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志元现在已经70岁了，唐山地震时，他是国家地震局最年轻的副局长，33岁。现在，一些当时与他在地震局共事的领导已经去世。查志元对记者说：“唐山地震后，两个副总理下命令逮捕我，人家冲着我讲要枪毙我，大标语上写着‘向查志元讨回血债，要查志元血债血还’，关了我八年，劳动改造。”

唐山作家张庆洲写《唐山警示录》时，采访很多地震专家，但并没有采访到查志元。《唐山警示录》定稿后马上受到地震局的否定，不能出版，直到2006年，地震局局长宋瑞祥为之写序之后，才得以出版，并在国内外引起轰动。张庆洲在《唐山警世录》里向世人披露：“震撼世界的唐山大地震，震前曾被准确地预测出来了，而之所以漏报的原因主要是领导者的不负责任。”记者了解到宋瑞祥局长与张庆洲未曾谋面。据了解，里面的描述有不实之处，因而2006年出版后，地震界的一些专家写了一些材料上报国务院，很快，《唐山警示录》被禁止发行。

2004年底，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编导姚宇接拍记录片《天崩地裂》时，采访了多位参与唐山地震预报的专家，并曾经两次拜访查志元。《天崩地裂》上映后，2009年，唐山电视台田祖生带着张庆洲来访问查志元，听着查志元的叙述，看着查志元写的材料，张庆洲感慨道：“我现在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给我提供你的电话。”并向查志元深深地鞠躬表示歉意。

查志元开始写资料，已经定稿的有《坚定信念以人为本，走前兆预报地震之路》，打算出版。查志元说，实在不行，就去香港出版。查志元说：“这本书出了之后，地震局有些老专家反映不错，但是不合时宜，现在我这个没地方去出。唐山地震整个过程，我没地方去讲。我只能写一篇文章《我们为什么未能预报唐山地震》发表于香港明报。”

查志元说，他的这本书传出两天后，新华社就派人来了解情况，并说：“查副局长，你说出了珍贵意见。我们已经按照正常渠道向上面反映了，我们是受新华社领导的委托来找你的。”查志元笑着说：“不是宝贵啊，是珍贵意见。”查志元把书送给他们。

功臣，罪人？

地震预报是一个没有解决的科学难题，全世界也就只有中国搞了地震预报。1966年，邢台地震死了一万多人，周总理三次亲临地震现场视察，说“地震死人太多，要搞地震预报，别国不搞，咱们要搞。”总理讲了以后，很多人跑到现场去探索如何报地震，完全是从无到有，白手起家。

从1971年，国家地震局正式成立，到1973年，地震局设立了新疆和山东两个地震预报试验场，查志元和梅世蓉都曾在新疆实验场工作，但没有太多的收获。地震并没有在这两个试验场内发生，其中新疆是30年后才发生地震，山东试验场，至今仍未发生地震。

1974年，国家地震局真正开始操作地震预报，到1976年唐山地震发生，地震预报工作不到两年半。这其中成功预报了海城地震、松潘地震，作为当时真正主管地震预报工作的地震局领导，查志元做了很多工作。1974年6月份，查志元主持华北与渤海地震趋势会商会，此次会议开创了地震局震情会商会的先河，直到今天，地震局依然继承了全国会商会议这一模式。最后形成的会议报告，以中国科学院的名义上报国务院，最后查志元遵照领导指示起草了地震系统人所共知的国务院69号文件。当时地震局局长是60多岁的老红军刘英勇，查志元担任地震局副局长。查志元是当时中国科技大学毕业的大学生，而刘局长由于条件所限，只是小学毕业，所以不管是海城地震、松潘地震还是唐山地震，主要都是查志元负责处理，包括震前的观测预报处理，震后的观察。

同样的处理方法，海城地震预报成功，有效地减少了人员伤亡，是全世界第一次预报成功，恐怕也是唯一一次。而唐山地震没有报出来，查志元便成为“千古罪人”，劳动改造8年，对此，查志元自问：“我干什么了，你说吧。我错了，你说我错在哪了？我做了什么对不起社会、国家、对不起地震预报的事？”

唐山地震三十年后，有人给唐山作家张庆洲打电话说：“唐山地震漏报的事情为什么不写出来？”于是张庆洲经过长时间的调查和对几十位当事人的采访，写了报告文学《唐山警示录》，在书中表达出唐山地震被准确预测的观点，而漏报的原因就在于领导者的疏忽。书中写道：“历史狠狠地戏弄了国家地震局一回，叫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元长了一个记性，他也忒该长个记性（好像还不仅仅是记性）了！”

对于张庆洲的这本报告文学作品，很多亲历过唐山地震的专家都不认同书中的叙述。唐山地震时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梅世蓉现在已经80多岁了，不想参与唐山地震的有关争论，可是当记者问起张庆洲时，她还是很肯定地说：“当然，他写了很多都是不切实际的事情。”

记者也采访了书中提到的耿庆国和汪成民，汪成民至今仍是表示“实际上唐山地震是可以预报，可以像海城地震一样被成功地预报”。

查志元承认他们的心是好的，他们的执著精神值得佩服，但是领导操作地震预报和科学人员搞地震预报研究不一样，“梅世蓉主要是研究地震活动性，耿庆国研究气象和地震关系，还有的研究水氡、地电、地磁，专家光想着自己的理论，各自提出的意见不统一，那样没办法作决定。我是从总体上去操作地震预报的，需要各种手段来印证。地震预报非常复杂，比如地磁预报，影响地磁的因素非常多，太阳磁暴也能影响地磁结构，不能单靠它来确定地震预报，有时候是判断错误的，其他手段也一样。很多人现在说自己能正确预报唐山地震，首先那是单个手段，而且实际上只是个短期预报。在短期异常阶段，很多手段都能观测到非常大的反应，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报各种各样的意见，实际上是猜测性的东西，可能偶然对上了，不能说就是正确预报了。”

唐山地震回忆

记者：唐山地震前有没有人准确预报了地震？

查志元：“1976年元月，我主持了海城地震科技经验交流暨1976年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最后确定了4个可能发生大地震的危险区，这其中就包括唐山、松潘、龙陵。当时我们还没有一套成熟的方法，就那两条规律。第一个是前兆有客观规律，先是缓慢出现的年度变化，震前一两年可以报危险区；第二个是短期异常反应，在震前两三个月，动物、地下水异常是很明显的。实际上当时的地震预测者并不知道怎么区分短期异常、临震异常，就知道异常很大时可能来地震，然后报出各种各样的意见来，有人报这，有人报那，时间地点无法统一，掌握不了实际情况。唐山地震前，有人报山西，内蒙、河北的交界，有人报内蒙古，甚至辽宁省北海。在这样大的范围内，报了很多意见，地点无法统一，该采取什么措施？

专家用自己的方法得出的那些结果，实际上也是尽了他们的心，但地震预测水平并不高，包括我们也不知道怎么预报。唐山地震前报了很多，但是我一无所知。”

在查志元写的《当年预测预报唐山地震的真实情况》中，详细交待了唐山地震前查志元的工作情况。

1976年7月12日至19日，查志元在唐山主持召开京津唐张渤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20号才回北京，有科研处的同志跟他反映，北京队说震情紧张。于是查志元去找刘英勇局长，定了27日找分析预报室的科学员汇报。

27日上午，汪成民主讲，包括北京队、天津队、地球队、河北队、地震地质大队、海洋局情报所、地震测量队，7家分别报出不同的预报意见。大部分意见都没有提到唐山，只有北京队说在京津附近，震级大于5级。

   于是查志元叫其他人也讲讲他们的意见，其他人都没讲，只有一个说在渤海可能来7级以上地震。最后查志元提出三条意见，第一，分析预报室要拿出意见来，整理前兆的资料，包括山西、辽宁、河北的资料；第二，在一个礼拜之内，通知所有单位拿出预报意见来，包括地球所、地质所、河北省地震队、河北省地震局、北京地震队、天津地震队等；这是筹备开会商会，要划出危险区来，再组织队伍到危险区抓大地震。第三，是各个单位在准备会商会的同时，要把机动队伍准备好，一划定危险区，立刻前往。

“讲完以后，我先问汪成民和其他科学人员，‘你们说这几天会不会发生大地震？’他们都说不会。然后我讲了处理意见以后，又问张荣政、梅世蓉、汪成民、刘德福，有什么意见，都没有任何异议，也没有任何新的意见，然后大会就散了。会议12点半结束，结果晚上就发生地震了。”查志元记忆犹新。

“所以我在地震局主要就干了这么几件事。第一个就是开会商会。第二就是紧急应急处理，短期预报阶段，紧急应急处理都是我处理。

预报大地震分三部曲

　　在玉树大地震前夕，查志元对三十多年前的海城、唐山、松潘地震作了回顾和总结，提出前兆预报七级以上地震的三部曲。第一步，根据早期异常，地震前一、二年预报地震震级，确定大范围发震区域，主要根据专业台站有前兆早期异常反应的台站分布区，达四百至六百公里范围时将发生七级以上大地震，这个有早期前兆异常的专业台站分布区就是大地震危险区。出现早期异常，最早八至十年前就有了，一般的早期异常，在二至五年之间。因此震前一、二年应该可确定而作出早期预报。

　　第二步，在前兆短期异常阶段进行短期预报，根据有短期异常反应的土地电（简易地电）观察点，在震中附近扎堆抱团丛集密布的特点，在震前二至三个月，准确预报发震地点，精度可达十至三十公里。短期异常和早期异常有什么差别呢？早期异常，月均值在几年里有一个缓慢变化；短期异常，日均值或五日均值在每天变化，变化快，幅度也大，因此两者是显着不同，可以明确分辨。
 

　　第三步，临震前一周，短的是震前几天，作临震预报，依靠的主要是靠近震中的专业台站出现的临震异常，根据震前几天至一星期出现土地电临震脉冲式突跳和宏观前兆异常大爆发，都是密集发生在震中周围的特点，提前几天至一周预报发震时间。

　　他说，其实，在大地震临震之际，最早出现明显震前异常的是动物和地下水等宏观异常反应，出现火球，地光，当地气温、地下水异常等宏观异常大爆发，井水干了或者喷涌了，青蛙成群拥挤、黄鼠狼发呆，群猪挤着往猪圈外跑等等。前兆预报三部曲是完全可以实际操作，在地震前兆异常不同的三个阶段，比较准确地分别预报七级以上大地震的地震三要素，即地震震级、发震地点和发震时间。我们据此可以有充裕时间有条不紊地及时采取预防措施，把震灾尤其是大地震震中附近（极震区）的人员伤亡减少到最小程度。

　　问：中国的地震预报是何时开始探索的？

　　答：六六年三月八日邢台大地震发生后，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三次亲临现场考察，明确指出，为减轻震灾，减少人员伤亡，一定要开展地震预报。中国地震工作者由此开始探索前兆预报地震之路，实践证明是可行的。

　　问：你担任地震局副局长不到三年，为什么这么短呢？

　　答：国家地震局是七一年成立的。我是七三年底调到国家地震局的，从七四年六月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趋势会商会议，具体运作地震预测。自周总理提出开展地震预报后，不少人开始去现场收集资料，但七一至七四年只是嘴上讲得多，具体操作不够。我调去地震局后，开始具体运作了。七四年开始直到七六年唐山地震。实际上，我的运作才两年半，这么短的时间，全世界唯有中国在探索震前预测预报，直到现在，世界上仍认为是世界科学难题而没有解决。我们当时才开展了两年半，尖端科学没有十年八年，甚至几十年，是不可能解决的。就说天气预报，探索了多少年，至今还不能完全准确，连大水灾、大旱灾有时仍难以准确预测预报。

　　问：你是唐山大地震后不再担任地震局副局长的吗？

　　答：唐山地震原因很复杂，就因为唐山地震，我们没有作出预报，就把我们操作地震预报的人员，指成破坏地震预报的罪魁祸首。我被撤职，但没有任何材料证明我破坏唐山地震预报，有什么罪责，只是说要负领导责任，我在地震局排位第六，还不是负责分工主管震情的，今天不说这些了。唐山地震以后，从事预测预报的人全被撤换了，前兆地震预报之路被打断了，从事和支持开展地震预测预报的领导全调走了。我是主持的，被隔离审查长达八年，遭批斗。由此，当时的政策把预测预报改为抗震防震为主导了。三十年来对我们骂声不绝，我原本不再想说什么，不想再过问这件事，但唐山地震三十年的时候，出版的《唐山警世录》、《唐山大地震》等都谴责我们。为了给历史留下真实，我用科学资料和数据证明前兆预报地震是一条有效可行的地震预报之路。

　　问：你在地震局任职时成功预报了几次地震？

　　答：我出任地震局副局长才两年半时间，其间中国发生四个七级以上大地震，都发生在我们年度地震趋势会商会所预测和划定的地震危险区内，也就是说都预测到了；四个大地震中，我们准确预报了两个大地震，即辽宁海城七点三级地震和四川松潘七点二级地震。海城地震受灾人口达八百三十多万，死亡一千三百八十二人，虽然有了预报，但由于没有经验，只是把震中区周围四个公社（现在的乡），把百姓召集到广场上看电影，在看电影的时候，大地震发生了，因此震中区的四个乡几乎无人伤亡，只有个别儿童在看电影时四处乱跑，地震时房子塌了，受了轻伤。由于防震范围小了些，海城县城只是通报了一下，没有采取具体措施。因此，震中四个乡镇外面的地区死亡一千三百多人，而震中四个乡却基本没有人员伤亡，这就是地震预报的成果。同样地，松潘大地震死亡四十一人，这也说明前兆预报地震是有成效的。全世界唯独中国成功地进行了地震预报，是独一无二的。

　　问：当时，地震局不是把唐山纳入四个地震危险区了吗？

　　答：对。早在七四年六月，由我组织主持的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会商会上，起草定稿的报告，首次提到“京津一带，渤海北部……可能发生五级左右地震”，该报告以中国科学院名义上报国务院。七五年一月，我主持的第一次全国大震趋势会商会的报告，明确提出“华北北部京津之间到唐山一带，可能有六至六点五级地震”。七六年一月，我参与组织主持的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指出“京、津、唐、张、渤地区仍应加强监视，存在发生五至六级地震的背景”。

　　七六年五月中旬，由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主持召开的京津唐渤张震情会商会，对本区作出无震预报的结论。会上，对滦县水氡、香河水准、昌黎地磁、宝坻地电四大前兆异常发生争议。下旬，我主持了京津唐渤张协作组会议，提出是否用一个月时间对“四大异常”作出定论，地震局分析预报室认为一个月太短，至少需两个月才能有确切结果，经协商决定七月底召开会商会。然而，接着五月底云南龙陵地震，六月中四川震情紧急，地震局派出两批人前往，局里人手短缺，只能将会商会延至八月召开，这样就彻底错过七月二十八日唐山地震前召开震情会商的最后机会。

　　问：唐山地震就这样最后没有作出预报？

　　答：我们开展的前兆预报地震的工作才刚刚起步，不能依据海城地震的成功预报，就认为中国已经掌握了地震发生发展的规律，掌握了地震预报的方法，更不能说地震预报这个难题已经解决。海城地震预报成功只是一个前震型大地震的特例，不具有普遍的规律性。要说明的是，唐山地震前，既无小震群前震活动，又没有收到什么宏观前兆异常信息，根本用不上邢台地震和海城地震的经验。群众对地震知识尤其是临震宏观异常知识的缺乏，导致唐山地震前两三个月内没有任何短期宏观异常反映上报，地震部门也没有得到任何临震大爆发信息。正如震后调查显示，九成八的宏观异常事件，被人们视若无睹。忽视地震前兆和防震抗震知识的宣传，主要还是由于我们开展群策群防工作时间不长，经验不足，不知道也没有认识到该项工作的好坏直接关乎地震预报的成败。在震前完全没有得到宏观异常、临震异常信息，在毫无症候和观测数据的情况下，谁能有胆量向中央到地方，向京津唐渤张的一亿人发布大地震预报？更何况还是文革后期。

　　不能没有地震预报

　　问：为什么现在不重视前兆预报地震了呢？

　　答：这就是唐山地震的后果，唐山地震没有预报，这是事实，可以说是科学研究过程中正常的事，认识一个客观规律需要时间。因为唐山地震没有预报，从上到下就认为是我们这些从事预测预报的人破坏了唐山地震预报。我们从事预测预报的都被赶下台，而接任的又不知怎么开展地震预测预报，他们长期从事的是生产工作。于是就把重点放在抗震防震减灾上了。由此上报国务院而获得认同，方针就这么改变了。当然，虽然还是有一些科研人员在坚持预测预报，比如耿庆国等人，但这已经不是地震局的重点工作了。地震预报原本是中国独创的，国外都预报不了，而现在中国国家地震局也这么认为，地震预报没人管了。■

在中国，地震预测和地震预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提出地震预测意见是科学家的行为，向公众发布地震预报则是政府的行为。科学家经过科学研究形成一个地震预测的意见，如果很准确，政府能及时采纳，向社会发布，构成地震预报。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中国地震预测预报工作才刚刚起步两年多，由于尚处探索阶段，没有完全掌握大地震发生规律，加之经验不足，唐山大地震虽然归入地震局预测的地震危险区，却最终没有发出地震预报预防。副局长查志元被指为罪魁祸首，遭遇批斗隔离审查，长达八年。一批积极参与预测预报的研究者，被迫离开地震预测预报工作。从此，地震预测预报少有人问津，国家的地震战略，也由预测预报转变为防震抗震减灾为主导了，从当年海城地震成功预测预报，到今天变为地震不能预测预报，不可预测预报，不做预测预报，仅有像地震专家耿庆国等极少数科研人员，依然热衷从事地震预测。

 耿庆国说：“没有想到，三十多年过去，汶川地震后，主流媒体的意见说地震不可预报，不能预报，这是一种很大倒退”。历史上已经有海城地震等多个成功预测的个案，现在却往后倒退了。如果当年坚持到现在，“地震预报水平会有很大提高的，很可惜，后来把群测群防这条腿给砍了，怎么抓住现场现象问题的研究方法，都改变了，改成怎么从模式出发，以外国人的说法做依据”。他说，中国已经开始实行《防震减灾法》，它规定地震预测是科学家的行为，包括群测群防，人人可以参加，重新回到专家和群众结合、群测群防的路上来。当然，个人没有权利向社会发布预报，但可以根据对地震的研究，我们可以底气十足地说，前兆预报地震已是伸手可及触手可做，是立即可以付诸实施操作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