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网》开博一个多月，今天想起中科院几位老朋友。

我接触过两位院长。首先是方毅院长。我1977年在德萨斯州农工大学当上助教授，渴望能贡献绵力，碰了好多钉子，不晓得国内的情况当时颇复杂。结果在美洲华侨日报上发表了一封给科学院领导的公开信。1979年如愿到中科院做了五个星期的访问，报告，走访了北京、上海、广州，多个研究所。虽然没有面见方院长，肯定是他作的决定，促成了此行。这一行带动了中国访美学者的第一波。

第二位是周光召院长，是我担任香港生物科技研究院副院长时接待的。那天不巧，中文大学许多地方都关门。我们也是刚刚成立，没有太多设备，更没有成果可以展示。但是周院长很可亲，明白我们的处境。短短的接触，给我很深的印象。最近，看到他的题字：http://baike.baidu.com/picture/50832/50832/0/a6aed01bdb69ced7af513389?fr=lemma&ct=single

“及物推理，唯实求真”，不正是我们作为科学人都应该遵守的格言吗？

我申请到国内访问时，正在德萨斯州农工大学搞植物组织培养，用分离酶合成有机化合物，特别是药用植物的组织培养。因此中科院分配我接触植物所。当时结识的是汤佩松，北京植物所所长；罗士韦，上海植物生理所细胞组织培养专家；郭俊彦，华南植物研究所所长。

汤、罗、郭是我1979年在中国讲学时的接待单位负责人。植物生理学以前有南罗北汤之称，我都荣幸拜见过。汤老当时在广州养病，我去探访他，老远就看到他老人家在疗养所门口等我。我才是30多岁的小伙，实在汗颜。罗老腿有毛病，走动不便，我每次到上海，他还是要与我会面。郭老最热情，用招待国家上宾之礼款待，安排住在尼克松访华时住过的房间隔壁，我实在不好意思。罗老的学生许智宏，后来当了中科院副院长和北大校长。还有王志勤，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长，跟他在一起，就如沐春风。

第二次与中科院较密切合作是我在香港生物科技研究院任职期间，开展中港美三边合作药物筛选项目。认识了惠永正，上海有机所所长，后来成了深圳科技开发区的领军人物和科委，退休后尚重新创业。接任有机所所长的林国强，和北京微生物研究所所长宋大康，是合作的伙伴。他们严谨，热情，认真的态度是终生难忘的。

上海细胞生物所所长郭礼和，在香港生物科技研究院作访问学者。有两年时间，我们天天见面，无所不谈。他后来成了上海国联干细胞技术有限公司、上海赛傲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

我对中科院的印象，是从以上几位来的。最后一次与中科院打交道是1992年，20多年来，对中科院的老朋友未有忘怀。过去八年，全部转行，进入历史，徘徊文理之际，有点“举目无亲”的感觉。在洛阳白马寺看到一幅对联的下半截：“欲渡众生登彼岸，唯凭一念证菩提”。我与玄奘当然无法比拟，对这种心境倒是蛮有感触，这也应该是科学工作者创新立业的动力。

今天的科学界新人辈出，我都不认得了，很多可能是朋友隔几代的学生。科学院的元老们，有些已经离开我们，基本都退休了，少数还在发展新事业，我在网上找到他们的信息，怀着敬佩的心情，惦记着他们，希望他们身体健康。

附：

前几天居然在科学网遇上20多年前的朋友王大元，谈到旧事，引起我的回忆。大概是这篇文章的动机罢。他的记忆很好，把细节都写下来了，我怕忘掉，把他的评论也留下来做纪念，希望他不介意：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1319915&do=blog&id=827756

[18]王大元  2014-9-1500:43

本来想专门写一篇博文，介绍李兆良先生之前的工作，考虑到科学网的态度，我就没写，现在借楼主宝地介绍一下李兆良先生。我与李先生相识于1989年上半年。那时我的老板Dr. Rod Sharp是DNA PlantTechnology Corporation （是纳斯达克上市公司）的founder和CEO,  我在该公司做了4年的一个Project Manager。当时Dr.Sharp想另外成立一个公司，从事天然产物化新药的研发，准备到纳斯达克再弄一个上市公司，邀我参加该公司，给了我Founder Stock。那时我对植物化学还是外行。一日，Dr.Sharp带来一个中国人，介绍给我认识，此人就是李兆良先生。我们交谈后，我就发现李先生学识渊博，他是生化出身，帮我们写了一个将近40多页的植物化学世界研究发展动态，这篇文章成为我们以后写BusinessPlan的基础。然后我负责跟中国科学院打交道，签下了与中科院的合作开发天然产物化学的合同，中科院签合同的是副院长胡启恒，科学院成为股东之一，拥有一个董事会席位，上海药物所和北京植物所作为科学院的下属，作为主要工作单位也参加进来。其中涉及多位国内的知名人士，我就不在这里细说了。
据我了解， Dr. Sharp本来是也准备给李兆良先生一个Founder的位置，但后来发生了变化，主要是当时Ciba-Geigu（即现在的Novatis）的PresidentDon Mckennon刚从Ciba-Geigy step-down，也加入我们这个团队，并把Ciba的LicensingOffice 的Director 也拉进来作为founder之一，一些事情就在Dr.Sharp的控制之外了，再加上上海药物所的看法，李兆良先生就跟我们分手了。我必须要说的是李先生的药物化学和生物化学的知识是非常solid的。当时我虽然是founder 之一，但所占的股份最小，权利最小，说不上话，所以也无能为力，我始终感到欠李先生一个很大的情。李先生不仅帮我们写了businessplan，而且通过当时香港大学生物技术系的一位姓林的系主任，在我们路过香港是，把杨振宁和高锟请出来在九龙请我们吃了一顿饭。由于1989年的那个风波，以后的事就不说了。后来我从报上看到李先生在北美发现了一个说明郑和是发现美洲大陆的先驱者的证据，才知道他痴迷的钻进了历史考古的领域。一个人一辈子能有一个重大发现就足够了，李兆良先生的这个重大发现，足以使他在中外历史界留名垂史，我想足矣。