒衰退了;前天所听到的是他在宣传,我到厦门,原是来捣乱,并非豫备在厦门教书的,所以北京的位置都没有辞掉。
  现在我没有到北京,“位置说”大概又要衰退了罢,新说如何,可惜我已在船上,不得而知。据我的意料,罪孽一定是日见其深重的,因为中国向来就是“当面输心背面笑”,正不必“新的时代”的青年才这样。对面是“吾师”和“先生”,背后是毒药和暗箭,领教了已经不只两三次了。新近还听到我的一件罪案,是关于集美学校〔12〕的。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都是秘密世界,外人大抵不大知道。现在因为反对校长,闹了风潮了。先前,那校长叶渊定要请国学院里的人们去演说,于是分为六组,每星期一组,凡两人。第一次是我和语堂。那招待法也很隆重,前一夜就有秘书来迎接。此公和我谈起,校长的意思是以为学生应该专门埋头读书的。我就说,那么我却以为也应该留心世事,和校长的尊意正相反,不如不去的好罢。他却道不妨,也可以说说。于是第二天去了,校长实在沉鸷得很,殷勤劝我吃饭。我却一面吃,一面愁。心里想,先给我演说就好了,听得讨厌,就可以不请我吃饭;现在饭已下肚,倘使说话有背谬之处,适足以加重罪孽,如何是好呢。午后讲演,我说的是照例的聪明人不能做事,因为他想来想去,终于什么也做不成等类的话。那时校长坐在我背后,我看不见。直到前几天,才听说这位叶渊校长也说集美学校的闹风潮,都是我不好,对青年人说话,那里可以说人是不必想来想去的呢。当我说到这里的时候,他还在后面摇摇头。
  我的处世,自以为退让得尽够了,人家在办报,我决不自行去投稿;人家在开会,我决不自己去演说。硬要我去,自然也可以的,但须任凭我说一点我所要说的话,否则,我宁可一声不响,算是死尸。但这里却必须我开口说话,而话又须合于校长之意。我不是别人,那知道别人的意思呢?“先意承志”的妙法,又未曾学过。其被摇头,实活该也。  但从去年以来,我居然大大地变坏,或者是进步了。虽或受着各方面的斫刺,似乎已经没有创伤,或者不再觉得痛楚;即使加我罪案,也并不觉着一点沉重了。这是我经历了许多旧的和新的世故之后,才获得的。我已经管不得许多,只好从退让到无可退避之地,进而和他们冲突,蔑视他们,并且蔑视他们的蔑视了。”


其中的注解5,6,7,9如下:

“(5)刘树杞字楚青,湖北新埔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化学博士,时任厦门大学秘书兼理科主任。当时,厦大国学研究院暂借生物学院三楼作为国学院图书或古物的陈列所,刘树杞曾授意别人讨还房子。以后,鲁迅辞职,有人以为是被刘树杞排挤走的,因而发生了‘驱逐刘树杞’,‘重建新厦大’的风潮。其实,鲁迅主要是因为对厦门大学当局不满而辞职的。
(6)一九二四年四月,厦门大学学生对校长林文庆不满,开会拟作出要求校长辞职的决议,因部分学生反对而作罢。林文庆为此开除为首学生,解聘教育科主任等九人,从而引起学潮。林又拒绝学生的任何合理要求,并于六月一日指使、诱骗部分建筑工人凶殴学生,继又下令提前放暑假,限令学生五日离校,届时即停膳、停电、停水。当时,厦门市的保守反动势力也都支持林文庆,学生被迫宣布集体离校,在被解聘教职员帮助下,他们到上海共同筹建了大夏大学。
(7)‘别种的谣言’指黄坚(白果)等人散布的谣言。如说鲁迅“不肯留居厦门,乃为月亮(按指许广平)不在之故”(见《两地书·一一二》)等。黄坚,字振玉,江西清江县人,曾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职员。当时,经顾颉刚推荐任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陈列部干事,兼文科主任办公室襄理。
〔9〕林文庆(1869—1957)字梦琴,福建海澄人,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硕士,香港大学荣誉医学博士。当时任厦门大学校长兼国学研究院院长。”


仔细分析,鲁迅本人似乎对刘树杞的评论虽无好感,但还算中性,他似乎最有意见的是校长林文庆,以及对自己在厦门的整个处境的感到不满。注解7表明传言的鲁迅和同是国学院的顾颉刚之间的矛盾也不是空穴来风。其实鲁迅和顾颉刚之间的矛盾其实不是一天两天的深。顾颉刚在其自传中,就写到:“我一生中第一次碰到的大钉子是鲁迅对我的过不去。”鲁迅对顾颉刚的不满,在他刚到厦门大学期间给许广平的书信中(《两地书》),就发泄出来了。所以,刘树杞应该不会因为文理科矛盾而排挤鲁迅。后来顾颉刚等也离开厦门大学,可能才是文理科矛盾激化的结果。但是不管怎么说,厦大的学潮总是发生了,这很可能是国学院有人利用鲁迅的离开为借口,夸大文理矛盾,向学校要权所导致的。

http://news.21cn.com/today/focus/2006/10/19/3006035.shtml

那么,林语堂为什么要在自己的自传中把脏水全部泼在刘树杞的头上呢?现在只能推测林语堂不能象鲁迅一样去责怪林文庆和学校,但因为林语堂自己作为“地主”请鲁迅来厦大,应该要对鲁迅在很短时间内离开厦大给外人一个说法。既然林语堂受林可胜之救命之恩不能怪罪林文庆,只好把责任全推到刘树杞身上。由此事看来,林语堂做人也是太圆滑和不厚道了。

鲁迅后来因为政治的原因,作为“旗手”被无限神化,虽然在厦门大学一共不到半年,反而取代了林文庆、刘树杞这些厦门大学历史上的主角,成为厦门大学曾经拥有过的引以为豪的大师。这是后话。

厦门大学中文系网页上的一篇“鲁迅家族与厦门大学二三事(作者:郑启五)”中这样写到:http://chinese.xmu.edu.cn/ch/Article_Show.asp?ArticleID=261

“如今的厦门大学校园,大师的身影无所不在:不但有鲁迅纪念馆,还有鲁迅的花岗岩塑像、鲁迅广场;校门上校徽上的“厦门大学”是鲁迅的墨迹,信封上证书上的“厦门大学”是鲁迅的手书,连《厦门大学报》的副刊‘波艇’和中文系的文学刊物《鼓浪》都沿袭了鲁迅在厦门大学时帮同学创办的文学刊物的刊名……”


厦门大学的鲁迅纪念馆的介绍是这样的:
http://zhinan.elong.com/guide/100000007072

“厦门大学鲁迅纪念馆在福建厦门大学集美楼,1926年9月4日至1927年1月16日鲁迅在厦门期间曾寓居于此。1952年在此设立厦门大学鲁迅纪念室。1956年宋庆龄、郭沫若先后为该室题词。1976年10月,为纪念鲁迅诞生九十五周年、逝世四十周年和到厦门大学任教五十周年,进行全面整修和充实,扩展后命名为“厦门大学鲁迅纪念馆”,正式对外展出。
  该馆共有五室,其中四室以六百多件文物和资料、照片,分别介绍鲁迅的生平和在绍兴、北京、厦门、广州、上海各历史时期的战斗历程,其中在厦门部分是展出重点。”


今天看来,这是不是真有点象黑色幽默?

花了这么长的篇幅讨论这段公案,在我看来,是因为中国近代史中,很多始终让人难以理解的事情,解开其关键的钥匙也许可以从这段公案中找到。

二、德先生、赛先生与藤野先生

回过头来讲,厦门大学当初文理科的矛盾,实际上是文人杜撰和虚构出来的历史。事实上,林文庆和刘树杞都是文理兼修的大师。成立国学院也是林文庆这个满肚洋墨水的爱丁堡大学医学博士的宿愿。否则他一开始请这帮文史大爷们来厦大办国学院干吗。刘树杞在1929年1月5日在国立武汉大学补行开学典礼上的开幕词中说,武汉大学“应该继起文化中心的责任”,“本校在学术上要养出适合于中国的建设人才,同时,在精神上也要养出健全而高尚的人格,以领导民众。”这哪里是一个只管理科利益而不顾文科死活的人讲得出来的话?

文理科之间的平衡和摩擦,在任何一个大学中都会是一个问题。但是,象厦门大学当时那样,文科居然提出要求与理工科平分经费,实在是这些文科大爷们的匪夷所思。好在最后都离开了,不然不要说厦大化学系后来不会有那几个一花独放的院士,我们中国科学院恐怕后来还要少一个厦门大学出来的院长呢。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是越整越有意思。先是费先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后来是是干脆德先生也不讲了,赛先生也不要了。鲁迅当然是先行者,我们大家在中学就知道,他在仙台医学院告别了 解剖学教授藤野先生,要去拯救中国人的心灵,而不仅仅是身体。结果我们就读到了《摩罗诗力说》,还有《狂人日记》,到处写着的都是“吃人”。

鲁迅的文章我在某种程度上很赞赏。上大学时读了并未收入标准的鲁迅选集的那篇早期写的《摩罗诗力说》,发觉自己对鲁迅的思想源流有了一定的了解,也渐能理解他后来写的那些小说和杂文。1999年刚回国时,在北大中关园的旧书摊上差不多买齐了一套文革前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鲁迅杂文集,还颇为得意了一番,因为以前读的,都不是属于自己的书。在鲁迅那里,我读到的都是旧社会的那些虚伪与罪恶,命运捉摸不定。我看到的是反叛者、破坏者和批判者的精神。这种精神已经通过御用的解读已经深入中国几代人的心灵,鲁迅在中国今天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类似于社会良心的守护神。鲁迅所反对的那些人和事,已经不存在了,他所反对的很多精神的东西还或多或少地存在。

但是,世界还有另一面,也许更为重要的一面,即是建设性的一面。从林文庆和刘树杞这些人的思想和作为那里,我们看到的是后来一直不被公开承认的那些旧社会中的光明和充满希望的一面,以及旧社会所具有的美好的生活的一面。今天看来,他们其实是当时受到最好的中西方教育的人,属于真正具有世界眼光,一方面坚信中国文化,另一方面又坚信科学、教育和实业救国并且身体力行的那些伟大人物。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所努力建立和培养起来的东西,逐渐成为中国现代发展的基石。没有人会怀疑厦门大学、武汉大学和北京大学以及这些文化和科学的殿堂以及它们所代表的文化和精神有一天会不在。而作为他们的建设者和守护者,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得不到公正的承认和对待,反而象是鲁迅这样这里蜻蜓点一下水,那里蜻蜓点一下水的自学成才之士,成了这些文化殿堂的象征。所以,当我对林文庆和刘树杞的那些故事了解得越多的时候,我便越不能自已。这和我几年前读樊洪业和张久春选编的《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时候一样,如陈子昂般沧然泣下。

20世纪上半叶,化学家刘树杞和科学救国之路之中道崩殂,当然不是鲁迅的错。鲁迅的文化精神中关心的许多东西,今天来看也是非常深刻的。鲁迅对“摩罗”文化精神之深刻领会,自有其重要的文化价值。但是,我以为,如果只有鲁迅的批判和反叛,那么我们的社会中便没有藤野先生,也没有德先生和赛先生。正因为如此,我才觉得有必要把林文庆和刘树杞这些真正的中国文化、教育和科学的建设者的旧事翻出来,让人们有了解旧社会中曾经有过的那些后来因为吹捧和夸大鲁迅而被抹黑了的光明面的机会。我不从希望贬低鲁迅,但是他毕竟只是另类的天才。象鲁迅这样的没有受到真正严格学术训练的人,更适合做反叛者和批判者,而象林文庆和刘树杞这种领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的人,更适合做建设者和守护者。鲁迅在旧的体制中,并没有受到所谓的不公正的对待,而林文庆和刘树杞在新的社会中,远未得到他们应有的承认和尊重。

刘树杞1932年5月23日在国立武汉大学演讲《中国科学教育的几个重要问题》(见 《国立武汉大学周刊》第128期。),他说到:

“诸位先生、诸位同学:

“今天我有机会在这里和大家讲话,就好像一个小孩子出外读书很久,一旦回家一样。武汉大学就好像是我的一个老家,现在回来了,而且还和大家讲话,心内是非常高兴的。

“兄弟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中国科学教育的几个重要问题》,在没有讲到这个题目之先,我先要谈一谈我对于本校的几个感想。3年以前,我记得我们在黄土坡山下的旧校舍里开会,那个位置是比较简陋的;3年以后的今天,我们在这里开会,形势却不同了,地方要算是比较整齐了。这在中国的教育史上,像这样建筑迅速的成绩,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了。我们应该感谢王先生和各位先生的努力!还有一点,兄弟在国内从事十几年的教育以来,有一个感想:就是国立学校是不是能如私立或教会学校一样的有成绩呢?我们平常看一个外人办的学校,他们的建筑物非常完整,他们的一切设施也很有程序,而国立学校方面每每不及,这是觉得颇为遗憾的一点。现在看到我们的武汉大学也能这样有程序地进行下去,虽然只是建筑一方面,但究竟还是可喜的现象。上回任(鸿隽)先生夸说我们武汉大学‘是全国顶有希望的一个大学’,并非是因为他在这里讲话才如此说的,其实外面许多人也都是这样公认。但,我在这里有一个希望,大家不应该单以物质的满足为满足,还要努力去注重学问的研究才好,这个,盼望各位先生和各位同学注意。

“今天我讲的题目的内容,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都是很普通的。因为十多年来我完全是从事于科学教育,所以顺便提出来讲一讲。现在我把它分做几方面来说:

“第一,设备问题。我们晓得,中国的科学教育,目下是很幼稚的。但究其原因,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学科学的人,比学文、法科的不同,一切设备都要比较麻烦得多。兄弟过去也不止在一个学校里办理科,好多人都以为理科是一个最难办而最要钱的学科,于图书设备之外,还要有仪器的设备。而且,在仪器方面,又分两种:一种是普通的仪器,作普通的一般的实验之用;一种是特殊的仪器,作教授或高年级同学的特殊研究之用。仪器是无论如何添设不完全的,世界各国无论哪一个大学都不能将所有的仪器买全。但一个大学,普通应用的仪器却不可缺少,缺少了就不成其为一个大学。至于特殊的仪器,也不可不备,设备的多少,那就只有视经济的能力和需要的程度而定。其次,书籍的设备,也分两种:一种是图书,一种是杂志。普通人以为学理科的只要在实验室里就够了,其实不然,理科方面所需用的图书,在量的方面虽然比文、法科的要少,但在质的方面却比较要贵,甚至于超过文、法科图书的价值。还有一层,理科方面的学术,到了已经成功为一本书的时候,那至少是两三年以前的研究所得,一定是旧的东西了。因此还应该有杂志的设备,我们可以看看人家现在在做一些什么试验的工作,一方面可供我们的参考,同时也免得我们研究的和他们重复。而且,不惟新的杂志,就是旧的杂志也要搜罗,至少也应从1880年以后起购备齐全。这对于我们这个新办的学校,是一个很困难而且需钱很贵的事。假使没有这些设备,也就无法进行研究下去。

“第二,课程问题。这个问题,凡是办理科的同事们都是很感困难的。据我所知道的,国内各大学的理科课程,都有两个毛病:第一,表面上课程派得很多,而内容是不是那样切实却是问题;第二,不注意旁的功课,例如化学系就只是专门派了许多关于化学的功课,而其他物理、数学等科则完全不涉及。其实,宇宙间的各门科学,都是互为关联的,并没有一个天然的界限。这些错误,兄弟以为亟应改正。在功课方面,只要注重基本的训练,并不要泛泛求多,不切实际。例如我们做房子先要注重基础一样。再则,我们也要注意旁的功课,它能够辅助我们的基本科学的进行,即如我们出去教中学时,也不能单让我们只教某一门功课。这种现象,我们也应该顾及事实注意到。

“第三,研究的问题。我们中国的科学,向来只跟在人家后头跑,这样下去,那么我们始终对于世界没有贡献,而且就是这样跟着学也到底学不完全的。我们自己应该起来研究才是。其一,目下中国的大学,一方面教授很少,另一方面课程却很多,也许同时教授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所以教授简直没有研究的机会。其二,一般的学校也没有研究的经费。其三,中国目下也没有研究的环境,不像外国容易引起研究某一种问题的兴趣。因此,研究的工作虽很重要,而终是不能做下去。我希望我们大学的理科,钟点不要太多,只要稍有机会,我们的教授和同学都应该从事研究的工作。

“第四,出路问题。我们学科学的同学,毕业以后在社会上做什么事呢?我觉得有三条路:其一,是继续研究下去,目下中国的环境比较的许可,例如有中央研究院及其他各种奖金之设,这都是可以从事继续研究的机会。其二,教书,如当大学助教及中学教员,前者的待遇比较的好,环境上也容许有继续研究的机会,但位置却很有限,后者差不多是大学生最大的出路,而待遇却比较的要差些,况且同学在大学中所学的功课,至多不过某一种学问的l/10,这样仅在中学里输给学生,不到10年,都会把以前学的一点还给先生了。但话虽是这样说,我们却不能因噎废食,就不教书。中国的中等教育,是一个应该值得注意和整顿的问题。记得兄弟从前在武昌住中学的时候,湖北的中等教育还算很好,现在却愈趋愈下。一个高中毕业生的程度,往往只能比得上江浙各省高中一二年级的程度,升学不免落伍,即如投考我们武汉大学也往往考不取。这些缺陷都是需要我们去补救的。其三,我们实际上到工业方面去。但中国的工厂,能够请大学生的至多不过10个乃至20个,而且,有些工厂情愿请一个经验丰富的工头,却不愿意请大学生。这个情形在美国也是一样。但据我们统计的结果,初进工厂,工头自然要比大学生有力量些。但五年以后,一个大学生所表现的成绩,比一个毫无学识的工头要进步在十倍乃至百倍之上。所以现在美国有一些开明的工厂,也多转头来聘大学生了。在中国,目下的情形很困难,但中国历年来的紊乱,也多半系于工业不振。我希望我们理科的毕业同学,只要稍有机会,就到工厂里吃苦去。

“最后,我希望我们有天才的同学,不要自以为满足而懈怠下去。虽然一时的分数也能考得很好,但不努力用心,终究无济于事的。没有天才的同学,也不要气馁,只要始终向上,我敢担保他的成就也不会亚于天才高的同学。我在这里诚恳地敬祝大家努力!努力!”


我在回到北京后读到刘树杞70多年前的这个演讲,再想想我们在《物理化学发展的瓶颈与思路》研讨会上讨论的那些问题,实在觉得没有前进多少,甚至可能是有所倒退。讨论会中厦门大学田中群院士再三谈到老一辈科学家的那些光荣传统和深厚功底,所以我就把他们化学系第一任主任的这段讲话email了给他参考。

三、科学家千万不能得罪文化人

林文庆和刘树杞,一位是学贯中西的医学家,一位是学贯中西的化学家,都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卓有贡献的伟大人物。因为某种原因得罪了某些文人,便在社会中得到不应有的恶名。

与鲁迅相关的,可能说是有政治原因。可是,抛开政治的原因,文人也是开罪不起的。你看林语堂这种貌似绅士的人,也会把刘树杞写成“科学系刘树杞博士的嫉妒”,以及“刘树杞的势力和毒狠”。关键问题是,林语堂多有名啊,读他的自传的人多多啊。科学家有几个有这种本领去影响舆论?再说科学家写自传,基本上也不会写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我奉劝各位科学同行,一定不要开罪文人,以及你的那些文科同事。要是李敖或者孔庆东把你胡扁一气,你有口也难辩啊!要不然哪个记者把你胡写一气,你更会受不了。

既然是科学家,就不能再讲自己有文化。你看林文庆非要去讲什么国学。国学是你一个留过洋的医生能讲的吗?得罪了人不说,连学生都跟着反了。人家文人从来没有来搅和过你们科学中的事情(New Yorker的Nasar除外),你们干吗要去搅和人家文人的事儿呢?比如那个丁文江!

何院士和方舟子前一段时间得罪的只是所谓科学文化人,日子还好过一点。这次得罪了文化人,看他们还往哪里跑。

谁叫文化和历史是文人写的呢?现在不仅这些高雅的东西如此,连低俗的大众媒体更是文人的天下。

从林文庆和刘树杞两位那里吸取点教训吧,以后不要说没有人告诉过你。

科学救国永远是个梦。凭什么?我们文人才不学那么多科学!没有我们文人朋友的同意和鼓吹,有门儿嘛?不要拿着我们不懂的东西吓唬我们!

要尽量讨好他们!

切记!切记!

声明:文人和文化人主要指靠写文章和发表意见吃饭和带领群众闹革命与运动的人。文人和文化人并不代表所有文科的人,尤其是不包括那些坚持liberal arts理念的文科学者。他们不是文人,是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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