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10日7时7分，一代材料学大师、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师昌绪因病在京逝世，享年96岁。在离世前，他是一位闲不住的老人家。师昌绪有一本“效率手册”，其中有一部分记载了他的2010年——在京接待来访一二百人次，在京开会四五十次，出差十余次，北到哈尔滨，南至广州，还作了3次特邀报告。这就是这位90多岁科学家的日常生活。

 

师昌绪先生早年留学美国，1955年回国，当时他已是美国MIT助理研究员。归来后，为中国材料科学研究与工程技术事业做出巨大贡献。

 

师昌绪先生毕生致力于材料科学研究，在高温合金、合金钢、金属腐蚀与防护等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师昌绪引领和推动了中国纳米科学技术、碳纤维、金属腐蚀与防护、生物医用材料、镁合金等学科的快速发展。他既是参与国家科技政策制定的战略家，还是中国工程院的六位发起人之一。他培养了大批材料与工程科学的基础人才。

 

 

1918年11月15日，师昌绪生于河北省徐水县大营村一个封建知识分子大家庭，父亲是清末秀才。

 

“我自幼就很听话，少与人争，不像一个有出息的孩子”，师昌绪晚年写道。由于事事忍让，他在那个封建大家庭中就曾被人看作傻子，就是他的母亲，也叫他“傻子”。有一天，伯父在晚上乘凉时鼓励他说：“你好好读书吧，将来做一名‘儒人’！”这句话点亮了师昌绪的内心。

 

9岁时候，师昌绪从乡村小学转到县城模范小学时，同学欺生，故意将纸团投到他桌下，按照班规，他必须接受惩罚把全教室打扫干净，因此，师昌绪总是在打扫教室。后来，师昌绪常常因为功课好得到老师表扬，那些同学渐渐地也不捉弄他了。

 

高三时，师昌绪被保送到在昆明的西南联大。无奈路途遥远，路费无着落，师昌绪不得已就近考入国立西北工学院矿冶系。这是他一生与材料打交道最初的契机。

 

师昌绪的大学时光，正值1941年前后，国共两党关系紧张。师昌绪无心政治，只是致力于读书，四年大学平均名列第一，获林森奖金，虽然师昌绪那会不是当班长就是系会主席，但由于办事诚恳公道，他始终没有陷入政治是非中。

 

 

大学毕业后，师昌绪的第一份工作是四川綦江电化冶炼厂，他是一名技术人员。两年后师昌绪转至资源委员会鞍山钢铁公司，成为助理工程师。这期间，他很偶然地他得到一个出国机会，赴美国密苏里矿冶学院冶金系。在美学习期间，他成绩优异，以4年全A成绩先后取得的硕士和博士学位。

 

1952年，师昌绪成为麻省理工学院任助理研究员，他的吃苦和朴实给教授科恩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禁止理工、医学等学科的中国留学生离开美国，师昌绪也在名单上。

 

在师昌绪争取回国的过程中，科恩没有向美国空军基地的课题老板告密，同时还向联邦调查局的工作人员说了有利于师昌绪回国的好话。对此，晚年的师昌绪总结说，“这主要归功于我在那里的工作业绩和待人接物所得到的效果。”

 

“回国的历程就像一场战争！”师昌绪回顾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猖獗的年代里，中国留美学生争取回国的运动时，仍然难掩心潮澎湃。同为这次运动领导人之一的清华大学教授李恒德回忆说，不少留学生选择韬光养晦，但师昌绪却始终积极投身其中，当年投出的给报界、议员、民众团体的约200封致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公开信，都曾一一经过师昌绪的手。一个美国朋友曾笑称，师昌绪是一个“敢于向艾森豪威尔挑战的人”。

 

当时的师昌绪34岁，幼时“少与人争”的少年已经蜕变成一名积极争取自由的战斗者。

 

《波士顿环球报》的记者采访师昌绪，第二天二版头条上刊登“被扣的35名中国人中的一个MIT人”报道。李恒德的手头上还留着当年报纸的复印件，谈起师昌绪这段轶事，总忍不住大笑。

 

文章中师昌绪说，“我必须回国奉养我的妈妈和爸爸，这是我做儿子的责任”，“我还没有结婚，我想我的家人很想看到我一旦回去就能结婚——要是我能回去的话。在我们那里一般都是父母为儿子挑选新娘的，我希望我能说服他们能让我自己挑一个”。

 

经过不断写信抗议，师昌绪于1955年6月回到中国，开始了在中科院金属研究所的工作。他主持研制出多项国家急需的战略材料及部件，其中包括中国首个铁基高温合金808、中国第一代空心涡轮叶片等。

 

在将近50年的时间里，师昌绪培养了一支研究与生产并重的队伍，与全国同行一起，实现了中国航空发动机所用高温合金的研制与生产完全立足国内。他因此被誉为“高温合金领域的奠基人”。

 

师昌绪于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11年，师昌绪与著名内科血液学专家王振义一同获得2010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登上了最高荣誉殿堂。

 

 

1980年，师昌绪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由此开启了贯穿其后半生的咨询生涯。在1984年中科院第五次学部大会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定调，学部一改此前作为最高决策机构的定位，变为最高咨询机构，其作用除了选举院士，推动学术交流以外，就是要搞科技咨询工作。

 

方毅定调后，也没有人提出让你咨询。学部委员的作用如何发挥？师昌绪找到时任地学部主任涂光炽，俩人一商量，干脆自己找题目，发起主动咨询。主动咨询从此成为院士咨询的主要模式，延续至今。

 

很快，师昌绪主持的第一技术科学部和地学部成立了6个专题组合工作组，主动寻找中国社会面临的紧迫任务。几十位学部委员和专家参与到调研和实地考察的工作中。是年近80高龄的王之玺、魏寿昆两位老先生为了中国钢铁原料路线的选择问题跑遍了全国，在实地考察、科学分析后提 出，应在积极开发国内铁矿资源的同时，合理进口铁矿石。

 

这是非常大胆的建议，师昌绪回忆道，“那个建议对钢铁工业最有影响，促成了今天我国钢产量的大发展”。

 

师昌绪等创造的学部委员主动咨询的首批成果，在上报国务院后，出乎意料地受到决策层的重视。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指示：“批转有关部委讨论，并适当纳入‘八五’计划”。

 

1988年，李鹏总理在听取国家科委在“基础研究方面的安排”汇报后，时间已经到了中午，没有讨论的时间。总理说了一句：“没有钱怎么办”？就宣布散会了。师昌绪立即接着说“我还有些意见”，讲了近10分钟。“我明知道领导不喜欢，与会人员不耐烦，但是为了我国基础研究该说的不能不说，我也知道说了不一定有用，真话即使是没用也要说明白。”

 

“说了不一定有用”，在某种程度上成了院士未能充分发挥咨询作用十分尴尬的写照。

 

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引发全球经济震荡，国家出台四万亿刺激计划。师昌绪在香山饭店国家智库研讨会上第一个发言，当着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直指此举必定带来落后产能的放大，言语间毫不掩饰无奈和激愤。是日三院一委领导俱在，包括刘铁男，发改委财政部各有一位副职出席，与会者心有戚戚，却没人正面回应师昌绪。

 

师昌绪在1996年任中科院第一届咨询委员会主任后，感慨工作难以开展，“这是更为难受的一个职务，因为很多院士对此不关心，因而基础较差。”正如他多年坚守的座右铭所言，“做事要认真负责，持之以恒，淡漠名利”，师昌绪认定的事情不轻言放弃。尽管只做了4年的咨委会主任，他仍然不懈怠，推动咨询工作取得进展。其间包括在国家重大基础研究“973”计划中增设材料领域的建议并获通过。2000年6月，师昌绪在阜外医院全面检查，肺栓塞40%，注入静脉网，住院期间，7月8日完成“科技部将镁列入重点攻关计划建议书”，9日完成向国务院建议“成立国家纳米科技指导协调小组”报告。

 

 

“各行各业都在出咨询报告，谁去看？显然总理不会一个一个看，有关部门也不会关心，因为他有自己那一套。”师昌绪一直在思考：怎样才能让院士咨询真正发挥作用？

 

2000年，中国工程院成立管理学部，单纯的管理人才也可以当选院士，此举引起极大争议。对此师昌绪坦言自己“产生了影响”，他有自己的考虑，既然院士有咨询的任务，“当官的人入选院士，在咨询方面就可能起作用。”

 

他常向人举的一个例子就是曾任水利部部长的钱正英。钱在1997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如果不是钱正英来咨询全国的水资源问题，没有人能起她这样大的作用。一是因为她长期当水利部长。她去考察，人家都会说实话，第二个作用，她能‘通天’，别人的咨询项目，国家不一定理你。一般的院士领导也照顾不过来。钱正英的咨询项目温家宝总理听过好几次，推动了水利管理改革。这就是我的看法，为什么当官也能当院士。”

 

师昌绪也常为提高咨询的质量殚精竭虑。

 

“工程院的咨询好一点，院士有的来自企业，接触面广，科学院咨询就很难，搞数学的我管你三峡工程，但对于学科发展也许他很感兴趣，也许很有见解。这就是当前一个问题。所以我的看法，必须联合起来。”然而，师昌绪在此遭遇到了坚硬的体制障碍。

 

部门分割也许是中国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师昌绪看到，作为国家的最高咨询机构，学科的交叉、行业的交互了解十分关键，否则容易成为井底之蛙，所提出的咨询报告必然是片面的。

 

但是，联合谈何容易。中国工程院自成立之日起，便为日后难以协奏埋下了伏笔。

 

在师昌绪任满基金委副主任工作不久，就开始作为主要的6位发起人之一，参与筹备成立中国工程院。但师昌绪知道，中国科学院领导班子中对此并不积极，而且因1953年大学教改理工分家造成的严重后果而有看法。

 

在自传中，师昌绪回忆道，当时在国内外科技界舆论压力下，中科院技术科学部一分为二，虽然对科学院的工程技术有所加强，但社会上要求成立“中国工程技术科学院”的呼声仍然很高。当时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工程技术人员的地位理应提高，不是在中科院技术科学部增加一些学部委员的名额就可以解决问题的。

 

最终，中国工程院在1994年宣告成立，师昌绪任职副院长。在此前的筹备期间，师昌绪借鉴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NRC）模式，建议在两院（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之间成立一个组织来协调咨询工作。但是两院的领导听了师的建议后，“都没说不行，但还是各搞各的”。

 

师昌绪深以为憾，他在自传中曾写道：“为了解决中国科学院与中国工程院相互分离的问题，虽有些设想也没有真正得到解决，这是中国国情，是封建思想与小农意识（独门独户、不相往来）的一种反映，这要随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进步逐步解决，着急也没有用。”

 

 

“现在两院谁都不理谁，至少上层是这样，院士之间也没什么交流，这个很糟糕。”2005年，师昌绪退求其次，运用自己在两院的地位和影响，发起成立了两院资深院士联谊会，想以此促进两院院士的交流。“资深院士有特点，第一都是旧社会过来的，体会最深。第二，没什么顾虑，不受部门的影响，发言自由。”

 

师昌绪积极参与其中，几乎每次开会都参加。耄耋之年的两院资深院士曾深入一线，与中学生面对面交流，曾赴四川地震灾区考察，他们先后关注了“建立创新型国家”、“高等教育改革”、“科研诚信”、“三农问题”等题目。让这些年迈的长者稍许得到安慰的是，报告送往国务院和党中央都得了回应，有的批转有关部门考虑。

 

2004年，师昌绪致信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其中建议，两院应该联合咨询，甚至于把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都放在一起。“因为很多工作是社会发展问题，不完全是科学问题，这样几家联合，变成一个全面的咨询机构”。

 

在他的设想中，这个咨询机构功能的发挥应该得到立法保障。国务院、全国人大通过有关中国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中的重大科技问题，应该由咨询机构进行调查研究，然后再去决定，使国家决策有科学依据。

 

然而，他自己也十分清楚其中的难度。“现在改革的主要障碍在于部门分割，各管一摊。我这个人也不能说没什么部门观点，但是还是为大局着想。部门的业绩放在首位，因此就排斥别人来插手。这是难以开展咨询的最大阻力。”他反复问：为自己的利益去争取，这个如何去解决？如何通过制度去实现？

 

悲夫，大师已远行，未敢问身后：困扰师昌绪晚年的未竟设想会否成为绝响，世运会果然如此吗？

 

 

师昌绪，《在人生道路上：师昌绪自传》，科学出版社。

王玲，《师昌绪：科技咨询先行者》，科学新闻杂志2012年第6期。

 

 

师昌绪，金属学及材料科学专家。1918年11月生于河北省徐水县，1945年毕业于国立西北工学院，同年到资源委员会四川綦江电化冶炼厂从事炼铜工作。1947年调到鞍山钢铁公司，1948年~1955年留学美国，获欧特丹大学冶金博士，之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做博士后研究。1955年回国，9月被分配到地处沈阳的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历任研究员、副所长、所长。1982年筹建成立中国科学院金属腐蚀与防护研究所并兼任所长。1984年调任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1986年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1994年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等职。1980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4年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995年被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