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何须假真理之名？                                            
        大约在一个世纪前，德国化学家奥斯特瓦尔德（1909年诺贝尔奖得主）等现代一元论者曾经不无豪迈地宣称：科学将能凭着其所揭示的“统一的世界观念”取代上帝的位置，她理应获得人们所能赢得或想象到的最高地位，人类即将进入科学一元论时代。而事实上，恰如另一个更知名的科学使徒普朗克所坦言—— “科学决不可能毫不遗漏地解决它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尽管如此，值得深思的是，时至今日，科学一元论的思想依然一方面支撑着少数科学主义者无与伦比的傲慢，另一方面或多或少地渗透在科学共同体的科学理念之中。
        以赛亚.柏林等人曾经反思过包括科学一元论在内的诸多思想乌托邦的根源，并将其追溯至柏拉图以降的理智论传统。这种传统最核心的理念是基于真理观的认识论，其思想主轴为：在充满偶然性与变化的现象世界背后，有且只有一个由真实与不变的实在（绝对理念或其他终极实体）所构成的和谐而自洽的世界，虽不能凭籍简单的直接感知加以把握，但通过上帝的意愿或者人的努力，我们的认知可以反映乃至符合隐藏在认知对象背后的那个世界，我们能找到所要知晓的问题的唯一正确答案，并使不同问题的答案之间互不冲突，从而获得真正与认知对象相符合的真理。从这种基于真理观的认识论出发，不难理解科学一元论者的理智冲动在于，通过科学探索获得对世界的正确而自洽的整体性认识，最终把握哪些在任何时空条件下都成立的永恒真理。
        20世纪的铁与血迫使所有的乌托邦进入大盘调整期，虽然强科学一元论因此逐渐转向弱科学一元论，但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冷战前还是冷战后，随着科技力量的暴涨，科学技术业已成为超越意识形态的超级意识形态，其中基于真理观的科学理念对科学共同体的影响尤其根深蒂固。打开中科院最近发布的《关于科学理念的宣言》，总体上令人欣慰的是它不仅谈及“科学的价值”、“科学的精神”、“科学的道德准则”，还关照到“科学的社会责任”，并不乏“避免把科学知识凌驾其他知识之上”、“现代科学技术存在正负两方面的影响”等发自科学共同体的高度清醒的自我审视。但细品“科学精神是对真理的追求”、“不懈追求真理和捍卫真理是科学的本质”之类的断语，不禁让人联想到：六十年前，美国战后科技政策的开拓者V.布什曾在《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中用追求真理为基础科学背书；六十年后，作为中国最大的科学共同体的中科院再次诉诸真理目的，或许在于赋予科学或者基础科学以崇高的意义。带着这种揣测或偏见细读宣言，开篇触目的就是“科学及以其为基础的技术”这一基调性修辞，宣示者的良苦用心似乎不难体味。
        无庸置疑，对真理的追求激起了无数心灵献身科学探索的强烈动机。爱因斯坦在普朗克60寿辰的讲话中曾经激情表白，正是一种类似宗教信仰的不可遏制的激情，使得那些为真理而求知的人因渴望看到宇宙的先定和谐而具有无穷的毅力和耐心；但他也客观地承认，在科学的殿堂中，除了少数为天使所宠爱的人，大多数人或旨在享受超乎常人的智力上的快感，或纯粹出于功利的目的。这些事实表明，在科学活动中，基于真理观的认识论并不是绝对必要的，科学活动的目的至少不完全是或者不可完全归结为追求真理或捍卫真理，因为科学不是宗教也不是哲学，科学的使命不仅仅在于解释世界还在于改变世界。诉诸于真理的人们往往会忘记，对于科学而言，比发现真理更重要的是创造和创新。从历史文化渊源来看，追求真理或者捍卫真理之类的说法是在科学受到宗教或世俗的压制时所提出的一种辩护策略，从牛顿为彰显造物主的荣耀而诉求自然律到爱因斯坦的斯宾诺莎式的宇宙宗教情结，都是只是借真理之名，行创造之实。从本质上来看，所谓真理或规律的普遍性、简单性、和谐一致性，与其说是真理的特征，不如说是科学创造的方法论原则，是为概念和理论构造开辟道路和生成新观念的工具；即便认可真理的存在，真理也是由人创造的而非守株待兔的结果。更为重要的是，在缺乏神圣宗教情结的非西方传统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谈论科学的真理观，并不能起到将宗教激情引向为科学真理献身的励志功能，反倒可能为科学研究的墨守成规和学术权威世俗化、等级化之类的创新壁垒背书。倘若将作为发明者和创造者的科学人降格为真理的发现者和守护者，倘若假真理之名反致思想禁锢、创新疲软，则既是对人类心智的辱没也是对人类创造力的漠视。
        在科技实践层面，基于真理观的认识论对科学理念乃至科学技术观的最意味深长的影响是：偏爱科学理论知识而轻视技术实践操作，将原本作为科学前提的技术贬黜为“基础科学”的应用。如果仅仅将科学史简化为真理不断战胜谬误的辉格式英雄史，人们似乎可以透过科学这个写满完美的方程和宇宙规律的剧本分享上帝创世的智慧，但这种形而上学的迷梦无疑忽略了一个事实，即科学的概念和理论从本质上讲总是不完善的、可错的和开放性的。说到此，不难想像，只要将科学仅仅视为科学知识或者科学理论，就有人会不加廓清地用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之类的说辞进行一番论证，但倘若科学的使命被界定为去抓那个看似抓住了又永远也抓不住的真理，又与寻求针尖上有几个天使之类的经院哲学何异？
        实际上，基于实验的科学活动从来就不是一种单纯的认知活动，其本质是人与世界的相互作用。由于人不能像上帝那样站在世界之外透视世界，科学的对象并不是等待人去发现的现成的对象，而只有当在世界之中的人与各种物质性力量发生内在相互作用（intra-action）时才得以凸显，并成为人可以从某种视角进行理解并可能进一步加以操控的力量。对此，马克思早就从实践的范畴出发，明确地指出科学的对象是人化自然，认识过程是人的实践过程的内在组成部分，包括主体改变客体并使其转化为人的力量等应有之意。在这一过程中，所有基于实验的科学的理论和知识体系无一不体现为技术操作或以技术为中介，进而融合为整体性的有效知行体系；即便是像速度、温度、时间这些基本的概念也只有在仪器、工具等技术层面成为可实现的技术之后，才成其为科学概念。如果没有技术和工具作为背景，很多思想实验也无从构想。一个一直为科学史所忽视的事实是，爱因斯坦在瑞士伯尔尼专利局工作时，他的主要工作是处理火车站用的显示世界时的时钟专利，而其中所涉及的世界时时钟的同步性难道与他的狭义相对论思想实验无关吗？透过牛顿时代的“钟表世界”的宇宙观和量子信息论的“宇宙计算机”等隐喻，可以看到科学认知的视域、深度和视角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的技术与工具水平。由此可见，毋宁说科学是技术的基础，不如说技术与工具是科学的前提，或者说技术性是科学的内在维度。
        一旦认识到技术性是所有基于实验的科学的内在维度，就不再会将其简化为纯粹的认知，也不必将科学活动中可以符号化和观念化的理论知识上升为所谓真理——对被知觉和被经验的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本质”的无从企及的想象，而会实事求是地认识到内在地具有技术性维度的科学的局限性：除了极少数抽象的形式化理论之外，大多数科学都建立在实验的基础上，都必然受其内在的技术与工具条件的制约。这样一来，一方面，有必要从科学技术整合一体化的视角（即融合的科技观而不是分立的科学观与技术观）重新审视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反思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再到开发的线性的知识与技术创新模式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如果不再假真理之名以论证科学或基础科学的神圣性与合法性，无疑有助于还科学以真实面目——将其视为一种具有内在局限性的可错的有限知行体系，进而使价值考量与对不确定性及风险的控制从一开始就成为科技活动的内置环节，而不只是到了应用环节和社会层面才考虑趋利避害，才以迟到的正义兑现科学共同体对社会责任的承诺。

注：1.“真”和“真理”内涵的异同是一个错综复杂的问题，即有学理上的纠结，又有历史文化和社会政治语境的渗透，吾人学养尚不足，未敢置评。但窃以为，真这个概念对科学活动来说更具体、更好把握，可以指具体命题的真，也可指态度上的真诚，故认为主张科学是求真的事业比说科学是追求真理的事业更清晰一些，前者也能基本上概括追求客观性这一基本科学精神。倘若赋予科学知识以真理的地位是件很尴尬的事情，因为它们往往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话又说回来，在行为心理学层面，很多科学家相信他的事业是追求真理，并以揭示自然现象背后的真理为探究目标，也因此获得了丰硕的成果，这说明信念对人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但对于其他没有这种信念的人来说，似乎依然可以做科学。为了旁的目的，不小心成了大科学家的情况似乎是还是有的吧。当然，你可能会说他可能做不了牛顿或爱因斯坦，但要求每个科学家都做真理的圣徒现实吗？简言之，科学应明确地主张求真，而真理说似乎失之含混，容易被有意无意地误用。

2．本文之科学观强调，近代以来的科学大致可分为形式科学（数学，逻辑等）和实验科学二类（前者我基本不懂，后者也感到很生疏了），大多数自然科学属于后者，对这些“科学”而言，技术性（包括对技术手段的依赖）是其应有之意，而且这些“科学”活动也负载各种社会政经价值，称其为 “technoscience”（技术科学，技术化科学；巴士拉、利奥塔、拉图尔等人主张，可用此概念阐释复杂的科学实践与技术和社会、政治、经济、价值等因素的内在纠缠）或“科技”更加恰当；换言之，就其内涵而言，“technoscience”与中文语境中的“科技”一词可以互译。由此，“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中的“技术”实际上是产业化的技术，这个宣称的真正要表达的内涵似乎是：以科技为基础的产业技术。

3.本文的一些表述不甚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