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医学史的重要资料：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百年译丛

刚刚过去的2014年，是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China Medical Board，CMB）成立100周年，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共四本的“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百年译丛”。它们是：1，《油王：洛克菲勒在中国》［美］玛丽.布朗.布洛克著，韩邦凯、魏柯玲译，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14年8月第一版；2，《中国宫殿里的西方医学》［美］约翰.齐默尔曼.鲍尔斯著，蒋育红、张麟、吴东译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第一版；3，《洛克菲勒基金会与协和模式》［美］玛丽.布朗.布洛克著，张力军、魏柯玲译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14年8月第一版；4，《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与北京协和医学院》［美］福梅龄著，闫海英、蒋育红译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14年9月第一版。

洛克菲勒基金会从1914年创立中华医学基金会（CMB）到1951年撤离中国的37年间，对西方医学在中国传播做了许多工作，其最重要的、也是它最引以为豪的成就就是创建北京协和医学院（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因此，这套丛书名为“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百年译丛”，实际上主要是介绍该基金会创办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历史。协和医学院在中国医学发展史上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国内已有一些关于“协和”和“协和模式”的专著，但本套丛书的作者都是直接或间接参与过洛克菲勒基金会、CMB及协和医学院管理的官员和医学教育家，因此它不但披露了许多洛氏基金会创办协和医学院的许多新的背景资料，而且为我们观察分析协和医学院的发展演变过程和“协和模式”的性质，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是研究20世纪中国医学史的珍贵资料。本套丛书的出版是中国医史上值得关注的重要事件。

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早期发展可以分为二个时期。一是教会医学时期。“医学传道”（Medical Mission）和“协和”（Union）理念，是协和医学院的前身北京协和医学堂（Union Medical College in Peking）产生和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二是洛克菲勒时期。“医学是现代神学”的理念、创建“中国的约翰.霍普金斯”的“精英教育”办学理念，是其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上述的四本书，从不同的角度详细地描述了北京协和医学院从早期“教会医学”时期到“洛克菲勒”时期的发展过程，进而为认识和了解西方医学在中国的传播的历史提供了一个新路径。这套丛书的另一个特点是，作者作为筹划CMB和协和医学院的“内部人”，还揭示了在创建协和医学院的过程中，教会组织与洛氏基金会（CMB）之间在办学理念上的冲突；洛克菲勒基金会、CMB、及协和医学院校董会三者之间，在学校决策管理上的权力纷争（尤其在福梅龄的“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与北京协和医学院”一书中，有详细的描述）。这些内容在此前出版的有关协和医学院的著作中，几乎未被认真提及过，这套丛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的缺陷。同样，也由于本书作者的特殊身份，他们对书中所描写的事实和对事件的评价，必然会打上“洛氏基金会”的烙印，这当然也是应当注意的。

西方“科学医学”在中国的传播和确立，在本质上是中国医学的一次“科学革命”。目前西医已经成了中国医学的主流，中国医学从总体上讲，已经完或了从中医向西医理论上的“范式转换”（Paradigm shift）。在这个过程中，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特殊重要的作用。在北京协和医学院“本土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群星闪烁，人才辈出的局面，走出了黄家驷、林巧稚、张孝骞、诸福棠、胡传揆、张晓楼、王叔咸、吴阶平、邓家栋…等著名临床医学家；汤飞凡、刘士豪、谢少文、林飞卿…等生物医学家；杨崇瑞、陈志潜、叶恭绍、俞焕文…等中国公共卫生学家，他们后来都成了中国医学科学不同学科的开创者和领军科学家，为中国现代医学科学的发展作出了奠基式的重要贡献。

恩格斯在评论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时，曾热情洋溢地写下了如下的文字：“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知识渊博方面的巨人时代”。“协和医学家群体”的出现是近代以来的中国“医学革命”的产物，因而具有鲜明的“科学革命时代”的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协和模式”可以为我们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但却是不可复制的。

本文的主要内容曾在2014年12月31日《中华读书报》“书评周刊.科学”版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