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十月，是收获的季节，也是烦燥的季节。让人烦燥的不只是天气，还有一个诺贝尔奖。有学者统计，一般讲来，一个国家建国后30年就会有第一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年了，为何没有一位中国本土科学家摘得这项科学皇冠？着实惹人恼。追求科学的诺贝尔奖已经成为中国政府和中国科学家、中国公民的一个梦。1999年，毋国光、陈佳洱、杨福家和朱清时四位院士一起提出“中国需要诺贝尔奖”。2012年9月中国政府计划用10年左右时间，遴选1万名高层次人才，这其中的第一层次100名科学家，其目标就是冲击诺贝尔奖。2014年，本寄希望两位在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科学家获奖，最终是南柯一梦。

对诺贝尔奖的追求，不只在中国是梦想。其它国家也想得此大奖，以证明自己科研创新的实力。日本政府2001年第二个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就提出，要在50年内拿30个诺贝尔奖。当时受到歧视，如今日本现在却正在朝着这一目标靠近。在过去14年，已经有13位日本人获得诺贝尔奖。日本的目标如此容易实现，我们的目标为何就实现不了呢？

平静下心情，我们会发现，我们太专著于追求获得诺贝尔奖的结果了，忘记了诺贝尔奖背后产生的机制与文化培育。而后者是更为关键的东西，没有后者，前者不可能有。即便偶尔实现，也不会得到人的尊重，这种偶然也不会持久。追求诺贝尔奖，应该；但更为重要的应该是培育产生诺贝尔奖的文化，建立产生诺贝尔奖的机制与制度。

诺贝尔奖之所以被到人们的追捧，最为主要的是因为其“货真价实”，代表着最高层次的创新与成果。反观以下这些成果的获得人、获得国家、获得机构，我们会发现这些诺贝尔奖背后隐匿的是对学术规律的尊重，对学术人才的敬畏，对学术团队的褒奖。今年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村修二，最能说明诺贝尔奖产生的机制与文化。

2000年，中村修二被华裔校长杨祖佑三顾茅庐请至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学校为他配备研究团队，甚至让团队中的研究人员到日本工作一年，学习日语，为中村修二营造一种日本文化环境。2006年，中村修二又告诉校长，附近另外一所大学要为自己建一座大楼，请他和研究团队过去工作。杨校长说：你别走，我将为你建一座大楼。在杨祖佑任校长的这十几年里，该校成为美国获得诺贝尔奖最多的大学之一。杨祖佑的这段话或许代表诺贝尔奖产生的环境与文化。他说，大学有3个重要的目标：营造一个智力环境、吸收天才、留住天才。[1]

这种机制与文化概括起来可以表述如下：营造学术自由的环境；营造学术至上的氛围；营造学术自治的体制。用这样的标准衡量我国的学术体制与机制，就会发现我们远没有诺贝尔奖产生的土壤。我们的学术带有浓荫的行政化色彩，学术受行政制约太多。无论是学术会议，还是学术项目，亦或是学术过程和学术评价，均由行政化主导，或者按行政化的运行模式来运行。科学研究的学术共同体模式在中国基本没有市场。大学如此，科研院所如此，何处显现过学术至上、学术自由、学术自治？当学术运行规律演化、演变为行政运行规律时，学术也就不再是学术了。此时，即使有一个大奖出现，恐怕也是大国之力为之，而不是学术成就的彰显。中国要想获得诺贝尔奖，中国学术要想得到世界认可，恐怕还是应该着力于科研体制与学术文化的重塑。

[1] 王丹红.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校长杨祖佑：寻找天才为大师建大楼[N].科学时报.2008-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