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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信任“坎”：从清华化学实验室爆炸案谈科学的A面与B面精选

已有 19283 次阅读 2015-12-19 00:23 |个人分类:苏菲的世界|系统分类:科研笔记

美东时间2016年12月17日22:40左右，睡前刷微信朋友圈（改不了的坏习惯），结果发现一位老师po出手机新浪网的新闻，说清华化学实验室出现事故。随即查看清华官微，没消息（不要和我说学校主页）……随即联系前两天还在微信上和我互动的上过我课的一位化学系的小朋友，依然没消息……查了人民网，说死了一个人，男女未知，身份未知。过去的一年，身边已经失去了太多的人，有点害怕，于是等。美东时间18日0:35，小朋友回信了，说他没事且全楼人员已经第一时间疏散。于是才稍微放心的睡下。一早起来，还是忍不住上各大媒体上搜新闻。终于从法制晚报得知，“不幸身亡的博士后名叫孟祥见，83年出生，安徽人，未婚。研究生在华东理工就读，在新加坡读博士，昨晚还与同学一起看球赛。一同做实验的另一位同学没有受伤。”

不知道孟博士的家人得到这个消息是怎样的心情，也不知道他们是从何种渠道得知。信息技术如此发达，信息的披露却如此的缓慢——孟博士以及化学系全体师生的家人、朋友都在期盼着的一些“官方说法”！当然也许他们同我一样，都把所有的风险“个人化”了，通过自行联系的方式报平安、得安心。于是我甚至有些愤怒，这个世界究竟怎么了？

想起之前做过的一个关于科学家刻板印象的研究^[1]，一个惊奇的结论是在全部三组被试中，没有任何被试主动画出（方法是DAST）有关“危险标志”的内容。也就是说，与西方世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被我们寄予厚望的学生，对科学的风险竟然没有丝毫的感知！

科学，多么神圣而崇高的字眼。当我们还是小朋友的时候，接触到的科学家的形象其实是教师走廊里的挂画和课本里的课文。对我而言，记忆犹新的一个故事是居里夫人的“三克镭”：

“1920年5月的一个早晨，一位叫麦隆内夫人的美国记者，几经周折终于在巴黎实验室里见到了镭的发现者。端庄典雅的居里夫人与异常简陋的实验室，给这位美国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此时，镭问世已经18年了，它当初的身价，每克曾高达75万金法郎。美国记者由此推断，仅凭拥有这项专利，眼前这位夫人早就富甲一方了。

但是，居里夫妇在18年前提炼出第一克镭时，就毫无保留地公布了镭的提纯方法。居里夫人的解释异常平淡：“没有人应该因为镭致富，它是属于全人类的。”

麦隆内夫人困惑不解地问：“难道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您最想要的东西吗？”

“有，一克镭，以便继续我的研究。可18年后的今天我买不起，它的价格太贵了。”

这出乎意料的回答，使麦隆内夫人感到惊讶。镭的提纯技术已使世界各地的商人腰缠万贯，而镭的发现者却如此困顿！她立即飞回美国，打听到一克镭在美国当时的市价是10万美元，便先找到了10个女百万富翁，以为同是女人又有钱，她们肯定会解囊相助，万万没想到都碰了壁。麦隆内夫人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次金钱的需求，更是一场公众理解科学、弘扬科学家品格的社会教育。于是，她在全美妇女中奔走宣传，最终获得成功。1921年5月20日，美国总统将公众捐献的一克镭赠予居里夫人。

数年之后，当居里夫人想在自己的祖国波兰首都华沙创设一个镭研究院，用于治疗癌症的时候，美国公众再次向她捐赠了一克镭。

一些人认为，居里夫人在对待镭的问题上固执得让人难以理解，在专利书上签个字，所有的困难不是都可以解决了吗？居里夫人在后来的自传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们所说的并非没有道理，但我仍相信我们夫妇是对的。人类需要勇于实践的人，他们能从工作中取得极大的收获，既不忘记大众的福利，又能保障自己的利益。但人类也需要梦想者，需要醉心于事业的大公无私。”

居里夫人一生拥有过三克镭。这三克镭体现了一个科学家伟大的人格。”

是的，小朋友的世界里不应该有那么多恐怖的元素，因此也不会告诉你居里夫人包括她同样获得诺奖的女儿均死于放射性元素吸入过量。更不会告诉你居里夫人和她的丈夫其实根本就没有太多合作，甚至当守寡的居里夫人想追求自己的爱情时曾被人蔑称为“波兰荡妇”……我们看到的科学家总是遥不可及的，美好的那一方面。那些编写教科书，撰写科学家传记的人因此也就天真的相信，这样我们就可以稀里糊涂的、不明不白的爱上这个伟大的事业了。然而正如前文所说，信息技术发达了，邻避效应（Not-In-My-Back-Yard）都已经发生在身边了，我们不禁要追问：这种掩饰还掩饰得住吗？

其实居里夫人早就在自传中坦陈：“同镭打交道很不安全（我有几次感到身体不适，我判断就是经常处理镭的结果），我们采取了许多措施来预防在制备镭射气玻璃管时镭射线有可能对人体造成伤害。”清华大学毕业生施正元在文章“我的恩师居里夫人”中也的特别提到了居里夫人对实验安全的谨慎：

施正元说：“我并不感到害怕，科学是需要有献身精神的，但也应尽量避免无谓的牺牲。好在我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是个游泳好手，进行实验操作时屏住呼吸是件很容易的事。在镭研究所的工作中，由于不断得到居里夫人的正确指导，我的身体没有受到任何损伤。谈到这里，我自有几分感慨。据我了解，当年由于放射性研究的安全防护条件很差，搞放射性研究的人，因经常接触放射源，一般寿命都比较短，活不过六十岁。那时在居里夫人镭研究所里工作过的人，如今，也只有我还活着，是个例外了。当然，后来随着科学的进步，放射牲的屏蔽防护工作逐步完善，再也不会出现过去那样的悲剧。比如，1934年我回国后在中央大学曾教过的学生，后来成为举世闻名的核物理学家的吴健雄，从事核物理研究实验50年，一直也没有受到放射性损伤。直到85日岁时，才因脑中风去世。”[2]

但是施先生真的乐观了，因为实验（室）安全的制度保障从来就没有跟上。能查阅到的最早关于此方面论证的书籍出版于1951年，一本是只有40页的张紫洞编写的《化学实验室安全须知》。另外一个是在天津大学分析化学教研室编写的《分析化学实验》中有两页关于实验安全的内容。相比之下，官方媒体对此方面的报道最早见于1953年12月11日，起因是当年的十月十日、十三日，“南京工学院电机实验室在实验中烧毁了一只瓦特计、两台变压器，损失国家财产一千万元以上”。《光明日报》记者还表示，“南京工学院电机实验室肇成事故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指导实验的教师对爱护国家财产观念不强。”。改革开放以后，实验安全的管理方面也有了一些新的时代性特征。比如《光明日报》1993年12月17日发表的一篇题为“应重视高校实验室的安全”的文章就表示，“在步入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实验室所从事的基础理论研究必然要受到冲击。有的实验室实行了承包，它们面向市场却又无人管理，导致了一些急功近利的行为。许多没有条件从事开发的实验室，却盲目开放，人为造成一些危险的祸根。” 是的，原因都在人为，因为政策早就有了呀。据这篇报道称，“早在1983年教委（教育部）就印发了《高等学校实验室工作暂行条例》，并于1992年发布《高等学校实验室工作规程》，对高校实验室的目的、建设、体制、管理等作出了具体规定，尤其强调了工作环境管理和劳动保护工作。国家教委条件装备司还和卫生部门一起对各高校实验室进行定期检查，对不合格的实验室，坚决停止其实验工作。” 而包括清华在内的几乎所有高校，也都会在实验人员从事实验之前要求其签署一份安全承诺书。但是这样就能解决问题了吗？

悲剧的发生用一种最无奈的方式告诉我们，不能！因为全部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对科学的认识总是“好”（A）的那一方面，无论是国内的教科书、媒体还是文学作品、电影电视，几乎很难发现对于科学危险（B）一面的警示和反思！

网友们对今天新闻的评论，也或多或少地证明了上述判断。比如很多网友表示，孟博士是为科学献身了，可敬可泣。但是这是一条鲜活的生命啊，简单的一句“为了科学”又怎能否抚平他家人和亲友的伤痛？另外的一股极具代表性的观点是，以后可不能让孩子学化学了。没错，风险和收益的个人化，这是贝克所讲的“风险社会”的最具代表性的特征。但是这样的结果，只能造成越发严峻的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人才的流失。

那么怎么办？

这里要提到的是D. MacKenzie所提出的“信任槽”（certainty trough）的概念^[3]。根据他的研究，个体对科学知识的掌握，会影响其对不确定性（和风险其实并不相同，但这里不做更多解释）的感知。比如公众由于缺乏相应的知识或者错误的相信片面的知识，会对科学技术产生高度的不信任（比如著名的PX是否剧毒百度百科修改案，以及无数的邻避行为）。相比之下，科学的管理者反倒是愿意去相信科学的精准甚至万能。可怕的是，在科学工作者的一端——本应该是因为掌握了足够多的知识，会特别感知到科学技术本身的风险，因而也会对于自身和对于社会而言格外负责任。但由于我国长期以来通过A面粉饰B面的教育和宣导，科学工作者也选择对安全的隐患视而不见甚至报有侥幸心理。这其实是中国科学发展所面临的最大的“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