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五个核心命题激活中国经济内生动力

摘要

如何打破融资难、融资贵这个持续多年的困局，将成为考验全面深化改革在金融领域能否取得重要突破的试金石。现在来看，仅靠货币政策、优惠措施很难有效扭转困局，若能通过融资结构调整，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或许有望促使融资成本回归“新常态”。

　　文/周子勋

　　中国经济以深度调整迈入2015年。

　　新年第一天同时出炉的2014年12月中国制造业和非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一降一升”——制造业PMI报50.1%，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为近18个月最低值；非制造业PMI报54.1%，环比上涨0.2个百分点，成为近4个月高点。而汇丰中国制造业PMI终值降至49.6，为7个月来首次跌破荣枯线。这与之前公布包括用电量、铁路货运量以及贷款发放量在内的多项经济指标基本吻合，表明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还在加大。

　　由于人口红利的消失，此轮中国经济的调整期注定漫长。具体表现为，产业发展方面，依赖人口红利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普遍面临深度调整，“机器换人”成为各地制造业发展的主流趋势；进一步的，装备制造业、“工业4.0”的发展成为政策支持重点，以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克服劳动力短缺的瓶颈。城镇化建设方面，以往快速城市化撑大的城市体量，将出现普遍过剩。近年来各地“鬼城”频出，表明宏大的城市建设计划得不到人口导入的有效支撑。目前，多地政府在编制“十三五”规划时，依然对城市规模与人口导入抱有不切实际的预期，制定了庞大的城建计划，很可能为未来城市发展埋下巨大隐患。

　　更令人在意的是，庞大的信贷资金多未流入实体经济。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在《求是》2015年第1期发表《打造新常态下工业升级版》的署名文章中就披露，工业行业平均销售收入利润率偏低，长期在6%—7%低位徘徊，近两年进一步下滑至6%以下。由此导致资金、人才等资源大量向金融、房地产等领域流动，难以吸引优质要素资源推进工业转型升级。

　　毋庸讳言，当前这轮经济调整实际上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经济的主动再平衡。无论是从国内还是国际影响来看，中国经济再平衡引发的连带效应正逐渐显现。在国内，以往投资、出口主导的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依赖资源投入短期拉升经济增长带来诸多弊端，“新常态”下经济结构转型已经在路上。最新的2013年修正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的服务业占GDP比重已达47%，超过了制造业和建筑业总和所占的GDP的44%比重，这也意味着服务业第一次成为中国经济三大部门中的第一大。服务行业贡献一个单位GDP需要的人力比制造业高30%，这种向劳动力密集型转变的趋势对中国实现长期可持续增长有重要影响。

　　显然，2015年的中国经济增长更具挑战。笔者认为，必须把握好五个方面的核心命题。

　　第一，经济增长目标下调为2015年政策调整和深化改革腾挪出了一定空间。当前，市场普遍预期，2015年经济增长目标将定在7.0%－7.2%的区间，CPI目标可能维持在3.5%或者下调至3%，不论CPI目标是否下调，都意味着M2增速预期将进一步调降。

　　第二，在转型大背景下淡化GDP增长，就业正日渐成为本届政府判断经济发展形势的首要指标。中央政府之所以不过分担心经济增速放缓，就是因为有“就业充分稳定”这一“定心丸”——虽然经济增速放缓了，但全年就业目标却已经提前完成。据2010—2012年对中国经济增长对劳动力需求的带动作用的估算，6.5%的经济增长即可实现中国的就业目标。可以认为，2015年是制定“十三五”规划的关键之年，保障就业、深化经济改革在新的五年规划中的地位将会增强。

　　第三，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将逐渐由过去的投资拉动切换到更可持续的消费拉动模式，这一转变意味着“中国市场”将会得到更充分利用。

　　第四，2015年深化改革需要在关键领域实现突破。当前中国政府正在推动深层次财政改革，包括地方债、国有企业与财政体制在内的多项改革都将逐步落地。这些改革，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同时，也将减轻财务软约束企业对于经济的损害，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此外， 2014年我国推出了“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银行等一系列对外发展战略，要推进落实这些发展计划，中国会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推动金融改革。

　　第五，大刀阔斧为企业减负。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消息，自今年元旦至2017年底，小微企业将免征教育附加费、地方教育附加费、水利建设基金、文化事业建设费。当前小微企业不仅税负重，遭遇的更大问题是融资难、融资贵。在大企业、大项目占用过多资金而小微企业普遍面临融资难的结构性问题不解决的情况下，仅仅降低小微企业的税负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去年以来，央行为缓解财务软约束问题推出了一系列“定向（宽松）操作”，希望引导流动性投入特定领域。事实证明，这些被寄予厚望的操作并未起到预期效果，对“影子银行”严苛的监管更使去年下半年表外融资大规模收缩，对实体经济发展反而不利。针对银行存贷比管理，近期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就提出，简单放开贷存比指标并不能解决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只有通过系统性推进金融体制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融资成本居高不下的难题。

　　显然，在2015年的国内融资市场上，如何打破融资难融资贵这持续多年的困局将成为考验全面深化改革在金融领域能否取得重要突破的试金石。现在来看，仅靠货币政策、优惠措施很难有效扭转困局，若能通过融资结构调整，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或许有望促使融资成本回归“新常态”。

　　有一点毋庸置疑：只有各行业、各领域改革“奔跑起来”，中国经济内生动力和活力才能转起来。

　　（2015年1月7日刊于《上海证券报》，作者系资深财经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