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标准的宽松，中国的空气质量监测数据长期与公众观感有一定差距。此次修订《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则是环保部门为消除这种差距做出的努力。然而标准的修改，是否能带来空气质量的改变，还需拭目以待

追问天之蓝　

　本刊记者/钱炜

　　面对糟糕的空气，而非院士落选，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终于忍无可忍了。

　　12月5日，他发了一篇名为《可怕的空气污染》的博客，并在文中说明，他早在今年2月的一次雾霾天之后就写好此文，但没有当即发表。

　　当本月初再次遭遇连续6天的雾霾天气后，有慢性咽炎的他觉得喉咙非常难受，并“感到不安和愤怒”，“过去两年，不止一次地有朋友问我：你在国内最不开心的事情是什么？我总是回复：最不开心、也是常常痛苦的唯一事情就是空气污染。”

　　他问身边的朋友们，大家都说奥运会后北京的空气质量一年不如一年，但环保局称北京的蓝天数仍在逐年增加。于是他发问：“难道是大家的切身感觉都错了？还是北京蓝天的标准在逐年降低？”

　　被定义的“蓝天”

　　“蓝天”这个词，在环保部门的借用之下，几乎脱离了它的本义。它在行业内指的是“达到空气质量国家二级标准以上的天”。换句话说，即使是下雨、多云、有雾的天气，只要空气质量达标，在环保局的语境里，都算作是“蓝天”。

　　“蓝天”的这一定义被大众所接受，要追溯到1998年。北京空气质量之恶劣，曾在那一年达到一个顶峰——全年只有100个“蓝天”。施一公还记得，那年夏天他正好从美国回京访问，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竟发现不远处的天安门城楼在一片灰霾中忽隐忽现，看不清楚。

　　由于第二年就是新中国成立50年周年，这样糟糕的空气，显然不利于天安门广场上庆典活动的举行。于是，1999年，北京市发起“向空气污染宣战”的“蓝天计划”。尽管10多年的治理，使北京的空气质量有了很大改观，但“蓝天不蓝”，已经是人们的一个直观感受，即使是在风和日丽的日子里，天空也常常是灰蒙蒙的。根据环保部的数据，与1960年代相比，今天中国东部城市的大气能见度已普遍下降了7公里～15公里。

　　能见度是一个气象术语，并不属于空气质量标准的范畴，但能见度与空气质量的好坏、尤其与PM2.5浓度密切相关。“我们曾用统计学的方法计算过，PM2.5与能见度的相关性，要比PM10与能见度的相关性大得多。”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贺克斌说。

　　由于中国长期执行较为宽松的空气质量标准，并且没有将PM2.5纳入到空气质量评价体系中去，因此，所谓“达到国家二级标准”的“蓝天”，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蓝天。

　　中国的标准有多宽松？可对比世界卫生组织(WHO)的《空气质量准则》。以PM10为例，中国的二级标准年均值为100微克/立方米。而WHO在这一指标上的指导值是20微克/立方米。对于发展中国家，WHO还设了三个过渡阶段的目标值，其中第一阶段PM10的年均浓度为70微克/立方米，而中国的“蓝天”标准依然没有达到WHO设定的这一最低水平。

　　中国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于1982年制定，经历过1996年和2000年的两次修订。其中，在2000年的修订中取消了氮氧化物，提高二氧化氮与臭氧的标准，其中，二氧化氮的年均值由原来的40微克/立方米，提高到了80微克/立方米。

　　据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系教授郝吉明透露，当时对这一标准“放水”的直接原因，就是为了申办奥运会——因为北京的二氧化氮浓度一直无法达标。根据北京环保局发布的《2008年北京环境状况公报》，在治理力度空前绝后的2008年，北京的二氧化氮年均浓度达49微克/立方米，依然超过旧标准，但正好达到修订后的新标准。

　　PM2.5与健康

　　有一对“龙凤胎”子女的施一公担心，北京糟糕的空气会影响孩子们的健康和发育。作为研究生命的科学家，他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

　　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将PM2.5纳入到空气质量标准的国家。起初，他们的PM2.5标准为年均值浓度15微克/立方米，日均值为65微克/立方米，但很快就收紧了标准，将日平均值提高到35微克/立方米。

　　美国的决策，建立在“哈佛六城市研究”的基础上。从1972年开始，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对美国东北部6个城市的大气细颗粒物浓度及当地的9000多位居民的健康状况展开监测与研究，结果发现，颗粒物的浓度与死亡率呈线性正比，而大气中的其他污染物及相关组合与死亡率没有很好的相关性。

　　由于监测时间长达15年，至今在该领域尚无新的研究能超越“哈佛六城市研究”的准确性与影响力。此后美国癌症学会和欧洲的类似研究也均显示，即使在9～11微克/立方米这样低的浓度时，仍能观察到PM2.5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而WHO2005年版的《空气质量准则》则指出，PM2.5年平均浓度达到35微克/立方米时，比10微克/立方米的浓度，人类的死亡风险会增加15%。

　　从研究大气污染出发，北京大学环境学院教授朱彤意识到，PM2.5对人体健康有着复杂的影响，因此，在奥运会以后，他主动将自己的研究方向转向了环境对健康的影响。然而，包括他在内的国内多位学者的研究却发现，PM2.5对中国人的健康影响，似乎并没有国外学者的结论里描述的那样显著。

　　在去年的一项对珠三角地区的研究结论就显示，当地大气中颗粒物浓度每增加10微克/立方米，人群总死亡率增加了约0.38%，这个数字要比国外低。

　　在没有更多研究的前提下，将此归结为中国人的耐受性更强是武断的。不过，2011年7月，美国卫生与人类服务部环境健康科学研究所做了一项有趣的研究，研究人员将吸烟与PM2.5对人体的健康影响做了比较。结果发现，吸烟的健康影响是一条向上的抛物线，在抛物线的上升阶段，每多吸一盒烟，会对人体健康会产生很大危害，而到了抛物线的上部，多吸一盒烟的危害，要比初始阶段小很多。而PM2.5对人体的健康影响与此类似。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人对PM2.5不那么敏感。因为中国与国外的PM2.5浓度处于不同水平，这就类似于，他们处在抛物线的上升阶段，而我们已经是抛物线的顶部。”朱彤说。

　　朱彤最近在研究PM2.5中黑碳对人体健康的影响，这是国际上的一个研究热点。由于黑碳是化石能源不完全燃烧的产物，并对全球气候变暖也有影响，因此无论是对治理大气污染还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都有重要意义。

　　欧盟经济委员会今年刚刚成立了一个工作组，研究将黑碳从PM2.5中单拎出来，作为一个新的空气质量指标的可行性。对此，朱彤说，从PM2.5到黑碳，中国从没有真正搞清这些污染物究竟对国人有何种健康影响，却一直在盲目地接受国外的环保标准。

　　老话题，新举动

　　公众对PM2.5的普遍关注，是由今冬以来北京的几场雾霾天气引发的。但实际上，早在2007、2008年左右，国内的环保专家们就已经开始讨论要不要将PM2.5纳入到空气质量标准中去。当时，距离美国真正开始实行PM2.5标准也不过两年。美国虽然于1997年就将PM2.5纳入到了国家标准，但实际上到2005年才真正生效。对比之下，中国环保部的新标准将于4年之后的2016年实行，似乎也并不能算拖延。

　　对PM2.5标准的讨论意见分为两大派：主张将PM2.5放进标准的“主战派”和支持收紧PM10标准的“温和派”。后一派的想法很简单：既然中国的PM10里面有超过一半都是PM2.5，那么只需提高PM10的标准，就能对PM2.5起到约束作用。

　　就在专家们将PM2.5放进去又拿出来，举棋不定争论激烈时，2008年奥运会的召开，使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到北京的空气质量上来。一些外国长跑运动员声称，北京糟糕的空气会对他们的呼吸系统有不良影响，有人甚至要退出比赛。

　　PM2.5与臭氧在中国空气质量强制标准里的缺失，成为媒体热炒的话题。在奥运前夕，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杜少中曾连续5天召开6场新闻发布会，对空气问题再三解释。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面积1.6万平方公里的北京目前只有27个空气监测站，相比之下，面积只有0.15万平方公里的伦敦则有上百个监测站。不过，这涉及到钱的问题：尽管空气质量监测站都是自动的，但每个单项污染物的监测仪器都要数十万元，再加上建设及维护费用，一个监测站的总成本在100万左右，这是一笔不菲的开支。

　　奥运结束后，2009年初，环保部官员曾在多个场合表示，正在对《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进行修订，要将PM2.5纳入到标准里去。这些表态，算是为奥运前后的这场争论划上句号。但过了一段时间，标准的修订工作又悄然无声，直至此次北京大雾。

　　实际上，“温和派”的观点并不比“主战派”更温和。朱彤就认为，如今人们都将目光放在了PM2.5上面，这是好事，但不是问题真实所在。中国的现状是很多城市的PM10还没有达标，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将PM2.5列为空气质量标准，如果标准很宽松，则依然形成不了什么约束力，还不如将PM10的标准提高，反而会起到更好作用。

　　根据环保部发布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二次征求意见稿，PM2.5与PM10的年均值与日均值，都与WHO过渡期第一阶段目标值相同。

　　新标准颁布后，中国众多城市将面临巨大压力。因为以PM10的新标准来衡量，中国将有70%～80%的城市不能达标。根据郝吉明的分析，中国将花40年时间，才能使大气质量逐步达到最终目标——WHO的指导值。

　　“如果没有这次公众的关注，新标准可能还不能这么快出台，所以社会舆论是好事。”郝吉明显得很高兴。按原计划，新标准将在明年年中发布。但现在加快了步伐，新标准的出台，将不晚于春节。

　　朱彤的办公桌上，放着女儿去年满百日的照片。望着相片里眼睛笑成两弯月牙的女儿，这个说话一直很严谨的男人，忽然露出笑容说，希望等到女儿长大时，能呼吸到更清新的空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