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中国天文学史的人应该知道清初著名的康熙历狱事件，以及杨光先的那句“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年初读关于近代泰国历史的著作Siam Mapped,其中的一个故事颇似康熙历狱事件在平行世界中打乱重组后的版本。在网上搜索发现有关此事的中文资料极为有限，觉得有必要详细介绍一下。

   关于康熙历狱的前因后果，这里不再赘述，值得强调的是，这一事件从头至尾都与日食有关。汤若望最初受明廷委派修订历法的起因就是因为北京发生的一次日食。负责掌管天象的钦天监事先居然没有呈报，以至崇祯皇帝大为恼火。明朝灭亡后，当汤若望将新历书献给清廷时，顺治皇帝为了验证新历与大统历、回回历三者哪个更为精准，曾要求相关人员用三种历法各自推算即将发生的一次日食的起止时刻，到时候现场验证，结果汤若望的新历获胜，由此获得了清廷的信任。事隔20年，就是在这次判处汤若望有罪的事件中，起先康熙皇帝仍然宣旨让新历与旧历在预测日食问题上进行较量，结果仍然是新历获胜。

而在这个泰国版故事中，主角是曼谷王朝国王拉玛四世（1804-1868），名为蒙固（Mongut）。他是拉玛二世的儿子，而母亲则是一位陈姓华裔商人的女儿。他在12岁时即被父亲委任为武装力量总司令，14岁时出家做见习和尚7个月，本来应该是王位第一继承人，但他20岁时正式出家为僧，刚过两个星期父亲即去世，王位继承委员会嫌蒙固不堪大任，将他的异母兄弟喃格劳推举为国王，称拉玛三世。此后，蒙固做了长达27年的僧人，期间他潜心修行，还曾在全国游历。直到1851年拉玛三世去世之后才还俗成为新一任国王。 

拉玛四世蒙固

同中国这边的情况一样，当时的西方传教士在泰国也通过传授科学知识的方法辅助传教。例如最早到泰国的传教士之一约翰·泰勒·琼斯，于1833年抵达泰国时便携带了世界地图、地球仪和太阳系模型。在出家期间，蒙固与各国传教士和水手接触，广泛学习了拉丁文、英语、西方国家的历史、思想和科学，这一点与康熙有些相似。据记载蒙固所拥有的物品包括地球仪，用来计算日食的图表，当然还有世界地图，他还通过阅读从新加坡定期寄来的各种历史书籍和报纸，跟上世界形势，由此成为了一个“先进的泰国人”。

通过向传教士学习，蒙固于1836年之前抛弃了泰国传统的建立在佛教信仰基础上的宇宙论。据传教士回忆，他曾向他们询问过关于地球的难以计数的问题。1843年蒙固被传教士卡斯韦尔所编的天文年历深深吸引，这份年历很快便在蒙固的门徒中广泛传播。通过对西方地理学、天文学和数学的学习，蒙固掌握了天文测量的技能，他尤其喜好计算地面坐标和行星运动。在他于1849年11月18日写给一位美国朋友的信中，标明这封信写于北纬13度26分、东经101度3分泰国湾的海面上。

   蒙固对西方科学知识的学习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传教士们的初衷。例如，在他给传教士布拉德雷写的一封信中，他认为圣经中的上帝创造地球和自然界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特别是上帝六日创造万物的信念。他反问道，如果圣经中关于文明起源的说法是正确的，那为什么它没有告诉人们应该如何测算经纬度呢？

可以想见，当蒙固于1851年成为拉玛四世国王后，泰国便开始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大幅度迈进。作为当时亚洲唯一会说英语的国王，这一方面是由于他对西方知识的了解，另一方面，英国对近邻缅甸的殖民入侵以及中英鸦片战争的教训也近在眼前。为了显示泰国并不是一个“野蛮”国家，拉玛四世命令贵族们改变服饰。他开始为政府各部聘请欧洲顾问，在政治和军事制度上效法欧洲，改组军队，改良军事装备。1857年，泰国向欧洲派出第一个外交使团，1861年拉玛四世致信美国总统林肯，对他推行废奴运动表示敬佩。拉玛四世在宫廷里推广欧式教育，由传教士来讲授现代地理学和天文学。拉玛四世还派王子出国留学，并为留在国内的年幼子女聘请英国人安娜·莱昂诺文丝为英文教师，安娜后来将在泰国宫廷的所见所闻写成小说，即著名的《国王与我》，该书后来被改编为歌舞剧和电影，包括1999年由周润发主演的《安娜与国王》（此片因对拉玛四世和泰国的不实描述引起了泰国的强烈不满，在泰国遭到禁映）。

在学习西方天文学知识的同时，拉玛四世也对泰国传统的占星术进行了改造，而他对泰国占星术的学习可以追溯到他做僧人的时候。拉玛四世经常在宫廷公告中演示他的占星知识，他对泰国占星术的一大贡献是他重编了泰历。通过计算，他发现历法中的日月轨道计算有误。他认为那些宫廷占星家从来不检查他们的计算精度，导致历法中全是错误。

按照传统，每当泰历新年也就是泼水节来临时（在公历三月中旬），宫廷将公布未来一年中的吉日、凶日、星座和星星位置、地球进入和离开某星座的时间、月亮的盈亏、日月食以及其它重要天文现象。在拉玛四世统治期间，这些内容都由他自己计算和撰写。他还用自己的占星知识进行解释，这些事本来应该由宫廷占星家来做，但拉玛四世认为他们不可信赖。此外他还喜好观测其他天文现象如彗星，黑子和其他行星轨道等等。

拉玛四世从未谴责利用星象进行占卜的行为，他只是远离它而专注于科学和天文计算。在他的观念中，天文现象对人没有影响，这个观念与他同时代的占星家完全不同。1858和1861年两次彗星光临，他警告人们不要相信关于流行病，灾难，战争等的谣言。他强调同一个彗星在欧洲之前被看到过，因此它不会对曼谷造成特殊的影响，而且可以对彗星进行计算。1868年土星合月和1861年水星凌日时他澄清占星家的厄运预测，并对其天文现象做出了解释。他强调地球是个普通的行星，泰国只是众多国家之一。在他的日月食预测中，他经常指出它们是可以被看见的，但并不是在泰国。有时候他会给出在地球上观测日月食的精确位置。

由于西方天文学的新宇宙体系与传统占星学宇宙论相去甚远，又由于传统信仰的强大，拉玛四世的观念在当时并不为太多人所接受。拉玛四世经常对周围的人进行批评。在他给传教士布拉德雷的信中，他提到他的高级僧人以及兄弟对天文和地理的无知，持续地嘲讽那些和他一样曾经在寺庙中接受教育的宫廷占星家。在一次关于月食预测中，他强调这是国王做的计算，而不是占星家。嘲讽占星家肤浅的知识似乎成了他的爱好，他称占星家可以分作三种，第一种除了吃就是睡，第二种只忙于女人和其他错误的事情，而第三种则无知还只会拍马屁，恰恰是最后一种就成了宫廷占星家。1866年，传教士布拉德雷印了一系列关于地球的文章，是对当时的地球知识的详细介绍，包括大小，表面构成，海洋的名字和位置和陆地，大气层等等。布拉德雷称自己想用它作为刺透传统信仰的利器，在拉玛四世写给布拉德雷的一封信中对此表示支持。 

1868年，拉玛四世迎来了痛击传统占星学的绝好机会。根据预测，是年8月18日将发生一次日食。按惯例，拉玛四世于泼水节发布了关于日食的公告，但并未提供任何细节，因为他没有足够时间进行计算。到了8月，他发布了一个正式声明，公布了日食在泰历中的发生时间和精确的持续时间，换算成公制的话持续时间为6分钟。根据预测，日全食带将扫过泰国南部的克拉地峡。

但拉玛四世采用西方方法测算的结果与宫廷占星家们的测算结果相去甚远，而且根据泰国传统天文学，占星家们的计算结果只是日偏食，而且在他们的观念里只可能存在月全食而不存在日全食（其实在泰国天文记录里日全食至少发生过一次），因此当时宫廷占星家们不相信拉玛四世的预言。拉玛四世由此陷入了孤立，他与占星家们的对抗会对他的作为国王的荣誉造成风险。在他作出了日全食预测之后，又进行了反复计算以确保无误。

根据拉玛四世的计算，位于东经99度42分，北纬11度39分，班武里府华欣县南部的和光（wakor）是观测的最佳地点，这一地点位于热带丛林之中。出于对自己智慧的信心，以及维护自己作为国王的荣誉，拉玛四世决定组织并亲自领导对这次日全食的观测。尽管此时他已经六十四岁，在雨林中旅行和居住会有很多困难。他带了许多官员同去，还向英法等国在附近地区的高级官员发出邀请，英属海峡殖民地总督哈里·欧德爵士就从新加坡赶来共襄盛举，并带来了大量随行人员与许多观测仪器和科学实验设施。这次雨林中的日食观测由此演变成一场国际事件，从另一个方面看它也像是一场大型聚会，人们为拉玛四世和他的客人准备了各种豪华设施，甚至还从曼谷运来了消暑用的冰块。

现今班武里府在泰国的位置

1868年8月18日,决定拉玛四世命运的一天。欧洲人早早架好他们的观测仪器，每个人都做好了观测日全食的准备。可惜天公不作美，那一天在和光是个阴天。人们无论通过肉眼还是仪器都难以看到太阳。天气几乎毁掉了这次国际性观测。但是当日食开始时,天空突然晴了,日全食被在场的人们完整见证，拉玛四世所做预测的每一个细节都与其吻合。面对这一辉煌的胜利，拉玛四世将天空突然变晴朗视作神带给他的礼物。当日全食开始消退,欧洲人仍然忙着进行科学实验,拉玛四世则开始进行宗教祭典表示感恩。

当凯旋的拉玛四世回到曼谷，发现宫廷占星家们以及留守曼谷的高级大臣都无法对当天在曼谷的日食情况给出明确答复。他由此谴责占星家们渎职，批评其不会使用现代工具测量和计算，并严厉惩罚他们，让他们在皇宫花园里劳动一天，又将他们关在监狱里八天。随后他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批评这群废物，还要求他们每个人都要将这封信抄一遍。

在取得辉煌胜利的同时，不幸的是,拉玛四世和他的儿子朱拉隆功在雨林中染上了疟疾。拉玛四世于六周之后去世，朱拉隆功在度过了一段严重病情之后活了下来，继位为拉玛五世。

蒙固和朱拉隆功

有趣的是，对拉玛四世的功绩，如今最直观的展示来自于泰国的货币泰铢，纸币50泰铢的背面印有拉玛四世的坐像，坐像的左侧绘有地球仪和天文望远镜的形象。

 纸币50泰铢背面

Siam Mapped:A History of the Geo-Body of a Nation,Thongchakul Winichakul,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