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互联网时代，学术传播的格局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学者获取学术文献，从事学术研究和交流学术成果的渠道与方式已不再局限于正规出版物。社交媒体、学术开放资源、网络多媒体、甚至虚拟现实等非正式数字渠道在学术传播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传播媒介多元化正在挑战学术图书的地位。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 Shiro Armstrong认为：“学界正在探索新的研究传播模式，不仅是免费，而且更易于读者阅读消化知识……学者需要的，是研究成果的广泛传播，其载体不应该是仅有几个读者的传统出版物。”

值得注意的是，学术评价体系也在发生深刻变革，尤其对学者与公众、政策制定者和相关利益群体之间的互动越来越重视。这一政策变革趋势将挑战那些封闭在象牙塔内的传统评价指标，比如专著出版数量、引用率、影响因子，等。新兴的计量评价体系，尤其是替代计量因子（Altmetrics）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从技术上讲，学术内容的公众关注与有效使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量化，并作为学术评价的参考依据。

总体而言，学术传播格局正在变得越来越开放、多元和互动。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传统意义上的学术图书出版，其价值和意义受到广泛质疑。学术出版商、图书馆和学者共同体在重新思考学术图书在数字学术传播体系中的角色，并尝试更具创新力和颠覆力的模式。

简而言之，学术图书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传播介质，而是庞大的、立体的数字学术传播生态中的一个环节。诚然，正如英国布里斯托大学Policy Press 的总监AlisonShaw所言，学术图书对于理解世界和影响公共政策的讨论是不可或缺的。

但是，学术图书必须与时俱进，与其他学术传播方式有效整合，并深刻互动——从社交媒体营销，内容超文本互联，到数据库互操作和个性化知识服务。

欧美学术出版商在这些方面的技术改进与创新投入持续增长。今年法兰克福书展上，很多专场讨论听上去更像计算机技术大会，而不是出版研讨——可以说，这体现了当下出版技术迅猛进化的大趋势。可以预见，这些由前沿技术主导的新传播模式将很快成为学术图书出版的主流“标配”。

由此，在数字化的大学术传播体系下，学术出版商靠简单贩售内容或内容数据库将难以生存。只有建立在前沿信息技术基础上的出版服务模式，才是立足之本；相应地，限制图书内容的公众阅读将是短视战略，而开放内容、为作者、读者、图书馆和社会公众提供高附加值知识服务并从中获取利润，可能是更可行的商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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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学术图书产业与欧美总体上处于不同发展阶段。我们没有欧美学术图书出版产业在印刷时代积累起来的雄厚内容资源、人才储备、商业模式和出版文化；我们也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基于同行评议、独立出版、机构市场和书评推介的现代学术图书出版体系。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学术图书出版赶超欧美任重道远。但是，数字出版的发展以及颠覆性互联网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兴起，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弯道超车”的机会。至少，欧美学术图书出版转型中出现的问题可以作为警示，让我们避免重复同样的错误——尤其是科研评价中过分依赖海外出版的学术专著，并教条地将此与高水平研究划等号。

我们投入了大量科研经费资助学术专著的海外出版，但是，这些图书究竟有多少读者，多大传播影响力？这都还是疑问！

与追求国际排名、出版图书数量等GDP 指标不同，在数字时代，振兴我国学术图书出版的关键，是对学术图书的传播角色、传播价值和创新模式有正确认识。

无论科研评价、出版商战略、还是国家扶植资助政策，应以发展进化的眼光看待学术图书出版：一方面积累出版资源，完善出版体系；另一方面，在具有前瞻性的出版模式上加大投入，比如开放获取和知识服务。只有这样，才能扎实有效地提升我国学术图书出版的整体水平和国际影响。

本文节选自拙作《数字学术传播与出版转型：2015 年海外学术图书发展评述》，该文由《科技与出版》在2016年2月刊发。原文较长，特分成三篇博文与大家分享，并稍作改动。 这是最后一篇，欢迎批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