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事们在谈论学生评教，唤起了我多年不再想的事情。

　　实际上，我是学校教学评价科的第一任科长。当时学校成立独立于教务处的教学督导与评价中心，领导找到了我，列举我适合岗位的一二三，我也这么认为，加上在教学一线工作了很多年，觉得有些困惑，借助这个岗位能解决，而学校要找个没有教学背景的人做这件事，真不好说。在这种想法的支持下，我就上任了。所以要说学生评教带来了破坏，我是干系人。我深入过这方面的工作，后来又回归到了一线教师的岗位，现在由我说学生评教这件事，我想我能带来更全面的视角。

　　学生评教的目标是什么？促进师生之间的交流，让老师也能听到学生（真实）的反馈，以此来促进教学工作的改进。被评，尤其是在我们文化氛围中，总是让人不舒服的事，所以我们在做这件事情时，始终也是小心翼翼。希望副作用尽可能小，逐渐建立起好的氛围。起草制度，设计流程，都花了不少心思。比如，学生在考试前要评完，老师在提交完学生成绩后再看到学生评教的结果，再比如，要将前%5和后5%的学生成绩去掉，避免个别恶意评价影响结果。

　　在具体事务的处理上，也在试图最小化副作用。例如，督评中心初建时，只有3名工作人员，我们要在假期将学生留言全部看一遍，几十万条数据啊。这里老师们可能会反感了，监督啊？这是我们掌握教学工作的职能，需要做。特别要留意的评论，是没有任何建设性的，纯泄愤的，甚至谩骂的语句。这是个别学生的问题，这些评语让老师看见，没有半点好处。这样的评语不多，一学期百十条，我们要消除。如果某个学生对多名教师都有这样的评语，我们会约谈学生，甚至记录下黑名单，在后续的学期中重点关注（数据库中根据学号一查询就找出来了）。看留言中，有没有发现老师的问题？还真有。学校大了，教师也多了，作为同事，我们也知道某些极个别的老师工作不负责任，甚至误人子弟。作为行政部门，需要发现这些情况。在普遍都不愿意红红脸的氛围中，有些学院里对这些教师听之任之，但学校部门中要发现问题。不过，让绝大多数放心的是，作为学校部门，不可能做到有些老师讲的“稍一……就……”，即使他们的敬业精神不必怀疑，也要相信他们的精力做不了那么细。

　　那学生评教是不是起到了促进交流的作用？很明显。不止一个老师讲，以前从来没有从某个角度想问题，学生评教让自己更关注学生的感受了。学生感受不好，你有再高深的学问要传给他，也是白费劲，这点当老师的一定要知道。学生评语中，大多都在说好话，有老师就告诉我们了，看到学生写的那留言，很感动，以后工作更有动力了。

　　不得不说的，学生的评语，不全是说好话的，有些表达得当的，给老师提意见和建议的留言，老师会看到。这里就看我们面对留言的心态了，包括我自己。看到了100条说好话的，美美的，好感觉来一会儿，而只要看到一条不入耳朵的，一上午、一天，甚至更长时间的好心情没有了。甚至于，那100条当中该使你再思考并用于改进的留言，统统地忘记了。学生评教如何糟糕的感觉，也就挥之不去了。这是人的正常心理，如何面对这些评语，考验的是我们的智慧。我们这一代教师没有接受过面对质疑的训练，看书中知道蔡元培时代的北大，有学术观点完全不同的教授在同一课堂辩论至打起来，而我们，却是当着面都好好好。现在的我仍认为，“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是我们该有的立场，也是我们保护自己的手段。学生的不言不逊没有人会找你什么麻烦。将这样的不愉快积压在心里当成负担的老师，坏感受总在，而有些老师选择了直接说出自己的感受。我接待过一位老师，他一脚踢开我的办公室，质问为何这样对待我们老师？坐下说，请喝茶，……，安息他的怒气，了解他的情况，再沟通，他走时至少不怒了，后来我知道他教学中的问题改正了。这都是交流带来的好处。

　　我们现在的大学，就是缺乏交流，缺乏让各种观点出来表演的舞台，所以，死水一谭。诸多不愿看到的局面中，大学生发出自己的声音真很少。这一代人不表达，将是未来最大的问题。我们要给他们表达的渠道。有限的渠道中，学生评教是其中的一个。现在的问题，是把交流的重任只压在这一个舞台，舞台不堪重负。我知道有老师找到自己学院的领导，领导听完了控诉，没有分析，没有应对，只无比同情地说：“没有办法。”本是交流的开始，却直接划了句号，这样的事更多。

　　学生评教如此好，但实际却为何又如此差？真不奇怪了，一切依靠行政的手段办，好事办坏的案例太多了，不缺这一桩。最近在读黄武雄教授的《台湾教育的重建》，他们在20年前认识到，台湾教育的问题根源在于“升学主义”和“管理主义”。看现在我们的教育，也是这样。

　　学生评教为何会坏掉？那就是在管理主义下的对分数的过份看重！表面的重视，实质是彻底的毁坏。高考很重要，然而一切看分数时，高考就坏掉了。一样的道理。

　　回到我做过的教学评价工作。在制度设计，以及具体操作这些事情时，我们对交流寄予厚望（至少初建时我们是在为此而努力），但不久之后，我们就感叹工作在走样。

　　在起草《教学评价工作条例》时，规定了保密原则，学生评教分数只能由教师本人和学院主管领导看到（本校老教师还应该记得每学期初收到的密码纸条），这个原则在最初几年基本做到了。我还记得为了约束（实际我视其为保护）我这个掌管全校老师分数的人，制定了若干不可碰的红线。另外一个规定是“不挂钩”，分数只供教师改进教学用，不作为考评、晋升的依据。

　　起草文件之前，看过了几本关于教学评价的书，也参考了几个学校类似的条例，很纳闷书上讲了“不挂钩”，而各个学校要么规定挂钩，要么不提不挂钩。和直属领导讨论时，她指出了我的书呆子气。讨论的结果是，明知很难，但要争取能将不挂钩写进去。后来领导去开校长办公会，回来说这一点争论很大，她没有挡住。最后的结果还不算最坏，条例中既没有提挂钩，也没有提不挂钩。

　　教学工作要不要考核？恐怕没有人能说不必考核吧？（不要扯行政工作要不要考核，明摆的事）要谁考核？换位思考一下，各个职能部门期盼有人能做这个事情很久了，现在终于出来了一个部门，专门做这件事情。你还提数字要保密，和考评、晋升不挂钩，这怎么可能？要你这个部门干什么？然而更令人泄气的事，当在某一件事情上要用这个分数时，对方直言“你告我个数字就行了”。这放在办事方，一下子要处理一大堆人的事，一个人要有一大堆的信息，教学评价的确“告我个数字就行了”。谁又能想到，88和89能有什么差别？有部门要用这个数字，这个数字坏了事，帐当然要算在出数据的部门和打分数的学生身上。

　　所以，学生评教，坏在了对这些分数的利用。由于对分数的利用，交流功能被行政忽视，由此而引起的教师的不满，更进一步地使交流功能被教师不再正视。这再加上在组织实施中，学生方面的工作不能由中心自己做（也做不来），而各学院的组织不可谓不努力，但在耐心的思想工作不奏效情况下，总有被强制的学生，生出各种手段来对付。是评价部门的尴尬和无奈。貌似重视你出的结果，实则将这件事情只能例行公事。

　　既然评价结果被利用不可阻挡，当时我们做法是尽量保护和模糊。例如，提供结果时，88和89的老师，都是“良”。有时候，能保护住，有时候，保护不住。一屋子的领导（重要的事情集体决定）已经不视别的因素了，只盯着你等你说这两个良哪个高时，我能想到我的领导（科长几乎上不了这样的场合）的压力（或者可以理解为受重视程度）。而从另一个角度，当老师的几乎没有人认为（至少不会说）自己教的不好（是否可以叫“贺氏定理”），但如果给出了三年的数据，平均81的和89的却真不一样。我们真的不满意“他们都是良”，这样讲，教学工作的好坏相当于没有区别。

　　将分数用于考核，伤害很大。由分数得益的，心安理得即或，由分数失意的，自然耿耿于怀。我们力图做些让人高兴的事，尽管不能是所有人都高兴，起草文件打报告，让学校奖励名列前茅的教师。领导出去沟通碰了一鼻子灰回来，后来我们讨论缩小范围，降低档次奖励，再提出没有物质的，学校发文公布名单也行。再后来，只能在“督评工作简报”上每学期公布一次的各院系Top10%。我和领导说，如果在这个我们自己掌握的非正式的渠道也不给这些老师扬扬名，我真立刻就不想干了。

　　后来，我真不干了。我和学校的教学评价工作脱离关系已经很久了，现在说点认识，设一个专门的部门不出数字绝对不行，但学校应该让这个部门利用几年的时间，建设通过教学评价交流的氛围（说文化太大），然后再说利用结果的事情。可是，在管理主义下，没有“建设氛围”的概念，一切直来直往。

写下这些，真诚地希望宏观的改革来得更快更稳一些。现在学校的教学评价职能又回到了教务处，但教学评价工作总要有部门负责，然而要让其发挥好的作用，需要全局的改革和行动。

　　全身回到教学一线，我当了逃兵。在行政体系中，我认为重要的事，我发现我做不好。而在做行政工作的过程中，我重新发现了一线教师的工作空间。这也就意味着，在我独立面对的世界中，告别了“自顶向下”的推行，“自底向上”的推动，成了必然的选择。

　　那问题就变成了：作为教师，我们该怎么办？

　　再细分，面对学生评教带来的负面影响，有两个方面的问题：面对学生如何办？面对行政的管理主义如何办？

　　实际上，我们任何的人，处在某个环境当中，都是被夹在中间的。学校里的老大，书记、校长，也都是“两头受气”，有些想做的事做不了，想改革的地方推不动，而一些自己也知道的形式，还要走。我们的学生，一方面他们知道（可能不少限于嘴上，而不是真正知道），一方面又受着外部条件和自身能力的限制，就那样干耗着，让青春流逝。

　　先说面对学生。

　　教师，要为人范，必须的。我们工作在一线，肩负着直接影响学生的任务，就不能停留在对此的抱怨中，其实这类的事情多的是了。我们要有自己的立场。

　　在诸多抱怨中，最多的是，严格要求学生，学生给你打低分。说的人，都说这个。另一方面，不说这个的人，什么也没说。于是给人的映像，那就是这样。显然，我这认为不是这样，作为一名大学老师，我们也不能让他这样。这样的事发生了，对谁也不好。

　　于是，我想给“严格要求学生”的说法加点成份，叫“以学生能够接受的方式严格要求”。在这个貌似理解力普遍下降的年代，我发现在面对学生的态度的表述上，加些成份的做法常能更让别人明白，实际上也真的是让自己也明白了。例如，我告诉学生“老贺将不遗余力地和不良学风作斗争”，而有些人就理解成老贺要和“不良学生”作斗争，我及时修正“和学生并肩，与不良学风作斗争”，局面立刻改变，我们都是战友。

　　为何要这样？任何事情，任何方式，我们首先要有目标，宽松也罢，严格也罢，我们是要让学生成长，让学生学有所成。这个目标要有，否则，你的宽松可能就是“放羊”的代名词，学生给差评，那都是不错的了。选用的方式，必须要让他能够接受。如果你批评他，一通放炮后，学生感觉不到你在为他好，而只是感觉到你在泄愤，那又何必呢？批评到尾声，一定要转个弯子回来。就事说事，和教育自家孩子一样，不要今天说你不该迟到，就别扯到穿个人字拖就来了。对只知点头不回应的学生，你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点到为止，不表明态度，期待有缘时他来找你，无缘也就算了。而如果批评的最后结果是师生吵起来了（不是没有这样的事发生），要知道他的荷尔蒙浓度比你大很多，你干吗呀？在大班教学条件，我们做不到对学生的比较全面了解，在决定要去批评学生时，先让他多说一些，了解情况后再亮你的观点，也许一了解，其中是有误解的。切忌一边收拾教具，一边抓住人叨叨几句。这样做，你往往说不到点上。

　　这也不是说我们就不要求学生了，不加影响了。不同老师，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设计出影响学生的方式。有老师就是通过其卓越的学识和高超的教学技能征服学生，有老师会在课外找到途径。身为学院传说中的四大名捕，我自认为对学生还是严格的，同时也认为在评教时学生还认可我，靠的是让学生感受了对他们的关爱。就和打电话时，我们会感觉到对方是否是笑着和你说话一样，你真心的表露，会体现在自己无意中的语言、肢体上来。开通了QQ群和学生说点课内课外的话，及时解答他们的问题，开辟各种渠道展示教学资源，让学生知道你在为他们的学习创造环境，你在和他们一起克服困难。学生首先接受了你这个人（大学老师这个身份其实已经先入为主地占优势了），再接受你传达的知识，也能接受你对待他的各种方式。如果站上了讲台，看着学生，潜意识中是这些熊孩子，这帮90后，各种对他们不能宽容的偏见，让学生接受你就很难了。

有件事一直觉得仍然有不妥之处，但再来一次，我可能还这样做。我曾经在一课堂中指着全班学生咆哮：“毕业就失业的，该是谁？是谁？就是你们！你们能有工作而别的人没工作，这世界不公平！”当时，这个班里发生的一些现象让我觉得不能再笑面应对了。我评估过我的风险，我知道学生的学习习惯、学习观念不对，他们不学我教的知识，我要改变，但有人从学工组偷（猜测是偷的，不想别的了）来请假条，自已签名批假条。当我不能接受的事情再在课堂中出现时，我给了自己十几秒冷静的时间，决定要暴发。事后想，这样的方式，对彼此都是伤害，但再次选择，我还会这样做，因为这样的话语，得有人和他们说。事后有同学给我发短信，并安慰我不要生气，保重身体。我告诉他们，我早气够了，这样的宣泄对我甚至是好事。只是他们，不要被我伤害，要认识到我们共同面对的是什么即是。打低分，也没有发生。

　　不少老师感叹和学生的代沟。这种感叹是苍白无力的。这只能说明你已经被时代抛弃，更谈何带领学生面向未来。时代变化的节奏在加快，为人师要跟上这个变化的步伐，这或许是上一代人，再之前的先辈不必面对的。我们先不必去评论这些变化是好是坏，当我们没有跟得上时，你都资格评论，谈何指导学生取舍。我们也不能去轻易改变我们付出努力后形成的立场，这是我们传承文明价值的依托。

　　为此，教师要做的就是改变。改变我们的观念，改变我们和学生交往的方式。年轻老师和学生年龄接近，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尤其借助电子设备的交流）接近，这是优势。所以年轻老师和学生处不好关系，不对。对老教师，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会拒绝一些新事物，例如有了新款的手机，的确我们学起来会慢，但学会它，以此进入到年轻人的圈子里。现在是终身学习的年代，我们在专业方面的学习方面，依靠之前的积累，靠着新旧知识间的联系，依然可以保持不错的学习，而和学生交往的工具和方式，只要动手，只要鼓励自己失去好久的好奇心往前冒一冒，就行了。老师要给学生示范这种终身学习，而不是感叹我都40了，学不会了。意识到代沟，就是要自己放下上一代的架子，用下一代能够接受的方式，与他们处事，进而交朋友，让学习在融洽的师生关系中发生。“少要沉稳，老来张狂”，师道尊严如果是建立相互不能接受的基础上，那一定是表面上的假尊严。我们年少时，都干过给老师起外号的事情，但其中的一些老师，值得尊敬一辈子。如果一味地拿着上一代的姿态，这个沟会越来越大。自己痛苦，这里就不说别人因你而痛苦了。

　　我在写给大学生的《逆袭大学》一书中，告诉他们的法宝是“独立面对”。这是我体验过的。对教师，也要独立面对。从我做起，改变。从想变，到变的行为产生，随后会发现能变，进而让自己善变。我们有了这样的姿态，就会发现无论外在的约束有我少，进展的空间是如此之广，应对方式是如些之多。这样做了，也才能发现，我们不是“独自面对”。用“独立面”对武装起来的教师、学生、管理人员，我们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团队，是在共同面对。

　　写得有点长了。最后说如何面对管理中的问题。

　　我想先讨论对制度的态度。我们以一切制度的出发点都好的为前提。从不同的视角看过去，出发点本身就坏的制度真的有，事关不同的利益群体间的博弈。而对于教学评价相关制度，我想说的是，其首先考虑的是整体的教学工作，对老师而言，必然也会形成约束，让人不爽。

　　实际上，我们也不得不接受制度。做好工作是第一位，避免制度给自己的带来的伤害，更重要的是用好制度，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在学生评教一事上，出于对自己的保护，我们需要争得一个好分数。这是做好教学工作的最好的外在动力了。我们心思放在如何改变自己的教学，让学生学得更好，让不学的学生也能学起来，能影响多少算多少。我们讲究应材施教，让每个学生都有提高即可。谈话、批评都可以有，但前提是能让学生接受。底线要守，但要让学生知道他即使他挂掉了，不是你的事。你本来就不想挂他，但就那点分数，他是自找的。

　　有些同事为了高分去讨好学生，这情况该有。我们的校园氛围中，对这做法宽容甚至纵容。这也是制度出发点好，执行坏了的一点。而我跟踪过的数据是，这样的人，不低，但不是最高。从我的严格，以及对几位严格的老师的跟踪看，我们可能不会到了Top10%，但不会低。我们是育人的，是非前有立场，学生整个群体是会有感知的。个别学生会影响我们的心情，但看问题的观点，还是要落实到普遍上来。

　　说我们用制度的保护自己。当年我到机关做评价科科长时，我最看重的事是试卷检查。这件事，不少老师反感，改完卷子还有人要抽查？为什么我看重这件事？在很多年以前了，学生考完试，找来了：“老师给提点分吧。”年轻时，不会有技巧地说出这个“不”字，搞得自己很烦。最怕的是有同事，甚至是领导找来，更难办。为此得罪了不少人。我就这样做，后来也不纠结了，遇到过让自己难堪的时刻。我苦思逃脱这种苦的途径，发现现代制度设计中，相互的制约，意味着相互的保护，如果我改过的试卷是有人要检查的，检查的结果对我很重要，我将不会受此困扰了。

　　后来，在我的主持下，试卷检查的工作就做起来了，至少，我有几年都是这么挡人的。学生一届一届传着这样的名声，没有人在考试成绩上找我要分，其他的人，找我打招呼知道也白搭，我首先用制度请求对方理解，当然，其他打太极也起作用。

　　顺便说一下当年主持的试卷检查。一查，有些问题还真严重。的确，在我们的教师队伍中，有些人，有些事，突破了底线。有了这个环节，形成一些约束，工作的质量随后好了不少。在日益扩大的组织中，需要有文化的支撑，但写到字面的制度也不可少，更需要将制度执行好。试卷规范之类的，会影响到教学自由，但还是必要的。对于行政机关，要把握好度。

　　对于一线教师，我们并不是要全盘接受不正确、不公平的制度。比如，某些一刀切的政策，我们知道其中的不对，管理者也知道其中的不妥，但多方的因素制约着，工作局面打不开，就那样搁置着，搞得本来应该活力无限的校园死气沉沉。我找到了拉·甘地作我的导师，学习他的“非暴力不抵抗”。认准了该做的，能做的，擅长的，坚决地做下去。这是要付出代价的，至少是暂时来不了回报的，但这是诸多选择中的一种。我支持年轻的老师要先在这个生态系统中生存下来，但很奇怪不少人的贪婪，即使在教师队伍中，有人的诸“子”是没有完的。对自己的下一代，让他18岁后有能力闯自己的世界去就行了，而有人就是给儿子买了房又考虑给孙子攒多少。你让不必再奋斗的子孙，活得还有什么劲？

　　这一番言论，露出了我脑后的反骨。就此还不服管了？！非也。我们就是在推动管理走上正轨，正在为走上正轨做着基础性工作。自己先强大着，改革的时机到来时，不至于让教育事业无人可用，期待能有老骥伏枥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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