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学术交流研究脉络

――一个政策建议被采纳的故事

献给将于2016年5月30日至6月2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摘要：科学高速发展，呼唤科学机制运用能力提升，以提高科学管理的效应，增强适应性，减少随意性。学术交流作为科学存在与发展的一种基本机制，在西方科学发达国家有较长的历史和较稳定的运作经验。相比之下，我国对这种机制的认识与运作经验不足，也落后于其它科学机制（计划、项目、课题、奖励等）的运用。提高对学术交流机制的认识，有必要深入研究学术交流规律。本文概述近十年来学术交流研究脉络，并对始自1939年的学术交流研究成果做一简述，期待对深化科技创新战略有参考价值。

关键词：学术交流 机制智慧 研究

学术交流作为科学存在与发展的一种基本机制已有400年历史，且被西方科学发达国家高度重视。中国学术交流历史较短、认识与实践水平相对落后，为提高对学术交流规律性的认识，使其进一步服务于科技创新，本文试图概括近十年来学术交流研究脉络。由于本人视野及认识水平有限，希望同行补充、指正。

承上是学术研究的规范与传统。在概述近十年学术交流研究脉络时，有必要将科学学关于学术交流理论研究成果精要做一提示。

学术交流（也称为科学交流）泛指以科学技术的学术研究、信息、学术思想为主要对象和内容以及与此有关的科学活动，也可理解为学术交流活动的简称。学术交流可分为正式交流和非正式交流，也可分为口头交流与书面交流。正式交流以期刊和专著为主要载体，非正式交流以私人通讯和学术会议为主要载体。学术领域非正式的私人通讯与讨论也被称为“无形学院”。对科学而言，正式交流和非正式交流是等价的，虽然这两者有时可以转换，但其价值不因其置换而完全代替，两者都是学术交流的重要形式，都是科学进步的重要机制，合成学术交流整体。

学术交流理论研究起始于1939年，作为“科学地分析科学”的第一人贝尔纳在《科学的社会功能》经典著作中精辟地指出，“现代科学的最伟大的发现有一些有赖于不同来源的思想的相互作用。只有当吸收了不同中心的思想的工作者聚集一堂的时候，才会产生这样的发现。玻尔原子理论是我们一切现代物理学的基础。它所以能产生，就是因为玻尔在德国吸收了普朗克的量子理论，以后又到卢瑟福的实验室工作，并且在那里接触到原子核的理论。这种交流的价值是再大也不过了。我们确信这种交流还没有在科学发展中充分发挥它可以发挥的作用。一个实验室的科学家对另一个实验室的同道的访问，几乎每次都会带来一项新情报或者一个新观点。这是无论读多少书也办不到的。”（1）这句名言可称为学术交流研究原典。其中“不同来源”与“相互作用”这两个思想要素可以说铺就了学术交流的两块基石，“带来新情报或者新观点”则是学术交流的两个核心价值，“这种交流还没有在科学发展中充分发挥它可以发挥的作用”，这一问题在中国更突出。贝尔纳70多年前对学术交流的论述，其洞察之深刻、穿透力之强劲，至今保持着活力。

原苏联学者Λ.Η.米哈依洛夫在 1980年出版的《科学交流与情报学》著作中，对科学交流的定义具有路标意义：科学交流是科学传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是科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机制。这个定义非常简洁，但内涵却十分丰富，极具简约之美。如果你想用一句话概括科学交流的意义与价值，那么选这句话是再合适不过了。

国内学术交流研究可追叙到1978年（可能时间还需上推，记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科协原副主席裴丽生作过关于学会与学术交流的讲座与报告，并出版过讲稿），中国科协原主席周培源于1978年3月在全国科学大会上作的题为《科学技术协会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做出贡献》的讲话中指出：“学术交流活动是科学技术工作中个人钻研和集体智慧相结合的一种形式。通过科学家之间的思想接触，学术交流，自由争辩，可以沟通情况，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提高，使认识得到发展，从而有可能产生新的科学假说，开辟新的研究途径。这可以说是科学研究工作中的一个特点。”（2）我国科学学理论家赵红州在1984年《科学能力学引论》著作中指出：科学创造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常常超出一个人的智力范围，需要“科学家智力集团效应”，而“科学家智力集团效应”，不是多个科学家智力的简单叠加，而是科学家智力的相互“碰撞”、相互激发和协作研究。（3）上述两个论述的共同视角是强调学术交流是个人钻研与集体智慧相结合、突出“智力集团效应”。此外，周培源还论及学术交流活动的前提条件，是“自由争辩”；学术交流的意义与价值是“沟通情况，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提高，使认识得到发展，从而有可能产生新的科学假说，开辟新的研究途径”。赵红州还论及学术交流是科学家智力相互“碰撞”、相互激发。笔者认为，学术交流的“集体智慧”、“科学家智力集团效应”，隐含“学术交流智慧”的概念，这为学术交流研究与实践指明了一条路径。中国科学家的这些成果为学术交流研究做出了贡献。

时间推移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科协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后，中国学术交流进入大发展与反思质疑并存时期。所谓大发展是指，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我国学术交流在规模、数量、形式及科学技术工作者参加人数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扩张，其动力主要来自学术交流管理高层；所谓反思质疑是说，自钱学森同期进入学术交流最高管理层开始直到现今，一些科技界人士，包括回国的“海归”，对中国学术交流质疑批评的声音就从来没有停止过，钱学森则站在这个队伍的前列。从那时开始逐步形成的钱学森学术交流思想，其核心就是对中国学术交流的反思、质疑与批评。例如，在80年代中期，他就指出，“从学术讨论对人的启发作用这个角度来看，我感到我们国家的学术讨论气氛不太活跃。所谓不太活跃就是一个同志在会上讲了之后，没有一个人发言讨论。第二个人再讲，也是如此。外国的学术交流和我们不一样，一个人作了报告之后，讨论热烈极了，发言各有不同，有的是提问，有的发表不同意见，有的作补充，有的提新看法。所以过去我曾经想，学术讨论是不是西方的东西？”（4）到2009年，《钱学森最后一次系统谈话》，钱老的这一思想达到极致：“今天，党和国家都很重视科技创新问题，投了不少钱搞什么‘创新工程’、‘创新计划’等等，这是必要的。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学术讨论会中“非常好的学术思想，美国人叫‘goodidea’，这在科学工作中是很重要的。有没有创新，首先就取决于你有没有一个‘goodidea’”。“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钱老认为，学术交流的争鸣、质疑是学术讨论启发作用的根本，勇于“提问题，发表不同意见，作补充，提新看法”，是“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人才”必修的功课，而我国学术交流违背学术交流基本规律，违背培育创新思想人才。可以说，钱学森是鲜明提出学术交流应当有争鸣批判的我国第一人。钱学森这些言论的针对性和极强的批判性，使其学术交流论述的披露经历过一段曲折故事。

上述只是画龙点睛式地勾画了学术交流研究的精要，更有许多经典论述可以参阅有关论著与论文，在此不赘述。

总之，70多年的经历已经拉开了学术交流研究的序幕，虽然这些论述对于学术交流满足科学需求而言还不丰富，甚至还不如披露出来的学术交流的故事多，但这些论述已经包含了学术交流理论研究的对象、性质、作用、价值、机制与方法等内容，一些精辟论述至今还散发出灿烂耀眼的光芒。拉开这一舞台序幕的主角有科学学创始人贝尔纳、原苏联著名学者Λ.Η.米哈依洛夫、赵红州、蒋国华、邢天寿等专家、学者。钱学森曾经作为我国学术交流高层管理者，在长达20多年逐步形成的学术交流思想，对中国学术交流现状提出质疑批评，其洞查力之深，无出其右，具有现实和历史意义。钱学森在我国学术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无疑应当成这一队伍中杰出的、很有特色的主角。

至此，本文可以转入下一段落了――近十年学术交流研究脉络。

学术交流规律研究是个小领域，少有人研究，难免门前冷落车马稀。然而冷清并不等于不重要。作为反映一个国家科学管理水平的维度，作为科学发展的一种基本机制，学术交流与科学其它机制一样同等重要，问题在于如何认识、如何运用这些机制。当前我国科学跨跃式发展并不表明科学各种机制运用的协调。“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仅需要发挥人才的作用，同样需要发挥科学机制的作用。没有好的科学机制，人才作用也难以发挥。而科学机制恰恰是我们的“瓶颈”。我国学术交流总体上处于初期阶段，与科学其它机制相比，其运用具有滞后性，这种滞后性使学术交流研究难有人问津。然而一味追求热门研究并非良策。加强学术交流研究，有助于科学机制的拾遗补缺，有助于全面认识科学机制。

2005年，笔者篇名为《学术交流应建立基于“质疑”的机制》一文发表在中国科协主办的《大众科技报》（据悉《大众科技报》早已更名）。长期以来，中国的学术交流几乎听不到质疑之声，科学界也普遍缺乏质疑意识。笔者提出学术交流“质疑”机制，对推进我国学术交流健康发展有启新作用。

很快，该文在《科技导报》2005年Vol.23 No.8 P.41转载。记得当时《科技导报》杂志工作人员给我打来电话，说受主编（中国科协副主席冯长根时任《科技导报》杂志主编）之托，问我是否同意将该文转载于《科技导报》。这是一个出乎意料的好消息。过了一段时间，我收到2本《科技导报》样刊，醒目的编者按加在该文章之前。

又不多久，该文章被《新华文摘》以“观点摘编”的方式登载于2005年第20期。

2006年，高峡：《对学术交流作用的新解》一文由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以内部资料方式印制发送。《学会》杂志2007年第一期第50页刊载。之后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网站http://www.cast.org.cn/n35081/n35668/n35728/n36419/11037733.html于2009年01月05日全文转载，并加按语：“传统观点认为，学术交流即信息交流，其最终目的是使科学信息、思想、观点得到沟通和交流。作者通过对学术交流目的、作用的思考，认为学术交流的最终落脚点在新学术思想和学术创新上，指出激励（激活、激发）、启迪才是学术交流本质的意义。”

今天，如果用网络搜索学术交流词条，在百度百科2400多字的文字解释中，90%以上文字直接取自上述论文。2010年7月创建的词条最初版本只有一句话40个字。同年12月的版本猛增到2500多字，几乎全文引用笔者论文。到2016年5月，其间虽有40多个修改版本，但每次全面选用笔者论文不变，字数也保持在2500字左右。从创建词条至今5 年多时间，浏览次数达55000多次。可以说，该文使学界对学术交流的认识形成新常态。

2007年2月公布的《中国科学院关于科学理念的宣言》中提出：“科学精神体现为继承与怀疑批判的态度，科学尊重已有认识，同时崇尚理性质疑，要求随时准备否定那些看似天经地义实则囿于认识局限的断言，接受那些看似离经叛道实则蕴含科学内涵的观点，不承认有任何亘古不变的教条，认为科学有永无止境的前沿。”“创新是科学的灵魂。创新需要学术自由，需要宽容失败，需要坚持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需要有创新的勇气和自信心。”http://www.china.com.cn/policy/txt/2007-02/27/content_7872279.htm）

与钱学森一样，曾任中国科协主席的周光召，也是我国学术交流现实批判者。2007年12月周光召指出：“现在，反倒经常出现两种不开放的情况：一是缺乏学术民主的氛围，往往是院士或领导一讲话，就再没有人敢讲话了；二是实行不必要的封锁，大家都生怕自己的想法被别人知道了。”“部门之间、学科之间的协作和交流越来越少了，更不用说激烈的争论。”南方周末 - 周光召：今天的科技界民主氛围太少 http://www.infzm.com/content/trs/raw/31908

2009年《钱学森的最后一次系统谈话》在《人民日报》等许多大报发表。钱老谈的科技创新人才培养问题、办学模式问题，其切入点就在学术气氛、学术讨论，然而多数人并没有察觉到此文的独特视角。钱老认为，通过学术讨论反映出的科学学风问题，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很大问题”，是“我们国家长远发展的一个大问题”，落脚点则是科技创新人才培养。钱老谈话从学术交流切入到培养创新人才，精辟论述意义深远。前文述及，不再赘述。

2012年2月，高峡：《学术交流是磨练科学精神的重要战场》在《科协论坛》2012 年03期刊载。笔者认为学术交流不仅在科学知识层面发挥作用,也在科学精神层面发挥作用。学术交流在科研中的作用与科学实验中人与物的交流不同，它是人与人之间信息及思想、感情的交流，这种交流在培养科学精神，在培育求实、包容、尊重、质疑、批判理念上，对交流双方的精神长相具有积极作用，特别在科学机制“供给侧”需要调整，学术交流发育较晚的我国有重要作用。放弃或不重视学术交流在科学精神上的磨练作用，可能是造成学术风气不正的原因之一。

2012年7月1日 ，高峡博文《为什么老科学家怀念以前或国外的学术氛围》发表于《科学网》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341292&do=blog&id=587873，通过钱学森、钱伟长、周光召、杨振宁几个老科学家回忆国外或国内40、50、60年代的的学术环境的讲话，折射出我国学术氛围“今不如昔、国内不如国外”的现实性和严峻性，得到《科学网》博主的赞同。现将博文中最后一段话摘录于此：“质疑批判理念是科学精神的灵魂，是改变我国学术氛围核心元素。我们可以在科研设备、科研经费、薪酬标准等方面不如科学发达国家，但在学术交流上，绝不能搞‘人云亦云’。我们必须倡导‘批评式学术交流’，必须从体制机制上保证学术交流基本‘避免受权威、权势及其他利益的影响’，我们必须尊崇学术交流的灵魂--科学精神，真心实意地将自己托付给科学精神。除此之外，别无它途！”很快，笔者看到中科院内部刊物《科苑人》责任编辑希望刊登此博文的网页留言。这实出乎本人意料。在笔者应诺并传去照片后，同年8月，《科苑人》2012年第3期全文刊载。笔者认为，此篇博文对推进我国加快优化学术环境的步伐起到促进作用。

2012年7月2日，饶毅刘国松：《我们亟需正常的学术批评》发表于《人民日报》，同日在《科学网》发表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237-588126.html。文章指出，“国内学术界有一个现象，就是公开的学术批评较少，私下的个人攻讦较多，缺乏对于学术观点公开的、客观的批评，而过多地在背后私下议论，甚至是进行人身攻击”。“目前中国的学术界，缺乏足够的学术批评。一些单位内部没有学术批评，同事间难以相互促进；学科内部，也缺少正常的批评；在学术会议中，年轻的往往奉承年资高的，地位低的奉承地位高的。这样的专业会议就不能起到良性刺激的作用，没有发挥学术交流平台的功能。”饶毅“不拘泥于脸面”和“不计利害”式的批评对象比较广泛，从科学体制机制到传统文化，学术交流现状是其批评对象之一。

2014年4月1日，光明日报刊登题目为《我国科研环境状况调查与评估：6大问题反映突出》的调查报告，对近年来我国科研环境基本状况，给出了一个综合评估。《调查报告》列出科研环境8大要素，过去往往被轻视的科研环节――学术交流，首次被科研环境研究权威机构——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列入这8大要素之一，这对全面认识科研过程及科研环境，提高学术交流在科研中的地位，正视学术交流在科研环境中的作用，具有里程碑式意义。

2014年7月，饶毅：《一个国际学术会议的16年》在《科学网》发表。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237-816061.html与我国一些有国际视野和经历的科学家同感，饶毅不仅批评国内学术交流现状，而且感到“需要借鉴国外行之有效的”学术交流模式。从上世纪90年代起，介绍、引进“美国卓有声誉的戈登科学会议（GRC）的学术交流理念、风格、方法”，并于1998年在北京香山首次举行由“我自己组织的‘分子和细胞神经生物学’”会议。国际学术会议经常来中国召开，“对中国学术会议及至科学的促进”，“对国内老师和学生的影响”很有意义。“16年来，参加此会的学生有一批成长为教授，包括国内博士成为国外著名大学的教授，早期与国际上活跃的著名科学家交流不仅是机遇，而且感觉自己成为国际科学共同体的一员。”国际学术会议的引进对“海外华人科学家的事业”也有作用。饶毅等人不仅用语言方式，而且走实业化之路，拓展我国现代学术会议之途，可贺。如能有更多“学术交流大使”沟通中外，我们的学术交流之路就能更好更健康更坦途。

概括而言，传承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研究，近十年来学术交流研究继续以科学学学术交流理论为指导，以中国学术交流现实为背景，针对学术民主氛围发育迟滞和争鸣质疑机制缺失等问题，经过30多年持续不断地介绍国外先进学术交流理念与方法，质疑批评我国学术交流现状，并借鉴国际现代学术会议之路，在我国学术交流管理层、数量庞大有待发挥自主性的学术团体与民间学术交流研究力量三轮驱动下，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学术交流理念正逐步形成。

2016年1月13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优化学术环境的指导意见》文件发布，为科学体制机制深化改革和学术环境优化掀开新的篇章。文件将培育学术交流学术民主氛围作为优化学术环境的科技宏观政策之一，并首次将“鼓励学术争鸣和质疑批判”写入政府文件。无疑，这有助于进一步激活我国蕴含的、巨大的科研潜力。学术交流质疑机制的交响乐历经十年上演，表明科学管理自我纠错机制运转加速，这十年与1986年钱学森质疑批评中国学术交流之后那一、二十年相比，纠错机制有实质性的飞跃。是否可以说，经过三十年多年破除“科技体制机制障碍”的探索与纠错，我国科学机制的运用开始进入补充、协调、平衡、完善的新阶段？

结语：

一、科学因学术交流更精彩。科学是一种智慧，学术交流是科学智慧的一种机制，一种充分发挥科技工作者潜能和科学团体智能的机制。通过科学团体内自由平等讨论，交流信息和思想“碰撞”(其中包括争论、答辩等)方式，将极富个人化的理解自然之路，引进多元思考并充盈有新问题、新疑惑、新见解的纷繁与辨识之中，或激发、激励你进一步探索、寻求新目标、新途径，或将个人认识经修改完善后形成科学共识。在这个过程中，自然世界之奥秘及人之误，常常以捉迷藏的方式和研究者周旋，有时进入充满瑕疵的小径，有时陷入窘迫之歧途，学术交流有助于使交流者破除思想屏蔽与钝化、柳岸花明、豁然开朗，冲出阴霾趋向光明。这种机制集交流机制、激励机制、纠错机制、科学家个人才智与科学团体智力相结合机制多元于一体，可概括为一句话――“科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机制”，或简称为“学术交流智慧”。巧妙运用这种智慧，常常成为科学大师和科学工作者在科学研究全过程中的明智选择，以使科学研究持续。“学术交流智慧”也就成为科学创新驱动因素之一。

二、在学术交流核心理念――质疑机制上，科学管理层长期失去话语权的启示。当前，我们很看重话语权。掌握话语权当然需要具备语言技巧和传播技巧，但最根本的在掌握真理，以及在必要时为真理挺身而出。就科学管理而言，不是讲话符合政策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还需要符合科学规律，不符合或不沾边科学规律的话语，即使短时似乎无忧，最终话语权也将失去。其间拖延时间愈久，话语权丢失的时间愈长，也愈被动。道理似乎无人不晓，但在历史的长河中，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的学术交流在规模、数量、形式上不断扩张，但效益不高、对科技工作者吸引力不强，甚至出现一些负面的影响，导致学术风气不正，丢失或漠视学术交流质疑机制话语可能是原因之一。政治管理需要寻求共识与稳定，学术交流需要质疑与批判。可以说，学术交流“非共识”比“共识”更重要，它不仅不是“另类”，而是学术交流规律、学术繁荣使然，这已经为400年的科学史证明。政治与科学，对象不同，机制各异，不可偏颇，更不可以一方代替另一方，这一点对我国科学管理而言尤其重要。如果这点昌明了，“钱学森之问”可能就回答一半了。

四、政策建议影响决策要有“十年磨一剑”的心理准备。记得《科学网》有博主问：怎么做才能使政策建议影响决策？从建议提出到政策采纳，共识的形成有个过程。首先影响小众、尔后是媒体，最后才是社会广泛共识。学术交流质疑机制共识的建立，经历过先觉者中国科协副主席冯长根、《科学网》博主、中科院内部刊物《科苑人》的编辑们等小众赞同，继而科技界部分人士认同，《光明日报》等媒体的传播，再到科技界大部分人认同，最后才上升到政策采纳。它与科学研究一样，经历了“十年磨一剑”，也经历过坐冷板凳。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时任科协主席的钱学森质疑批评我国学术交流现状时，难以找到坚定的支持者！世界上只有“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研究，没有立竿见影的探索。政策建议同样如此，社会共识的形成也没有捷径。历史表明，虽然历经艰难曲折，但我党始终具有自我纠错的能力与传统。党的十八大提出科学体制机制“障碍较多”之后，伴随着我国科学飞速发展，科学管理自我纠错机制运转也在加快。采纳政策建议，是一种大范围的社会选择，将少数人思想与社会证据联系在一起要花时间消化，其间过程是不可少的，建议者及先觉者应有足够耐心。

参考文献

（1）J.D.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商务印书馆出版1982年11月版第412页

（2）邢天寿：《学会与发展》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70页

（3）赵红州：《科学能力学引论》科学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115页

（4）钱学森主编：《关于思维科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7月版第１３０页，钱学森：《钱学森讲谈录－哲学、科学、艺术》九州出版社2009年2月版第147页

借此之机，向给予我工作支持、帮助的中国科协副主席冯长根、中国科协调宣部、学会部、重庆市科协的老领导、老同事，《科协论坛》杂志、《学会》杂志及吴伟文老师致谢。是为记，合作愉快！

作者：高峡  2016年5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